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1895年,土耳其境内小亚细亚地区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起义,试图争取欧洲列强 的支持,摆脱土耳其的统治独立。土耳其素丹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大规模屠杀。由亚美尼亚起义引 发的“东方危机”使欧洲各大国极为关注,但从一开始,他们关心的并非是亚美尼亚人的命运,而 是各自在近东的利益。危机加剧了以罗伯特·索尔兹伯里为首的英国政府政策抉择的困难。一方面 ,土耳其这种不惜以灭绝亚美尼亚人解决危机的方式激起了英国公众的愤怒,强烈要求政府制裁土 耳其,索尔兹伯里必须考虑公众情绪;另一方面,半个世纪以来英国坚持土耳其独立和领土完整、 遏制俄国在海峡地区扩张的传统中近东政策又影响和困扰着索尔兹伯里,使他必须竭力坚持原有的 外交基调,尽可能阻止和推迟欧洲大国涉足对土耳其领土的瓜分,直至土耳其的瓦解最终成为现实 。索尔兹伯里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造成这一时期的英国中近东政策捉摸不定,以至历史学家难以 对其做出真实的评判。国内目前尚未见到这一题目的相关论文。西方一些学者根据索尔兹伯里的一 些谈话,特别是以1896～1897年间英国与奥匈续签地中海协定谈判失败为依据,得出了“ 英国中近东政策完全改变”的结论。笔者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亚美尼亚屠杀以后,英国政策 虽然发生一些变化,但没有到完全抛弃传统政策的程度;而地中海协定的终结,也是英国政府长期 以来“既想与三国同盟合作、又不愿正式加入同盟”策略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能将其看作英国政 策改变的标志。本文试图以1895～1897年间索尔兹伯里与德、俄、奥匈等国政治家的交往 与谈话、以及他给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及欧洲各国使节的信件及备忘录为切入点,分析和评判这一时 期英国的中近东政策。一、索尔兹伯里的“瓜分计划”W.L.兰格在《帝国主义外交》、A.J .P.泰勒在《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等著作中认为,1895年七八月间,索尔兹伯里在与德国 驻英国大使保罗·哈茨费尔德的谈话中提出了瓜分土耳其的计划,这是英国传统政策转变的标志。 然而笔者认为,这种结论主要受到德国外交文件的误导。面对亚美尼亚危机,索尔兹伯里一度感到 土耳其这个“欧洲病夫”已经病入膏肓,继续生存的希望渺茫。但索尔兹伯里的认识偏差并非导致 直接提出瓜分土耳其的计划,相反,他处心积虑地想办法推迟土耳其的崩溃。在索尔兹伯里看来, 只有对土耳其进行改革,才能使其摆脱摇摇欲坠的命运起死回生。1895年7月,重新执政不久 的索尔兹伯里向俄法呼吁共同敦促土耳其改革。但俄法从自身利益出发,拒绝参与任何强制土耳其 的行动。索尔兹伯里遭冷遇后说:“我们必须以外交途径达到我们的目的,但我们面前障碍重重。 ”<1>(第2卷,p.104)他还悲观地与各国驻伦敦大使谈论土耳其形势,与哈茨费尔德的 谈话正处于这种背景之下。谈话中,索尔兹伯里表现出对土耳其前途的忧心忡忡,也询问了德国政 府的看法。哈茨费尔德向德国政府报告时说,英国已经表示,“土耳其帝国即将瓦解,利益相关国 家最好就如何分割其领土达成协定”<2>(p.346)。根据哈茨费尔德的报告,德国外交文 件宣称,1895年夏天英国提出了一个长远瓜分土耳其的计划,英国打算“放弃传统政策,并准 备允许俄国实现其历史使命——控制君士坦丁堡和海峡,英国寻求补偿作为回报”<3>(p.2 4)。但德国外交文件的可信度值得怀疑。首先,哈茨费尔德向国内的报告很少准确表达索尔兹伯 里的观点,可以说,大部分是他自己的理解和转述。报告几乎是索尔兹伯里真实想法与哈茨费尔德 擅自发挥的混合物。9月初,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给首相的私人信件通报:“奥匈大使告诉我, 他们从维也纳听到你对德国大使暗示,英国可能放弃在东方的……政策,并把君士坦丁堡交给俄国 ,他们表示十分惊讶。”索尔兹伯里立即气愤地回答:“我从未说过那样的话”,“我也从未有过 那种暗示,如果德国与法国交战,他们会那样做”<4>(p.99)。索尔兹伯里没有必要对本 国大使掩饰真实意图。他还针对德国的怀疑抗议道:“我遵循前任政策的目标,没有任何超越之举 。”<5>(p.50)笔者认为,他的激烈态度和强硬措辞,是对歪曲其原意的传闻的抨击。另 外,根据英国外交文件汇编提供的史料,1895年9月索尔兹伯里告诉奥匈驻英大使弗朗茨·戴 姆:“既然土耳其帝国的崩溃对英国极其不利,维持它是英国仅可能追随的政策。”<4>(p. 101)笔者认为,索尔兹伯里不可能对德奥大使采取完全不同的两副面孔,不可能向德国明确提 出了瓜分土耳其的长远计划。其次,哈茨费尔德随心所欲解释索尔兹伯里的观点有其特殊动机。他 是俾斯麦“欧洲德国”(德国对外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欧洲——笔者注)的坚定拥护者,认为德皇 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导致了英德关系紧张,希望英德能够合作,进而成为同盟。