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是解释《诗经》的,有大序、小序之分。排列在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为小序,在首 篇《关雎》的“小序”之后,有大段文字概论全经的,是为大序。《毛诗序》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 的地位很重要,但有关《毛诗序》的一些问题却一直争讼纷纭,没有定论。20世纪早期,很多学 者都著文发表自己的看法。郑振铎关于《毛诗序》的研究,主要见于《读〈诗序〉》、《关于诗经 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两文及《文学大纲》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两著中“诗经与楚辞”章。其 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开创了新的研究思路,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梳理总评其研究是很有 必要的。一、对历代《诗经》注疏,尤其是《毛诗序》的批判《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自 汉代以来被奉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因而历代注疏极为繁复,增加了《诗经》研究的难度。郑振 铎在《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一文中,汇总了历代注疏200余本,可谓搜罗齐备。他于 每本书后注明作者和版本,重要书籍后还附有简略说明。他将此类书籍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关于 《诗经》的注释及见解的书,第二类是关于《诗经》的音韵名物的研究及异文的校勘的,第三类是 关于《诗经》书籍的辑佚的,第四类是附录”。<1>(p.24)并按时间顺序分朝代对之进行 梳理。在各朝代汇总之后,还简要总结了各朝代《诗经》注疏的总倾向。例如,他在汇总了宋人关 于《诗经》的著作之后,指出宋人“大倡废序说诗之论”,虽有少数人拥护《诗序》,但其声势终 敌不过废序派。郑振铎所做的此项工作是有重要意义的。文献的钩沉与整理是研究的基础工作。郑 振铎对历代《诗经》注疏的整理和介绍,无疑为《诗经》的研究者提供了向导。《诗经》的历代注 疏均是辗转相非的。在《读〈诗序〉》一文中,郑振铎集中梳理了历代《诗经》注疏之间的非难和 驳诘,他指出毛公、郑玄的毛诗传笺与朱熹的《诗集传》是辩论的焦点。其总的脉络是:汉代,毛 诗专行;唐宋以至元明是毛诗的反动,而朱熹的《诗集传》逐渐确立地位,并最终被用为取士的标 准,成为说诗者之正宗;至清代,复古思潮席卷而来,多非难朱熹之说,而宗汉儒之诗。于此总线 之外虽有旁枝逆流,但均影响不大。对聚讼纷纭的各家之说,郑振铎基本持否定、批判态度。他认 为虽偶有几家之说能自抒见解,但终有所弊。因此,诸家之言均是“曲解巧说”,都是掩盖了《诗 经》的真面目的。他主张将“这一切压盖在《诗经》上面的重重叠叠的注疏、集传的瓦砾”,<1 >(p.6)通通扫除。而在众多“曲解巧说”中,郑振铎认为《毛诗序》应该最先扫除。首先, 《毛诗序》处于中心地位。理由有三:一是齐鲁韩三家诗的势力远不如毛诗;二是朱熹的《诗集传 》虽是《毛诗序》的反动,但“除了朱熹认《国风》的‘风’字应作‘风谣’解,认《郑风》是淫 诗,与《诗序》大相违背外,其余的许多见解,仍然都是被《诗序》所范围,而不能脱身跳出”; <1>(p.6)三是其余《诗经》的注家,无独特的见解,只是“拥护或反对《毛诗序》的”。 因此,扫除了《毛诗序》,其他“曲解巧说”均不攻自破。其次,《毛诗序》的“
美刺”说开我国 文学附会解释之风气,影响深远。例如,白居易的《新乐府》,每篇各有序,便是受其影响。为矫 正这种错误的观念,也必须打翻《毛诗序》。郑振铎还论述了《毛诗序》于《诗经》的害处。他认 为《毛诗序》的释诗,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附会的,是与诗意不通的,因而严重歪曲了《诗经》的本 意,使《诗经》不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成了一部艰深的讽谏之书。加之后人,“不知抬头看诗文 ,只知就序求诗意”,如此以讹传讹,《诗经》的蒙蔽愈深。为了增强其打倒《毛诗序》主张的说 服力,郑振铎进一步论述了《毛诗序》自身的矛盾。他通过反复对比几组意思与词句极相同的诗, 而其所美所刺却很相矛盾,指出诗序的“美刺”是没有一定的标准的,是自相矛盾的。例如,他比 较了《周南·关雎》、《陈风·月出》、《陈风·泽陂》三首诗,指出这三首诗均是抒写男女思慕 之情的。然而,《毛诗序》对这三首诗的解释,却大相径庭,美刺各异。“《关雎》是美‘后妃之 德’……《月出》却是‘刺好色’……《泽陂》却是‘刺时’”。<1>(p.14)郑振铎指出 ,《诗序》之“美刺”既是自相矛盾的,那其本身也就立不住脚了。朱东润、罗根泽等学者论及《 毛诗序》,也基本持质疑态度,但尚能客观分析。但郑振铎却完全否定《诗经》的历代注疏,主张 彻底打倒《毛诗序》,而无视其可取之处,并表明是对《毛诗序》下攻击令,则有欠公允,且着上 了“批判旧文学”的功利色彩,欠缺学术应有的冷静。