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当代作家叶兆言的中篇小说《追月楼》<1>与半个多世纪前的长篇小说《家》<2>联系起 来非常容易:两者都描绘了一幅旧式大家庭即将崩溃的图景,这个家庭表面兴旺,实则内部已经开 始腐烂。然而由于两位作家的身份、经历的不同,尤其是生活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的差异——— 从创作年代上看,这两位作家可以说是分属“祖、孙”两代———使这两部作品无论精神实质还是 表现手法上都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小说是写人的艺术,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两部小说对人物的 处理方式进行初步的探讨。《追月楼》中有三个人物与《家》中的觉慧、觉新、高老太爷一一对应 ,他们分别是仲祥、伯祺和丁老先生———这三对人物的出身、经历与性格特征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由于两位作家的创作目的与审美态度不同,因而对这几个人物的处理方式便完全不同,他们在 作品中的地位及命运变化也有了极大差异。一、《家》对三位主角的处理《家》是巴金用来批判封 建宗法专制制度的一件利器,于是他选取了作品中最富朝气的觉慧作为执行批判的代理人,用他的 视角对全书中的人物进行描述和品评,借他的思想独白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因而,这个 人物成为全书中着墨最多的人物,俨然是小说的中心。作者希望通过觉慧的思考给读者指出一条新 生活的道路,但由于作者自己在创作当时也处在人生的迷茫之中,因而作品中的觉慧虽然热情激进 ,却缺少实在感,缺少真正的生命力度,显得有些虚浮苍白。《家》另一个第三代代表觉新并不是 作者要褒扬的人物,但他的命运悲剧却是批判封建宗法专制的有力罪证,因而作者用在这个人物身 上的笔墨仅次于觉慧。而从艺术角度而言,这个人物则堪称是全书中最成功的人物———由于觉新 是以巴金刚刚辞世的大哥为生活原型的一个人物,他的身上凝聚着作者对自己最亲爱人的深切痛惜 ,对他的刻画涓滴无遗地流露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情感。最真实的往往也是最动人的———长房长 孙的觉新虽然令人有“怒其不争”的痛感,但却受到绝大多数读者及评论者的关注,成为这部作品 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至于《家》中第三个重要人物高老太爷,则是作品中“封建宗法制度”的具 象化。因此,这一人物开篇便处于不容争辩的被否定的地位,即他是一个先验的被批判的客体。为 此,在作品中作者极力将之塑造成一个可憎的、专制独裁的家庭暴君,一个代表整个封建阶级的罪 恶典型。为了突出这一形象的“恶”,达到批判封建宗法专制的目的,作者有意无意地回避对这一 人物性格复杂性的揭示,使之成为一个近乎于“类”的存在。在作品中,高老太爷出场的次数并不 多,而且大多是介绍他简单的行动,或以觉慧(作者)的眼光去评判他,仅仅寥寥几句的概括而已 。如年关敬神一节,几次提到“老太爷”,但只是这样一些句子:“老太爷一出现,全个堂屋立刻 肃静了”。“依旧是由老太爷开始向祖宗叩头。老太爷叩了头就进房去了。”“克明又进去请了老 太爷出来……他笑容满面地受了礼,便走进自己的屋里去了。”再如作品写到老太爷为了—23— 觉民逃婚而大发雷霆时,有一段议论:“他只知道他的命令应该遵守,他的面子应该顾全。至于别 人的幸福,他是不会顾到的。他只知道向觉新要人。他时常发脾气,骂了觉新,骂了克明;连周氏 也挨了他的骂”。这段评论显然是把高老太爷作为一个批判的靶子在进行抨击了,在句子中我们可 以看到觉慧式的愤慨,但更应该把它当作是作者对他所憎恨的封建制度的统治者的抨击。于是在这 样的描写中,“高老太爷”成为一个“类”的符号;并且在小说的大部分时候,他都处在这样的地 位。经过这样地人物塑造,《家》的确完成了政治批判的目的。然而,在这一批判目的完成的同时 ,高老太爷的形象却不免因而显得有些单一、扁平。虽然由于作者难以完全抛却与祖父的亲情,因 而在某些地方流露出对这个人物复杂的感情色彩,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矛盾性和立体性,但却 并未达到挖掘人物的应有深度,就一部巨著来说,这不免是一件憾事。二、《追月楼》对三个人物 的处理相比之下,《追月楼》对人物的设置要冷静客观得多。《追月楼》的创作目的是以历史的目 光去审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状态。由于作品不承担为当时读者指出生活道路 的社会责任,故而其中较少地掺杂作者本人的主观态度,显得更冷静,批判的范围也更广泛。作者 几乎是站在全知全能的角度,将作品中所有的人物笼罩在批判的目光之下,对他们进行冷静客观、 略带调侃的剖析。在这种“文化批判”的主旨之下,作者着重刻画的都是一些在乱世中心态矛盾的 知识分子形象,如丁家的大女婿、大学教授明轩,追求八姑娘婉的临时政府教育次长少荆等,并理 所当然地选择小说中最具历史深度和文化深度的丁老先生作为最主要的人物,亦即小说的“批判客 体”。小说中的主人公丁老先生的生平如下:“享年七十三岁,南京人,同治时生,光绪年间进士 ,参加过同盟会,殁于民国二十九年。”,他是汉人,但当过清人的小官,因脾气倔强曾被人参为 新党而避难日本,并因此娶了一个日本妾室。