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现代性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畴和研究范式在当代文化和 文学研究中被广泛运用。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而言,现代性无论是作为新的方法论还是新的 文学史认识论,对于更新旧的文学史观念,扩展其研究内涵和开拓新的研究方向都具有不可忽略的 价值。目前,现代性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还主要停留在理论介绍和方法性引导方面,一般 研究者对此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现代性理论本身所涉及的社会学、文化学和文化哲学等方面 的问题极其繁复多样,也妨碍了一般研究者对于其理论特征的把握。应该说,现代性理论与着眼于 政治、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命题具有重大差异。它不仅在概念上,更在历史观念和认识方式上有 别于中国文学研究者们惯常运用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首先,它不是一个政治命题而是文化命题。 现代性基于这样一种立场:从整个人类史来看,自古以来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是政治、经济的直接 联盟。这是一种物质性的联盟,其内在机制根源于秩序和利益的互渗———创造秩序以保障利益和 维护秩序以获取利益。文化本身不是创造性的,而是既定秩序或利益的附庸。现代性的目标即在于 打破这种直接联盟,使文化本身具有创造性。因此,启蒙运动使人获得了新的身份———知识身份 ,从而把历史中简单依附于政治和经济的被动的人变成了现代社会中依存于自身知识化觉悟或知识 身份的主动的人。人的知识化觉悟就是现代性觉悟,即文化自觉。文化从而依存于知识化的个人具 有了创造性。政治和经济的直接联盟被有效打破,文化的独立价值得以凸显。由于一切具有独立意 识和价值的立场都是人的知识化觉悟和社会知识化进程的结果,现代性立场从而也是真正的知识分 子立场或学术立场。其次,现代性赋予现代社会中人的知识化觉悟以文化意义,人的特殊的政治参 与和经济参与便具有了广义的知识参与的性质,这是现代社会生活理性化的前提。人的现代身份乃 是知识身份,人类求知的活动就是文化活动,求知的动力就是文化的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知识———文化,既作为一种内在驱动力使现代社会生活富于创造性,并外化为丰富多彩的知识形 态成就其历史化的存在。爵禄不是现代人安身立命的资本,知识化觉悟才是创造力的源泉,也是人 和社会根本利益之所系。文化,以人的知识化觉悟和社会的知识化进程为内涵,消除了直接依附于 物质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惰性,彰显其独立性和活力。守成不是现代文化的本质,创造或变动不 居才是现代文化的特征。它不再是一成不变或自生自灭的东西,而是现代社会中富于创造性的能量 和动力。第三,作为现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文学,也是现代文化惟一直接的话语现实或存在 方式,对其所应有的研究同样需要一种文化立场即现代性立场,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立场或知识分子 立场。现代社会中,文学如果是富于创造性的,它就不能只是某种附庸,而是人(文学家)的独立 意志的体现。现代文学表现现代文化,必然反映现代社会的知识化进程,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人( 文学家)知识化觉悟的结果或知识身份的表达,这便造就了它应有的学术内涵和品位。因此,将现 代性视野引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有利于对传统政治社会学方法论和文学史观进行全面改 造,有效地整合既有文学史观念。同时,作为文化命题,现代性理论和方法是对以往主要基于政治 目的的文12学和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反拨,必然带来一系列观念和方法论变革的连锁反映。这必能 激发众多研究者不断探索的兴趣,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的理论视野和学术生长点。就文化 本位的现代性视野看来,价值观不是一把绝对性的尺度,而是一种批判意识或理念的表达。吉登斯 认为,现代性作为一种“后传统”秩序,“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的特征,充斥在日常生 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1>(P3)必须把文化 反思性从简单依附于政治和经济的价值目标的传统文学史观中抽绎出来,消解绝对价值,赋予文学 和文化表达以相对性的意义,现代性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才能引向深入。反思性与审美 性相关联,赋予现代社会和文化以理性本位而非道德本位。文化,在现代性视野中既是创造性价值 ,文学的发展也必然与人的创造性目的相适应。创造性在它的起点常常呈现为破坏性,例如启蒙文 学和文化中的反传统倾向,但这却是现代社会中人的创造性价值观确立的标志。在现代社会中,创 造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赋予和社会性的需要,二者互为表里,通过人的知识化觉悟,由文化自觉达到 政治自觉,满足人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从而反思就是一种精神性的约束或文化约束,表现在现实中 是人的知识自律,表现在文学中则是审美自律。文学自始至终都是这种现代性起源和进程的镜子或 一般的表达方式。正如启蒙运动以来,人的创造意识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发展和深化的过程,文学 的表达也便成为表现或展示这一进程的晴雨表。创造性意识的个体化和社会文化秩序的内在化(在 此前提下,政治成为被决定的力量而不是决定性力量),在赋予文学以相对独立性的同时,更以反 思性构成一种新的文化约束力(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政治约束力或道德约束力),突显出文化(文学 )的独特价值。