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是东方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他在1 92 4年曾应邀访华 ,在访华前后其诗文、思想被大量译介到中国来 ,影响了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作为一个对中国影响重大的诗人 ,泰戈尔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建国以来 ,虽然有关研究一直没有中断 ,然而在一个“百花”凋零的时代 ,成果寥寥。直到“百花”竞放的新时期 ,泰戈尔的研究园地才重现勃勃生机 ,在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之下 ,结出累累硕果。作为一个对泰戈尔抱有热情的人 ,笔者希望能对泰戈尔的研究献出一点菲薄之力 ,本文拟就对“泰戈尔与中国 (现代文学 )”的研究状貌做一综述 ,为了评述的方便 ,暂将 90年代之前的研究作为第一阶段 ,90年代至今的研究作为第二阶段。一70年代末 80年代初 ,刚刚走出思想迷雾的中国百废待兴 ,学术界亟需做的是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及“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学术起步。在这样的背景下 ,泰戈尔研究的一个重点是资料的挖掘和清理。东方比较文学大师季羡林率先发表了《泰戈尔与中国》<1> ,全文分为泰戈尔论中国文化和中印关系、泰戈尔访问中国、泰戈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怀、泰戈尔对东方文明和中印友谊前途的瞻望几个部分。文章涉及了一些重要问题 ,如泰戈尔的东方观念、泰戈尔访华期间的论争等。就这些问题作者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认为泰戈尔把东方和西方对立起来 ,存在一个感情的因素 ,即对遭受西方压迫的东方民族的同情 ,在此基础上 ,他的思考才扩大到政治的和哲学的领域 ;访华期间的论争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访华背景的特殊、泰戈尔思想的复杂、有些中国人对泰戈尔的了解不够全面、欢迎者的宣传存在片面性等等。文章出现在刚刚告别文革恶梦的 1 979年 ,因而有些观点仍带有那个过去时代的印记 ,如对玄学派与科学派的褒贬倾向带有“左”的思想流毒 ,但作为一个学养深厚的研究者 ,季羡林的文章为后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开启了新时期有关泰戈尔研究的序幕。张光的《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泰戈尔热”》<2 > ,作为继季羡林文之后又一篇系统探讨“泰戈尔热”的文章 ,其意义不容忽视。文章将 2 0年代中国文化界的“泰戈尔热”置于宏阔的世界背景下来理解 ,认为泰戈尔热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首先 ,在客观上受到了世界性的泰戈尔热的影响 ;其次 ,是我国新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泰戈尔作品中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的爱国激情 ,同情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 ,追求精神自由、自我解放的哲学精神与我国“五四”时代精神相遇合的结果 ;再次 ,中国、印度同属于被西方奴役压迫的东方国家 ,在历史上有着文化的亲缘关系 ,也容易博得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关于泰戈尔来华引起的论争 ,文章认为 :一方面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存在着种种复杂而又相互矛盾的现象 ,另一方面他在玄学派和科学派激烈论争的时刻来到中国 ,因此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论战中。围绕泰戈尔的来华 ,中国文化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态度 ,即 :欢迎、反对、利用。此外 ,文章还对泰戈尔在中国文坛的影响进行分析 ,指出 :郭沫若接受了泰戈尔泛神论思想的影响 ,从而有了冲决一切束缚、蔑视一切权威的精神力量。冰心更是直接从泰戈尔那里汲取写作的营养 ,具体表现为小诗形式的仿用 ,对自然、妇女、儿童的讴歌。文章粗略地触及了文学、文化、思想这三个层面的泰戈尔 ,可以看到 ,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基本上是沿着这一路径深入挖掘下去的。但是 ,文中的某些褒贬倾向有待商榷 ,如关于玄学派利用泰戈尔一说。笔者认为也许有利用的因素 ,但是应看到 ,无论玄学派还是科学派 ,目的都是要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 ,只是思考问题的路径不同罢了。另外 ,文中有一些分析仍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 ,理论上的更深入的分析还有较大余地 ,尤其是泰戈尔在艺术上的影响 ,分析非常粗浅 ,仅是草草涉及。柳鸿的《泰戈尔和中国新诗》<3 > 从宏观的角度谈泰戈尔对中国新诗发展所做的贡献 ,认为他给新诗提供了新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 ,使得中国新诗进一步摆脱了旧诗词的影响。