“安全两难”与区域合作:中日韩三国的战略选择

　　未来一二十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有一 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为此,我们需要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需要继续加强睦邻 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日本、韩国与中国一衣带水,三国彼此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历史恩 怨,但又相互依存,彼此需要。能否顺利推进政治与经济的区域合作,将直接决定三国乃至整个东 亚地区的经济繁荣和政治与安全稳定。因此,我们需要努力寻找和扩大三国共同的战略利益交汇点 ,推进区域合作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本文将从安全两难这一概念出发,对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政 治经济关系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带动三个国家走出安全困境的最佳方案。　　一、“安 全两难”的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国际紧张生成机理的最著名概念,大概是“安全两难”(securityde limma)。按照这个概念的提出者约翰·赫兹(John Herz)的界定,凡在国家间“共处但未结成较高的统一”的场合,或者说在缺乏“可以对它们施 加行为标准、并且由此保护它们彼此免遭对方攻击的较高权威”的场合,总是存在着下面这样的安 全两难问题:每个国家始终担心被对方侵害,因而为求得安全势必多多益善地追求实力和权势,而 这又会使对方感到不安全,从而也多多益善地追求实力和权势以防不测,结果就进一步加剧了原本 的安全担忧。这样一种作用和反作用恶性循环,源于国际无政府(亦无有效的共同行为标准)状态 中国家间必有的互相猜疑和互相惧怕,其中包含着敌意和紧张滋生的逻辑必然性,并且在没有制约 因素的情况下显然难免步步升级为对抗和冲突〔1〕。虽然这一概念有其不容忽视的简单化和片面 性弊病,但它的确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态,因此不失为考察相关国际政治局势时很有价值的一项 理论参照。　　二、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安全两难”当今世界,东亚无疑是安全两难局面显现得最 广泛、最突出的一个区域。在这其中,意义特别广泛和深远的又当数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安全两难, 尽管这种相互疑惧由于同时存在的彼此协调甚至局部合作因素而以多少是“缓解了的”而非“激烈 的”方式存在。在三个国家之间,由于中国和日本同属于大国,因此两国之间的安全两难表现得尤 为突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中日安全两难问题的解决,将决定中日韩三国关系发展的前景。中日韩三国之间相互疑惧心理的产生,原因极为复杂。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1对历史问题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三国之间(尤其是中日、日韩)相互信任的缺失。在中日韩三国关系中 ,历史问题无疑是最主要的障碍之一。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带动下,中日 关系曾有过一段“蜜月期”,两国在贸易、金融、经济合作等方面有很大发展,政治合作也取得不 小进展。但是,近年来,随着日本右翼思想的抬头和新保守主义势力的上升,尤其是首相小泉四次 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中国和韩国的严重不满,并增加了两国对日本的安全疑惧。而日本官方和舆 论则认为,中韩两国尤其是中国领导人故意将历史问题扩大化、严重化,以此凝聚民心和舒缓国内 政治压力。政治领导人的行为导向,加上舆论的煽情式宣传,中日两国、日韩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 信任感在最近这些年急剧下降,《中国青年报》和日本《朝日新闻》以及美国盖普洛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证实了这种情况。2中国的迅速崛起加剧了日本对中国的安全疑惧。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日本的经济 状况良好,在看待其亚洲邻国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时难免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但是,中国从70 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后,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尤其是进入 90 年代以后,中国经济驶上了高速增长的“快车道”,成为全世界仅有的几个年均经济增长率在 8%以上的国家。反观日本,在整个90年代,经济持续低迷,全面滑坡。10 年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 3%,有好几个年头还是负增长。日本国内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国民中普遍有一种“挫折感”或“ 闭塞感”。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的GDP可望在2005年超过法国,2050年成为世界 第二经济大国。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还是第一次面对这么一个国力迅速上升,咄咄逼人的中国, 朝野上下普遍对中国的崛起有一种不安感和警戒感。很多人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以后会不会对日本来 一个“秋后算账”,甚至将日本贬为中国的附庸。于是,“中国威胁论”便在日本应运而生,经久不衰。例如,2003年小泉首相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提交了一份政策报告———《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 》,该报告就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从中长期看可能对日本构成 严重威胁”,中国军队“将成为东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在经济领域,该报告认为,日本是“最 直接受到中国发展影响的国家”,曾带来日本高速增长的诸条件已经由于中国的竞争等因素而丧失〔2〕。