在反思的意义上,现代性是一种和谐的诉求,却常常又是一种断裂的展示。这在于 现代社会在不断推动人的知识化觉悟和充分发展人的创造力的同时,总是不断地以破坏既有秩序为 代价。在文学中,这种破坏———断裂———创造更迭复演的景观更是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气象 。这是我们惯常面对现代性文学时的尴尬,于是被迫把对现代性文学的批判转向对现代性社会和文 化的批判。这样,犹如破坏建构创造者的理念,批判建构审美者的理念,共同在反思性的意义上建 构起文化多元化的理念。正是文化多元化造就了现代社会的整体理性秩序,文学仍是这种整体理性 秩序的晴雨表。在这种整体秩序中,文学者的目的与知识者的目的既相交会又面临分化;行为者和 审美者既相亲和又相排斥。今天看来,文学这张晴雨表越来越趋向于演示当下,却不愿正视历史和 面对未来。但批评者常以历史为武器,把现代性的视野引向既有的经验领域。犹如文化总是包含具 沉积性的精神品质,现代性批判总是致力于揭示,撕破当下现象的假面,将其拉回到历史中追问或 者审视。因此,可以预知的是,惟有现代性视野才有可能带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突破,同时 ,惟有不是把西方的现代性理论作为一般方法论简单照搬,而是深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 体验性地阅读、认知和理解,才能真正把握和理清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土现代性脉理。正如有的 研究者所说:“‘现代性’这个概念可以提供从整体上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框架,它使历 史变异和承继关系显示出更为复杂的结构。”<2>二 20世纪中国文学本土现代性研究的基本 思路三个范畴或主要阶段:(一)启蒙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身份的获得以“五四”新 文化运动为起点。“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诉求集中在三个方面:1.现代性的政治诉求。由于中国 历史的特殊形势和特定环境,中国知识分子是负载着历史赋予的政治宿命和现代社会赋予的文化使 命之双重命运感迈入现代社会门槛的。在“宿命”的意义上,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紧迫的课题无疑 是救亡的任务,这在单纯的政治层面(政权观念上)被理解为革命。作为现代性命题的政治革命有 别于历史之处在于其理论的科学化和手段的直接性。科学化的政治革命也是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 的现代性政治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苏联的实践无可争议地成为范本。这极大地激发了中国 知识分子的新的政治热情。近百年的压制与反抗、忍耐与抗争倾刻间找到了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 千百年大同社会的理想将要成为现实。因此,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历史宿命的现代承担既是传统 意义上的道义承担,又是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政治承担。就文学而言,革命这一古老的命题被赋予现 代性的含义,全在于其诉诸文学表达的方式和特征———政治现代性意义上的启蒙文学在表达知识 分子的革命意志和理想时,追逐的正是其终极性的目标:社会大同的想象。个人利益化甚至单纯民 族化的目标都在较大程度上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这既是理想化的表达,也是其群体创造性意志的展 示。加之其实践效果的激发,政治现代性的文学叙事最终敷衍出一场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学盛宴 。2.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在“使命”的意义上,这主要体现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文化救国理想, 即抛开政治革命的古老命题,追逐以西方为理想目标的世界各民族社会现代化的足迹,通过对历史 的改造和现实的改良,实现政治文化重建,“再造文明”。以胡适的理论和实践为代表,自由主义 被理解为一种政治文化,而不是传统政权观念下的利益化的政治。作为政治文化,自由主义是一种 生活方式或行为习惯。胡适认为,现代政治文化的核心是科学和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两个内 涵,文化科学化是政治民主化的社会土壤,政治民主化则是文化科学化的制度保障。就其实践要求 而言,主要是以人的知识化觉悟为基础,以造就新的知识化社会为目的,培养和增进人们普遍的科 学意识和政治参与的自觉性,使社会生活理性化、秩序化、规范化。其中,具有特定文化身份的知 识分子的文化引导作用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依循实验主义的思维逻辑,文学的作用被理解为以 话语转型促进思想转型和实现政治转型的“文化工具”。3.现代性的文学诉求。如果说启蒙运动 中文学追随政治和文化的现代性目标展现了其外部规律性的建构,那么,启蒙文学的内部规律性建 构则表现为一种更深入的主体性22自觉,这就是以个性主义和个人化为内涵的文学诉求。启蒙浪 漫主义是现代性文学诉求的起点,“自我表现”意义上的情感表达和思想表达是浪漫主义首创并不断被深化的现代性文学命题。在此基础上,文学的政治依附性和文化依附性(在“文化工具”的意义上)被不断剥离,其工具理性渐次消隐,审美理性得以凸显。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以新月派和京派为代表,审美主义文学的自主性和超越性成为现代性文学诉求的主流。进而,以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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