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无望村的馆主》的修改与主题演变

“我不喜欢我的家乡 ,可是怀念着那广大的原野。”对中原荒野充满忧患的怀念 ,使得师陀创作了一系列以中原的乡村小镇为题材的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 ,就创作特色而论 ,如果说《里门拾记》、《落日光》是描绘诡异凄厉的人生百态 ,《果园城记》是在审美层面清新忧郁的“阿左林风” ,那么《无望村的馆主》① 的特色就在于作者以理性的目光透视这中原大地的崩溃衰败。这种透视 ,是通过对一个家族衰败故事的描写来实现的。小说主人公陈世德在他出生的时候 ,在作者看来 ,已经注定了败落的命运。首先是这个家族历经三代而来的充分积累———祖父的勤俭和父亲的威名 ,充裕的经济条件与跋扈的家庭作风 ,使他从不知道克制和怜悯。其次是不幸的生理遗传。母亲心理个性是狂乱的 ,这一点遗传给了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家庭什么事都被蒙蔽着 ,被奴仆的奉承“包围”着 ,失去了任何反省的机会。这些命运基因对他以后的人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成年后的陈世德 ,由于他的骄纵和周围女子的谄媚 ,成了远近闻名的“猎艳能手”。然而在梦喜庄看戏的晚上 ,他怂恿满天飞去强奸的那个女人正是自己的未婚妻。妻子被强奸有一部分命运的偶然 ,但其中也与必然的因素 ,因为是他唆使满天飞去做的 ,但更为主要的是 ,如何处理这一事情 ,更能体现出命运的必然。一般情况下除了原谅妻子 ,还应该痛加自责 ,但宝善堂出身的陈世德就不可能这样做了。他从来没有过怜悯 ,只有自己欲望的扩张 ,他不可能替无辜的妻子打算 ,他痛心疾首感到的是自己沁入骨髓的羞耻。这种羞耻感的强烈程度所表现出的心理个性是与他母亲的狂乱气质一脉相承的。他残忍地杀害了满天飞 ,狂暴地驱逐了妻子 ,紧接着就是他和仆人胡大海的进城 ,以母亲一生的积蓄去供养一个戏班子的挥霍 ,以所获得的恭维来补偿羞耻感。无法忍受的羞耻与喜欢被恭维的心理成为他命运下滑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另一重大推动力 ,来自他周围的人 ,他的仆人、他的戏班子。这些人表面做足阿的功夫 ,暗地里拼命地捞取 ,在无所捞取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就无须用欺骗来掩饰 ,而是直接的抛弃以至破坏。这种力量实际上与鲁迅在对国民性的开掘中所提出的“包围”命题 ,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的区别 ,不过在于他们所包围的 ,不是精力充沛、事业心极强的“猛人” ,而是一个一出世就给包围住的纨绔子弟。在欺骗他的人当中 ,一个重要人物是胡大海。胡大海这一人物的塑造 ,是在命运意义上与陈世德相对照的人物。这个人虽沉潜在社会底层 ,却因而有了对事情洞若观火、了然于胸的便利。但这个人没有学会高尚 ,只有卑鄙 ,他的所有聪明都用在了如何搜刮钱财上 ,就是这个人后来成了宝善堂财产的拥有者 ,而陈世德则沦为徘徊在宝善堂周围的乞丐。在无耻地吞噬掉陈世德财产以后 ,胡大海和那些戏子们下一步对陈世德的态度 ,就是无情地抛弃。陈世德是早晨在一个柴草屋里醒来时 ,发现他们干干净净一个不剩地不辞而别的。《无望村的馆主》这部小说当时连载于 1939年柯灵主编的《正言报》副刊上 ,194 1年 3月 6日修正后 ,以他兄弟“季孟”的名字 ,交由开明书店于同年 7月出版。 194 6年再版。在近四十年后 ,1983年 7月这本小说作为“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从书”之一由福建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而这时 ,正是师陀重新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的时候。此时在大陆产生广泛影响的夏志清的著作《现代中国小说史》 ,将师陀与张爱玲、钱钟书并置 ,列为专节讲述 ,并从讽刺艺术角度来评价他的小说创作 ,尤其肯定《结婚》的讽刺成就。 1981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上 ,唐的会议论文《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② 以很大的篇幅谈论师陀 ,与夏志清的从讽刺艺术角度评价师陀不同 ,唐是从“俄罗斯文学传统”来论述他的小说成就 ,这丰富了对师陀小说的认识 ,也突破了以往僵化的政治标准。他由此认为 ,“最能体现师陀个人风格的 ,不是《结婚》 ,而是他用‘季孟’笔名发表的中篇《无望村的馆主》和后来收在《果园城记》里的一些介乎短篇和速写之间的作品。”这种风格具体说来就是 :在不带感情的叙述里 ,却透出了深深的感情。对此 ,唐还以小说中“百合花”在陈世德来看望时“低下头去玩弄被窝”的细节来加以说明。关于夏志清对他的评价 ,师陀也是知道的 ,在致刘增杰的信中 ,他屡次提到了这一点 ③ 。但在这种研究氛围中 ,关于《无望村的馆主》这部小说的内容 ,师陀在致刘增杰的创作自述中说 ,是“写直隶省顺德府附近一个县份的恶霸地主的儿子 ,专门奸淫穷苦人家妻女。”从这里可以看出 ,小说主题有了明显的演变 :由对家族衰败的反思转到对地主的憎恨。