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学术翻译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各种海外汉学名著纷纷被译介过来。名目繁 多的“汉译名著”、“学术前沿”丛书、“海外学人丛书”、“世界汉学论丛”、“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丛刊”、清史“编译丛刊”等汉译丛书不断推出。这对新世纪挑战与机遇共存的中 国学术恰如春风甘霖,可谓及时。但是,冷静观察,人们不难发现,在这种繁荣景象的背后,许多 译著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翻译质量问题。尤其是学术翻译的文献回译,十有八九,往往不尽人意。 以致学术圈内时有“与其似是而非看译著,不如原汁原味读原著”之啃叹。学术翻译似乎成了一 张魔网,过滤掉原著营养,留下错误和糟粕。果真如此,岂不劳而无功,误己误人。 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之一,美国学者梅尔清(Tobie Meyer一Fong)所著《清初 扬州文化》(Buildi咭Culture in Early Qi咭Ya卿hou,St助而记:Sta刊ro记University press,2003) 是一部富有创意的地方文化史研究著作,梅尔清博士选取扬州古城的四处名胜(红桥、文选楼、平 山堂、天宁寺)为切人点,从明末清初扬州文人精英的文学活动与城市景点的互动、文人共同体的 身份认同与城市景点的文化建构等关系人手,考察明清鼎革之际江南士大夫群体的复杂状况,以 及文人社会网络在遭受重创之后的重建过程,并由此对王士镇、汪憋麟、邓汉仪等重要文人的相 关作品展开论述。作者敏锐的触角涉及文学史、城市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诸多研究领域,视角独 特、方法新颖、精义迭出。朱修春博士勉力将此书译成中文并公开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仪”年 版),这对大陆学界借鉴海外最新成果,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无疑是一件好事。然而,笔者细读一 过,于多受教益之余,也因途译疏误生出不少遗憾。“一名之立,旬月脚躇”。译事之难,古今共 叹,本无需笔者多费笔墨。只因觉得此书的阅读遗憾关涉学术翻译文献回译的许多共性问题,故 不避不贤识小、吹毛索瘫之讥,按人名回译、地名回译、书名回译、其他专用名及数字回译、直接引 文回译的顺序,举例论述如下。 令张亚权论学术翻译的文献回译 文章例证按《清初扬州文化》先后顺序,选择文献回译错误较严重者。为节省篇幅,只标明 错误所在页码。文中“该书”指朱修春译本,“梅著”指梅尔清著作英文原版。 一、人名回译 海外汉学著作一般都有比较完善的外语汉语对照的“术语表”,这当然给翻译的人名回译提 供了便利。但“术语表”也不可尽信,因为“术语表”既非囊括无遗,而且也不太可能做到完全正 确。如果翻译者缺乏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锚株必较”的认真精神,则极有可能在人名回译上 出错。朱译《清初扬州文化》在人名回译上出现的几类错误就颇具代表性。 其一,原著“术语表”中未列而译本错误者。如该书第5页(英文版致谢):“真挚的谢意要致 以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何庆先和石梅”,“石梅”当作“史梅”;第31页,注释③:“……见张培 恒编《明代文学研究》”,“张培恒”当作“章培恒”;又如第99页“宗学程”当作“宗学曾”;第113页 “喻诌”、“俞诌”皆当作“喻周”;第136页,注释①“吴含”当作“吴晗,’;第214页,注释②“一个财 神”当作“阿财神”①等等。以上人名因在原著中出现次数较少,故“术语表”皆未曾列出。这些人 名或人名代称的回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翻译者在该研究领域的学术积累,联系上下文语境,有的 人名回译应该一眼看出,如“章培恒”、“吴晗”等等。有些人名或人名代称如“宗学曾”、“喻周”、 “阿财神”等等一时把握不准,则应该及时翻检相关资料,复其原貌,而不应仅仅依据拼音,随意音 译。如果遍检相关资料尚无法解决者,则应向同行专家或原著作者咨询请教。实在无法解决者, 亦应如实注明此处译音、人名待考。 其二,原著“术语表”不误,译本反误者。如该书第45页:“本书所探讨的人物如尤侗、宗元 鼎、彭孙通、余怀、冒襄、杜潜、袁于令、施润章、雷士俊、宋碗、汪辑、林古渡、汪惫麟、程遂等都在其 中。”按:“施润章”当作“施闰章”,“宋碗”当作“宋碗”,“汪辑”当作“汪揖”,“林古渡”当作“林古 度”,“程遂”当作“程邃”。此类错误在该书所附“征引文献”、“索引”及它处正文和脚注中亦存 在不少,其密度之大,实在令人惊讶!又如第74页,注释②“许承宜”当作“许承宣”;第75页,注 释④“孙默”当作“孙枝蔚”;第79页,注释②两处“王严”均当作“王岩,’;第l%一197页“李庭之” 当作“李庭芝,’;第214页,注释②“欧阳兆雄”当作“欧阳兆熊”;第225页“《芬利斋行者》”当作 “芬利它行者”等等。此类文献回译错误如果只是偶尔出现,或者还可以认为是排印、校对错误。 