其实《毛诗序》的“美刺”说在一定程度上 启示着后世文人运用诗歌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毛诗序》还提出了影响深 远的抒情言志说,第一次把“情”与“志”联系起来论述,从理论上确立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抒情 言志的表现传统,其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二、对《毛诗序》作者的考证关于《毛诗序》的作者,历 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世纪初,廖平写了《论〈诗序〉》,此问题遂又成为反复论争之焦点 。郑振铎在《读〈诗序〉》一文中也探讨了这一问题。他认定《诗序》最可能的作者是卫宏,即便 “不是卫宏,而其作者也决不会在毛公、卫宏以前”,而“是后汉的产物”。<1>(p.20) 郑振铎分五步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第一,证《诗序》决非出于秦以前。郑樵曾说:“据六亡诗,明 言有其义而亡其辞,何得是秦以前人语?《裳裳者华》‘古之仕者世禄’,则知非三代之语”。< 1>(p.20)第二,举《诗序》与毛公《故训传》不合之处,推出《诗序》定出于毛公《故训 传》之后,因为如果序出于毛公前,或为毛公亲作,或润色,都不应与传有诗意矛盾的地方。第三 ,郑振铎又证《诗序》之出,是在《左传》、《国语》诸书流行之后。为《诗序》辩护者,常举《 诗序》与《左传》诸书相合之处,以证《诗序》出于《左传》之前。而郑振铎认为,“如《诗序》 出在诸书以前,则不应诸书所言者,序亦言之,诸书所不言者,序即缺之”,<1>(p.20) 那么,《诗序》与《左传》诸书相合的地方,正说明了《诗序》剽窃了诸书的论说,而必出于他们 之后。第四,证明《诗序》出于刘歆之后。因“‘刘歆三统历妄谓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致误卫宏言 文王受命作周也’。文王受命之说,不见他书。作《诗序》者如不生于刘歆之后,便无从引用此说 ”。<1>(p.21)第五,叶梦得曾说:“汉世文章,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共公 远君子,近小人之说。盖魏后于汉,宏之《诗序》,至此始行”。<1>(p.21)郑振铎引其 语证《诗序》必出于后汉。而后郑振铎又进一步分析了汉儒传经之死守经师,不看经文,多方假托 之特色,指出诗序之乱诗恰与其同,更断定《诗序》是后汉的产物。笔者认为,郑振铎采用文献考 证法论证己说,虽似证据确凿,但文献的收集难免疏漏。例如,叶梦得认定“汉世文章,未有引《 诗序》者”,非阅尽汉世文章才能下此断语,而他是否做到这一点已不得而知。就算叶梦得阅尽了 现存的汉世文章,但某些汉世文章未能流传于后世也是有可能的。总之,叶梦得收集文献毫无遗漏 几乎不可能。郑振铎却信之不疑,这欠缺学术的严谨。因此,仅据上述五点,难以说明郑振铎的观 点就是正确的。但此观点影响深远。1930年顾颉刚作《〈毛诗序〉之背景与旨趣》,与其说相 类,认定是卫宏所作。几位批评史的奠基者的观点也基本同与郑振铎,罗根泽更明确标明是卫宏《 毛诗序》。20世纪,亦有子夏说和毛公说较有影响。但罗宗强在《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 回顾》一文中指出,这几说都“存在难以说通之处,如无新材料的发现,一时恐难成立”。罗宗强 认为:“《诗》之用与《诗》之承传,离不开序,《序》之作,当始于其用与承传之时,然中间容 或有变异。最早之《序》究为何种之面貌,已不得而知。今所见之《序》,非一人一时之作,似于 理可通。因此不论今所见之《序》定于何人之手,《序》中包含有秦前材料,可能是一个应该重视 的问题”。<2>到目前为止,《毛诗序》的作者究为何人,依然是未解的悬案。三、《诗经》编 排分类新说关于风、雅、颂、赋、比、兴的辨析,也是一个争讼纷纭的问题。有称之为“六诗”的 ,也有称之为“六义”的。对“六诗”和“六义”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认为“六诗”皆体的 ,也有认为“六诗”皆用的。其中,以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的解释较有代表性。他认为风、雅 、颂是诗的不同体制,赋、比、兴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郑振铎依孔颖达的观点,认为风、雅、颂 为诗之体,而赋、比、兴为诗之用,属于修辞学的范围。但郭绍虞的观点与之相异,认为“六诗” 皆体,风、雅、颂和赋、比、兴的差别,只在于合乐不合乐。郑振铎对赋、比、兴没有展开论述, 而详尽探讨了《诗经》风、雅、颂的有关问题。关于风、雅、颂三体之别及意义,主要有《诗序》 说、朱熹说、郑樵说。郑振铎逐一批判了这三种观点。郑振铎认为《诗序》对风、雅、颂的解释模 糊不明确,意思相同的情诗却归类各异,解释各异。朱熹将风、雅、颂分为两类,以风为“里巷歌 谣之作”,雅颂并作一类,为“朝廷郊庙之歌”,虽较为明白,但也有很多矛盾之处。郑振铎比较 了《小雅·白华》与《卫风·伯兮》,指出二者“同是挚切之至的怀人之作”,而朱将前者归入“ 庙堂郊祠之歌”,后者归入“里巷歌谣”。郑樵从音乐的角度分别风、雅、颂,认为这三者为风土 之音、朝廷之音、侑祭之乐的区别。郑振铎肯定其较前已前进了一步,但仍是牵强附会的。他认为 《诗经》中的诗不可能都是入乐可歌的,几个无名诗人的作品,如抒写时政的衰坏及描写羊牛与牧 人的情境的作品,均是随感而发,决非依谱而歌。郑振铎分析了今本《诗经》的次序,认为风、雅、颂之分已极为混乱。风、雅之中有许多同类诗,而雅、颂之中也有许多诗无大的区别,风、雅、颂三者并非截然相异。据此他认为《诗经》必为汉儒窜乱了次序,才至于如此纷乱无序。虽然,编定《诗经》者的风、雅、颂之别有严密的标准,但其原意已不得而知。据已被窜乱的今本《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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