这一演变 ,不止于创作自述的简单说明 ,也是精心落实到了文本的修改当中。对照 194 6年版 ,(以下简称开明本 )与 1983年版 (以下简称福建本 ) ,分析其变化的部分 ,可以清晰地揭示这一主题的重塑过程 ,从中我们也许可以更为深入地看到作家当时的内心世界。首先是叙述者角色和功能的变化。“开明本”中的“我”只是一个赶回家过年的青年 ,听过关于无望村种种荒诞不经的传说。“我”只是一个旁观的叙述者。而在“福建本”中的“我”却成了其中的一个角色 ,参与故事的发展。在这里 ,“我”是具有一定的思想觉悟 ,“我”的父亲是思想开通的私塾先生 ,“我”在北京求学时如饥似渴地吸收新思想 ,大学毕业因为爱国拒绝做官的聘请 ,应聘到顺德府中学做教书先生。饶有意味的是作为“我”的父亲思想开通表现之一是“他赞成古文八大家 ,说是可以增加人的知识 ,帮助了解历代兴亡盛衰”。如果我们联系到作者当年京派一员的事实 ,可以发现这是很有深意的一笔修改。上世纪 30年代由周作人所倡导的京派文学风气 ,是欣赏六朝文 ,痛恨韩愈为渊源的古文的。这暗示 ,修改本与原版在思想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经过这样一番修改 ,“我”已经接近革命青年了。这对于主题的变更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经过“我”的视角 ,很自然地去看到地主本身腐朽堕落的一面 ,有了叙述“憎恶地主”的方便。这个“我”在冰天雪地里赶回家 ,在修改本里增加了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有一个人等着我呢” ,读到结尾 ,我们知道 ,等“我”的这个人竟是百合花 ,是陈世德抛弃的妻子。而“我”为什么与她完婚 ?这又涉及到百合花形象的改变。在“开明本”中 ,百合花的命运与她名字的寓意是一致的。“百合花”隐喻这个女人的相貌的单薄与命运的不幸。她长得美 ,就像一株沉静的亭亭玉立的百合 ,脸蛋是瘦长的、洁白的 ,像花瓣一样 ,一双长眉 ,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 ,但就是缺乏与富贵离不开的丰满。她面相的单薄正预示她的薄命。但这个百合花又是具有某些坚韧特征的女性。她在出嫁前就听过关于陈世德的张狂劣迹 ,但同时却有一个很强烈拯救这个人的幻想 ,她想以她的正直整顿宝善堂的家风 ,以她的美丽和情感降伏住他的丈夫。在遭遇被强奸 ,接着被遣回家的厄运后 ,她抑郁一生 ,当陈世德来看她的时候 ,她十分的憔悴疲弱 :她的残败的布满着皱纹的脸蛋是灰黄色 ,嘴唇微微张着 ,仿佛她正在竭尽微弱的力量呼吸空气 ;她的眼睛看起来比先前更大 ,它们像垂熄的灯火 ,显示着它们对于将来已经不抱什么希望 ,它们对于生活业已深深疲倦 ;在上面 ,她的蓬松的头———倘是平常 ,她要大大害羞的 ,现在已经没有值得使她顾忌 ,并且使她无心梳理的了。乡村环境的逼迫压抑、父母的伤心愤怒、个人希望的破灭 ,使这个善良的 ,有着一定抗争精神的女性匍匐在生的黯淡的光晕中 ,一息恹恹地度着她的余生。她是令人同情的 ,她的身上凝聚了社会的、家庭的、女性的诸多内涵 ,是一个个性饱满的女性。她受着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 ,唯一的希望是将来陈世德能再来一趟 ,“愿意死后能埋葬在姓陈的地里”。这里我们不能说她懦弱 ,只能说这很真实。她是一个在那样的环境中已尽最大能力承担自己命运的女人 ,其中折射着中国传统女性在坚韧无望之后的悲怆与无奈。在“福建本”中 ,作者重新塑造了“百合花” ,使之与“开明本”中的“百合花”判若两人 ,把她改得接近革命女青年。新的“百合花”不是衰弱无望的 ,而是她母亲一再想絮叨的“如花似玉”“天仙织女” ,她气势逼人 ,陈世德在她面前只是“哼哼唧唧” ,她自己起草休书 ,主动断绝与陈世德的一切关系。而正是她自立休书的勇气和精神 ,赢得了“我”的爱 ,决定与她结婚。婚后 ,在“我”的影响下 ,百合花看新报纸新书刊 ,准备学好新知识 ,“到外面做事”。对这一改动 ,作者说 ,“由于我是憎恨一切地主的 ,百合花———最后讲三从四德 ,要埋进陈家的老坟 ,就冲淡了读者对陈世德 (地主的一种代表人物 )的憎恶。”但对此 ,唐却有不同的看法 ,这在下面将有所论说。关于主人公陈世德 ,当然是修改的重点。“开明本”中的陈世德 ,在写他的种种暴行之后 ,在第十一章以整整一章的篇幅 ,以抒情的笔触 ,来写走到人生尽头的陈世德对过往一切的初步的回思惊觉。相对于陈世德的可憎 ,作者更着力于揭示造成他命运悲剧的社会的力量。在这里我们感到陈世德也有令人同情的成分 ,他本人也是这一悲剧力量的承担者。这大大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也增强了感染力量。但在“福建本”中 ,陈世德就完全是阶级视野中的地主 ,作者集中笔力写陈世德的残暴腐朽与堕落。对于这一章 ,一个骄纵狂热的地主在穷途末路之际开始渴望安静、回味人生的柔软笔触 ,作了删除与重写。“开明本”中有这样一段 :陈世德渐渐离开村庄 :太阳正从他前面落下去 ;旷野是广大、平静、壮丽 ,充满着苦涩的草和庄稼的香气……最后他走进什么人家的坟园 ,一个真正的静寂地方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 ,旷野看起来比先前更加广大 ,比先前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