但该书此类错误如此数量、如此密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合格出版物所能容许的最大限度。尤 其最后一例,梅著参考书目明明标注“芬利斋行者”和《竹西花事小录》一为作者名,一为书名。 为防误解,原著还在作者后括号注明(Pseud.)此乃化名②。朱译本不仅没有改正梅著疏误,而且 更误作者名为书名。尽管我们无法看到译稿原貌,也不是十分清楚该处错误产生的具体原因,但 此类错误的大量存在,实在不能不让读者对译者的学术态度产生疑问。一个简单的推论就是,原 著提供了原始出处的文献都不能很好地回译,逞论其他!事实证明,此类错误较多的译著,其他 文献回译错误必然更多。避免此类错误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仔细核对并认定原著‘·术语表”或 “参考文献”等资料,绝大多数此类错误都可以避免。 其三,原著本误,译本沿袭其误者。如第8页,注释②“陈捷先生出版”当作“陈捷先出版”; 第29页“王士祯”当作“王士镇”③;第92页“王犹定”当作“王酞定”;第巧2页,注释④“朱穆”当 作“祝穆,’;第226页“黄景近”当作“黄景进”;第227页“秦赢”当作“秦该”等等。任何一种出版 物都难免会因各种原因而产生一些错误,尤其是一些海外汉学著作,因作者本身不是中国人,对 ② ③ 《水窗春吃》卷下“阿财神”条:“以余所见之两淮盐政、淮关监督,嘉、道时以阿克当阿为极阔,任淮堆至十余年,人称为阿财 神。”(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撰《水窗春吃》,中华书局19以年版,第62一63页。 当然,《竹西花事小录》的作者是“芬利它行者”,梅著误“它”为“斋”,亦是小小疏忽。 王士棋,字子真,号阮亭。段后,避清世宗讳,改称“士正”,清高宗时,再改为“士祯”。中译本全部写作“王士祯”,似不妥。 本文在直接征引雍乾时代的文献时,沿用“士祯”,其余均用其本名“士镇”。 画 中国传统文化、古籍形态、繁简字转换等都稍有隔膜,在书写、校对其著作汉语部分时,难免产生 一些错误。我们说“惟真求实”是学术翻译的基本规范,学术翻译最忌讳随心所欲的“创造性”意 译。但在面对原著本身错误的情况时,我们对学术翻译的这一基本规范和最高原则又必须灵活 运用。优秀的学术翻译者不仅要忠实地回译原著正确的部分,而且还应该最大限度地修正原著 错误的部分。其实,修正原著错误,也是更高意义上的文献回译,其最初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与 “惟真求实”原则并行不悖。如果说创造性,那么,最大限度地修正原著错误,则是学术翻译创造 性的最好体现。 二、地名回译 地名回译按理应该比人名回译要简单一些,因为根据人名很容易查到相关此人的籍贯、仕履 等资料。但是,如果译者无法确认地名的正确写法而又不去查阅相关资料,仅仅根据原著音译, 则极易出错。如该书第27页,注释②:“董以宁是吴津人”,“吴津”当作“武进”;又如第78页“息 园宾馆”当作“西园宾馆,’;第97页:“宗观是扬州府辖县兴华人”,“兴华”当作“兴化”;第139页 “西竹”当作“竹西”,“小西竹亭”当作“小竹西亭”;第巧2页,注释③及第巧6页,注释②等处“虎 山”当作“虎丘,’;第巧5页“浙江金山”当作“镇江金山”;第176页,“一位家境富有的熟人刘壮 场”当作“刘庄场富民某”;第184页“朱园”当作“祝家园”等等。现代海外汉学著作多用汉语拼 音标注地名,而汉语多同音字的特点又决定了一种拼音标注有多种汉字写法,如山西、陕西等等。 分析朱译《清初扬州文化》,其地名回译错误多属同音异字类型,如“吴津”、“武进”,“兴华”、“兴 化”等。这也是一般翻译地名回译最常见的错误类型。如果说多处“虎丘”误作“虎山”,“竹西” 误作“西竹”等尚是一般的地理常识错误。那么,“镇江金山”误译为“浙江金山”,则是地理常识 与拼音常识的双重错误。而“祝家园”误作“朱园”,则是既未曾吃透原著体例,又疏于核对原始 文献所致。该书第184页:“这幅《城南雅集》描绘的是陈廷敬在北京附近的一座花园中举行的诗 会,时间很可能是在1 682年。这座花园位于安定门以西,也叫‘朱园’,显然是驻京官员春天常去 之所。”(原注:王士祯《渔洋山人精华录集释》卷3,巧14页。)既然梅著已经注明了原始文献的出 处,稍作比对即可知道梅著原文“Mr.zhu‘Garden”(p.巧8)究竟何所指。查《渔洋山人精华录集 释》第三册(朱译作“卷3”,亦误)第巧14页惠栋引《毛僧开诗话》曰:“京师安定门西有祝家园,关 左祝侍御别业也。春,来京朝官休沐,多诣其地。”查对原著已经注明文献原始出处的常见资料本 非难事,如果此等处译者都不愿核对目验,随意带过,其余稀见或出处不确的文献回译,情形当可 想而知。 三、书名回译 书名回译与地名回译的情况相类似。译者只要勤查相关文献资料,绝大多数错误都是可以 避免的。负责任的译者还应该复核原著的“Bibliography”以纠正原著本身的错误。朱译《清初扬 州文化》显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大量的书名(篇名)错误因此产生。 如该
More summaries about the 论学术翻译的文献回译——以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中译本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