因而他想以夸大事 态的方式,达到敦促德国政府尽快行动的意图。与索尔兹伯里的接触中,哈茨费尔德最敏感、最恐 惧的是英国与俄国就土耳其改革问题达成协议,在他看来,“英俄一旦达成协议,英国便不再需要 德国”<3>(p.34),英德同盟的希望便会完全破灭。为避免这种结局,哈茨费尔德想在伦 敦和柏林两方面作努力。不幸的是,哈茨费尔德的报告弄巧成拙,其结果违背了他的初衷。189 5年夏天,德国负责对外事务的官员读到报告后,立即产生怀疑,但怀疑的对象并非是德国大使报 告的真伪,而是索尔兹伯里的意图。他断定英国耸人听闻地鼓噪土耳其危机是一种计谋,“想使三 国卷入与俄国的战争,自己从中渔利”<3>(p.34)。哈茨费尔德得知本国政府的态度后十 分着急,立即给柏林写信道:“我不知对索尔兹伯里的评论是否给了你们正确的印象”,“他仍坚 持保存土耳其对英国有利”<3>(p.34)的观点。再次,索尔兹伯里瓜分土耳其的计划,一 定程度上也是德国臆想出来的。1895年8月,德皇威廉二世访问英国后,从与英国首相的接触 中揣测:在目前形势下索尔兹伯里一定考虑到分割土耳其领土问题。德皇还做了假想:英国要为自 己保留埃及,把土耳其两海峡交给俄国。德皇甚至认为瓜分趋势已不可阻止,要阻止的是英俄单独 的讨价还价,德国必须使自己涉足其中,对土耳其问题的解决拥有发言权。1895年8月29日 ,威廉二世91赵军秀试析1895年“东方危机”后英国的中近东政策在没有同大臣们商量的情 况下,召见英国在柏林的代表维克多·斯温,希望通过斯温劝说英国动用武力反对土耳其素丹。德 皇向斯温描绘了一幅颇为诱人的画卷:“一旦土耳其宫廷革命爆发……英国舰队驶进达达尼尔海峡 ,素丹将拜倒在英国脚下,你们的条件将毫不含糊地实现。”<3>(p.40)之后,德皇话锋 一转,提出德国对英国的支持要有代价,要对德国做出某种承诺。尽管索尔兹伯里十分愿意在海峡 动用舰队,却不希望受制于德国或事先向德国做出负有责任的承诺,从而失掉自己的行动自由。因 此回复德皇时,他除了阐述“英国政策没有变化”以外,避免谈到土耳其问题。德皇接到答复后十 分生气,武断地得出结论:“英国一定在秘密计划把海峡交给俄国”,英国“试图同所有强国达成 协议,在大陆国家中埋下互不信任的种子”。他请斯温转告英国政府,德国奉劝英国“放弃自私和 霸道”,并断言“英国迟早会选择反对还是加入三国同盟”<3>(p.41)。最后,1895 年索尔兹伯里与内阁反对派的周旋,进一步证实他不可能提出瓜分土耳其。11月,索尔兹伯里担 心俄国趁土耳其混乱之机控制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向内阁提出给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全权委托 权”——即在海峡的自由行动权,一旦紧急情况发生,不必请示国内,直接指挥调动英国地中海舰 队奔赴海峡,以免贻误战机。但海军大臣乔治·戈申认为,由于“法俄同盟的存在”,英国驻土大 使拥有这样的自由行动权“已不现实”<6>(p.157)。戈申在一些大臣支持下促使内阁否 决了索尔兹伯里的提议。即便如此,索尔兹伯里仍未改变初衷。12月他给戈申的信中写道:“你 们反对‘自由行动权’,将意味着把君士坦丁堡给了俄国。”<3>(p.28)索尔兹伯里的固 执态度受到内阁反对派的抨击。1896年2月,印度事务大臣乔治·汉密尔顿针对英国1887 年签订地中海协定①以来的政策抱怨道:“近十年,首相一直坚持与德国的同盟及保卫君士坦丁堡 ,他现在该充分看到其结果是什么。我们不能使俄国远离君士坦丁堡……反而巩固了法俄的友谊并 使我们遭到德国及其他国家的反对。”<4>(p.108)大臣约瑟夫·张伯仑也指责道:“我 们与俄国的敌意是个错误,作为俄国的朋友比起作为三国同盟的朋友,会使我们在欧洲处于更强有 力的地位。”<4>(p.112)以上可见,亚美尼亚危机发生后,海峡与君士坦丁堡仍处于索 尔兹伯里防御计划的中心位置。即便内阁不同意派舰队去海峡,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积极政策有所 削弱,却不等于索尔兹伯里主张立即瓜分土耳其。二、索尔兹伯里与俄国沙皇的谈话1896年9 月索尔兹伯里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两次谈话,是否意味英国已经向俄国做出承诺,不再坚持反 对俄国控制和占领君士坦丁堡和海峡,这是评判英国传统政策是否改变的另一个关键问题。189 6年尼古拉二世访问英国,两国会谈的焦点是土耳其。自亚美尼亚屠杀后,索尔兹伯里一直寻求欧 洲大国的合作,共同商讨对土耳其进行改革。这一意愿在1895年虽未实现,1896年9月2 7日与沙皇会晤时,他再一次提出土耳其改革并尖锐指出:“欧洲各国若对此不作努力,醉心于互 相猜忌,其结果可能是另一次亚美尼亚屠杀,并由此导致一系列灾难,最终使土耳其陷入完全无政 府状态。”<3>(p.79)根据索尔兹伯里事后对此次谈话的记录,他与沙皇关于“维持土耳其领土现状”的意见一致,沙皇同意“任何国家想以武力占领土耳其领土都是危险的、都将引起其他国家的嫉妒并导致战争”<6>(pp.440～441)的观点。但在海峡问题上双方分歧很大。索尔兹伯里主张海峡对所有国家的战舰开放,尼古拉二世却单刀直入地提出“俄国必须控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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