日本人占领南京后,他立志守节,不下“追月楼”一 步。最后因与追求自己女儿的“汉奸”、自己过去的学生少荆的冲突而气得大病一场,不久去世。 高老太爷虽也是科举出身,然而他身上所表现出的文化人的色彩,显然远远不及丁老先生。这是因 为叶兆言的创作主旨,正是要通过丁老先生的一言一行,来展露他的内心世界,从而分析中国传统 文化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深刻印迹,故此小说中着重强调了这一形象身上的文化色彩。丁老先生是一 个在个人生活与文化精神中都充满矛盾的人物。作为前清遗老,他信守礼义道德,并教导自己的子 孙力求为人身正,但他的道德宣言与他一夫多妻的行为显然构成了矛盾,甚至到了民国已经在法律 上废除一夫多妻制后,他依然娶了年纪比自己小了近50岁的少女小文。以至于他30岁孀居的女 儿有如下想法:“不知怎么的,婉一想到自己有一位可以做母亲的大姐婕,有一个比自己儿女还小 的妹妹妙,便有一种堵在胸口的滑稽之感。”这滑稽之感想必来自于70岁道貌岸然的丁老先生居 然仍然在“制造”儿女这一事实。中国文人,尤其是正直的中国文人,历来需要找到一个精神的立 足点,以支撑自己做为文人的自信与傲骨。丁老先生的立足点是“民族大义”。丁老先生在日军进 逼南京时抱定了与倭寇不共戴天的决心与信念,于是这个信念使他活得有生机、有目标、有价值感 。为了这个信念,在日军攻陷南京之际,丁老先生死守在家中不到德国人的中立区避难,以示“气 节”;在南京平静后,他又写感怀诗、记沦陷日记,使家人颇为惶恐。有这些爱国举动为前提,当 丁老先生觉得身体健朗大胜往年,而且居然重生了黑发时,“想来思去,”便得出结论:“终是养 浩然之气的结果”。然而少荆对他“以汉人之身却甘为满清官吏”这一事实的指斥却瓦解了他标榜 的“节”的根基,使他不得不正视到自己所谓“守节”的尴尬,于是丁老先生失去了精神的立足点 ,精神一蹶不振:“一头花发的光泽都没了……那眼珠子也失了神……再也不记日记。他成天懒懒 地坐在那,懒懒地晒太阳,懒懒地打瞌睡。……没有人知道丁老先生在想什么。他好像什么都不想 ,又好像什么都在想。”,并在不久便撒手人寰。丁老先生“气节”的尴尬不仅体现在基础的松动 上,而且也体现在“气节”的表现方式上。他只能以最为无力的方式“守”节,唯一自矜的“反抗 ”是写几首感怀诗、沦陷日记,至多是给自己当了汉奸的学生写一封绝交书。如果说对丁老先生应 该念其年纪不可奢求的话,那么他的次孙仲祥的作为便为之作了补充:仲祥本来对抗日表现出高涨 的热情,然而一旦在前往内地的途中被女友抛弃他便丧失了所有激情,回到原来自己鄙视的旧家庭 中,堕落为一个酒鬼和败家子,这充分显露出此类青年所谓精神信仰的盲从性、脆弱性及行动上的 孱弱。而这种面临强敌的“务虚”正是中国羸弱的根源。做为一家之长,丁老先生的尴尬与无奈还 表现在他力求“礼仪为上”的大家庭实际充满勾心斗角上:在作品中,他的妾室小文与长房刘氏、 刘氏与前妻遗下的几个儿女之间随时都在明争暗斗,事实上,丁老先生不过是活在欺骗甚至是自欺 的和平表面下。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丁老先生并不是一个在人格上特别值得指责的人物 ,甚至在许多方面,他身上还体现出难能可贵的正直与气节。作者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做为自己的批 判客体,显然其意并非要否定“丁老先生”这个单纯的个体,而是把批判矛头指向了积淀在丁老先 生头脑中的某些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如男权的专制、精神信仰的自欺、行为的务虚……作者的目的 是为了指出这些传统文化的弊端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而不是为了对丁老先生做个人道德的评判 。《追月楼》将最主要的笔墨都用于对丁老先生这一极为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性格的刻画上, 通过对他深层文化心理的无情揭示,展示左右中国历史进程的某些客观因素。作者在这些描写中并 未加入自己的主观分析,但抽丝剥茧展—33—露在读者面前的各种细节自然能令读者最终得到自 己的结论。至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则大都是对丁老先生文化形象的补充。如第三代的仲祥,虽然 在小说的开头部分与觉慧同样表露出“为国为民的激进”,然而作者将之刻画为世家子弟追求时髦 与刺激的一时热情,这种热情难以承受现实的艰辛与挫折,因而仲祥的结局与觉慧是截然不同的— ——觉慧终于逃离“家”,而仲祥则再次沉糜于追月楼,堕落为一个真正的纨绔子弟。可以说,仲 祥的堕落是丁老先生一类传统知识分子软弱的文化性格的延伸,对这个人物的刻划,表现出作者对 这一类青年子弟性格心理的深刻理解,也表露出作者作为一个历史旁观者对历史解剖的残酷。对丁 家长房长孙伯祺的表现,在小说中用笔更少。他的身上也体现着犹豫、妥协的矛盾,然而却不再具有觉新式典型的悲剧性──这当然是由于作者批判重点的转移———与觉新相比,这个人物更平庸,也更常人化。综上可见,由于两位作家批判重点的差异,对作品中人物的处理完全不同。他们都选择最适合表现自己小说主旨的主人公,来做为全文的结构中心。而在其它方面,如小说的创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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