3美国的东亚政策制约了中日韩三国之间安全两难问题的解决。理解中日韩三国的关系变化,不得不特 别强调美国的影响。维持东亚地区目前的均势格局,尤其是抑制中国的崛起和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 ,符合美国谋求政治超强地位和世界霸权的国家利益。从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强化趋势看,都与 此有关,或者说,都受到对中国的安全疑惧的影响。例如,兰德公司最近发表的一项长篇论著—— —《解释中国的大战略: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很有代表性。它提出两组原因来论说一个真正强大 起来的中国很可能采取咄咄逼人的强权态势。第一组原因与中国本身的历史经历有关,它们包括: 中国对于自己昔日辉煌伟大的历史记忆和重获先前显赫荣光的复兴渴求;中国雪洗鸦片战争后百年 民族耻辱的强烈意愿;中国再创传统的“华夏中心世界秩序”的支配欲望等等。至于第二组原因, 则主要在于国际政治中的安全疑惧法则和决定强国兴衰、驱动霸权争夺的“权势转移”机理,即( 1)“世界政治中的正常竞争迫使每个国家不断追求增长国力国势以保持安全”;(2)“新兴强 国在力争重构现存国际体系以更好地支持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要求的同时,往往采取咄咄逼人的政治 态势”〔1〕。正是由于美国将中国作为它的“假想敌”,并由此而加强美日、美韩军事合作,从 而强化了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安全两难。随着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正式启动和《周边事态法》、 《反恐特别措施法》等一系列法案的出台,未来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影响渐趋突出。日美联手干 预台海局势的危险性也有上升的趋势。这就使得中日彼此间对对方的意图和未来走向持警戒态度, 一方面,日美强化安全同盟的举措显然会加剧中国的被威胁感,并因此为准备招架外部可能发动的 任何战争而加速积累力量;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可能对日本在东亚的地位造成的冲击 的敏感反应,又会以“中国威胁论”的形式得到加强,从而进一步联合美国强化针对中国的防范措 施并将中国视作头号防范目标。　　三、“安全两难”的解决:从易到难加强区域合作　　必须承认,安全两难问题已经逐渐演化为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并成为制约三国政治与经济合作的主要瓶颈。比如,19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一直存在着“政冷经热”的现象,而目前,“政冷”已经开始对“经热”产生影响 ,其主要表现,一是两国官方之间的,或有官方介入的经济合作开始逐渐减少。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从2000 年度的 2144 亿日元,被大幅削减到2003年度的 967 亿日元,3 年里削减了 55%之多。在1999年至2002年度,中国连续4年是日元贷款最大对象国,而在 2003 年度降到了第三位,位列印度和印尼之后。二是中日双边贸易增速减缓,在2002 年和 2003 年,中国对外贸易分别增长达21 8%和 37 1%,而对日贸易仅分别增长16 2%和 31 1%,从而导致中日贸易在中国整个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呈下降之势〔3〕。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中 国,还是日本与韩国,显然都已经意识到了安全两难问题的严重性。如何突破这一瓶颈,成为摆在 三国领导人面前的最大挑战。从目前的情况看,三国领导人都正努力探索在不损害本国根本利益的 前提下,如何找到一种有助于缓和彼此之间紧张关系的可能方案。由于三国在国家利益方面的较大 分歧,合作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博弈过程,尤其是当加入美国这一因素之后,情况就会显得 更为复杂。尽管如此,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以及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一致性目标诉 求,必定要求三国的合作必须进行下去。如何找到一条最佳的合作途径,于是成了摆在三国领导人 和学术界面前的重要任务。从当前学术界的讨论重点以及三国政府的选择趋势看,循序渐进、由易 到难地加强政治与经济的区域合作,并最终建成由中日韩所主导的“东亚共同体”,可能成为三个国家走出安全困境的最佳方案。虽然合作的具体思路还不清晰,但大致看来,有两点值得关注:1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三国将努力谋求一种多边主义的合作之路。所谓多边主义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国 家之间发生联系的方式。约翰·罗杰将它定义为“依据普遍行为的原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 的制度形式”〔4〕。作为一种着眼于发展国家行为体之间良性互动的社会性安排,协调与合作是 多边主义的基本特征。多边主义有助于中日韩三国化解相互间的矛盾和分歧,从根本上摆脱彼此间 的安全困境,创设广泛的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2003年10月7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 印尼巴厘岛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签署《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 ,这可以看作是三国谋求多边主义合作之路的重要转折点。三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日韩推进三方 合作已经具备了坚实的基础,拓展和深化三方合作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三国间双边关系的稳定发 展,而且有利于实现整个东亚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从合作形式上,《宣言》强调:三国将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平等互利、谋求共赢的基础上,在诸多领域加强广泛的、面向未来的合作;三方合作是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