文章以冰心、郭沫若为例具体阐发 ,由面到点娓娓叙来。方锡德的《冰心与泰戈尔》<4> 则从微观角度深入论述泰戈尔对冰心创作思想和艺术的影响 ,作为较早的一篇系统论述泰戈尔对冰心艺术影响的文章 ,其中的许多观点已经成为有关研究的权威。文章指出泰戈尔的影响表现为 :一、促使“冰心以高昂的热情写作了大量的‘问题小说’” ,完成了“爱的体系”(包括了母爱、自然爱、童年爱 )的建立 ;二、影响了冰心小诗体的写作 ,托物咏志、借景抒怀的表现手段的运用以及部分诗歌的构思。更可贵的是 ,文章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结合起来 ,看到了冰心对泰戈尔的理论并不是全盘的接受 ,而是融会贯通 ,或有所发展 ,或有所取舍。倪培耕的《泰戈尔对中国作家的影响》<5> ,是 1 981年全国泰戈尔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 ,后发表于 1 986年的《南亚研究》第 1期上。文章从翻译文学史的角度来关注泰戈尔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对 1 91 3 -1 981中国的泰戈尔研究译介做了概括评价 ,资料翔实 ,论述较为深刻。二90年代是一个学术稳步发展、走向繁荣的时期 ,大量西方理论的涌入开阔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加之 80年代的研究作为基础 ,因此泰戈尔研究取得了较前更加丰硕的成果 ,有关研究从文学、文化、思想三个层面进一步展开。此部分的评述首先对总体比较研究的成果进行考察 ,然后对分类比较研究的成果进行考察。这一阶段出现了一些很有分量的总体比较研究成果 ,它们对泰戈尔与现代中国思想界、文学界的关系做了宏观的阐释。如李岫、秦林芳的《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 ,对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其思想和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做了详尽而细致地分析介绍。文章的第一部分为 :泰戈尔在现代中国的传播。认为泰戈尔作品的译介存在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2 0世纪第一个 1 0年 ,此时把泰戈尔视为思想家 ,倾向于思想方面的介绍 ,反映了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现实需求 ;第二阶段是 2 0年代 ,这是对泰戈尔的全面介绍时期 ,泰戈尔的几乎所有作品被翻译到中国 ,出现了许多著名译者 ;第三个阶段是三四十年代 ,虽然译介热潮已经过去 ,仍出现了新的译者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文章重点对 2 0年代泰戈尔热进行分析 ,认为出现的原因有 :(1 )受到世界性泰戈尔热影响 ;(2 )受地域政治因素影响 ;(3 )五四文学自身建设、发展的需要。文章的第二部分为 :泰戈尔哲学思想与中国现代作家。这部分从泛神论宇宙观、爱的哲学两个层面分析了泰戈尔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认为受到泛神论影响的主要有郭沫若、徐志摩 ,受到爱的哲学影响的主要有冰心和王统照。文章的第三部分是 :泰戈尔诗歌与中国现代诗歌的体式、风格。认为在诗歌体式上 ,泰戈尔诗歌的艺术形式 ,不仅为“打破中国旧体诗词音律的束缚、实现‘诗体的大解放’和确立现代的诗歌观念”起了积极作用 ,更重要的是促成了“小诗”这一诗歌体式的确立。在艺术风格上 ,“泰戈尔诗歌为中国新诗清雅冲淡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契机”。总之 ,文章全面地介绍了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并且比较了不同作家对泰戈尔的不同接受方向 ,阐明了泰戈尔影响的复杂性 ,这是文章的深刻与独到之处。然而文章也有不足 ,关于泰戈尔对中国作家创作的影响研究仍比较薄弱。另外有些问题只是作为一种猜测提出来 ,有待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如关于叶圣陶是否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一切和谐”的思想是否是泰戈尔思想的消极面等等。还有一些论者从泰戈尔思想艺术的某个方面入手进行比较研究 ,如徐坤的《泰戈尔在华影响的负面效应》<6> 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分析泰戈尔在华的负面影响 ,立意新颖 ,不落窠臼 ,但有些看法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需要进一步论证。秦林芳的《泰戈尔哲学思想与中国现代作家》<7> 重点分析了泰戈尔“泛神论”的宇宙观和“爱的哲学”人生观对中国现代作家创作思想的影响 ,阐述了中国作家接受其哲学影响的内在动因 ,并对其影响的复杂性做了分析。泰戈尔与个别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泰戈尔与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的比较上。郭沫若与泰戈尔的比较研究集中在泛神论思想、诗歌的散文体式上 ;冰心与泰戈尔的比较研究集中在爱心哲学、小诗体的写作等几个方面 ;泰戈尔对徐志摩的影响主要是人格上的 ,表现在创作上即强调充满博爱的性灵的人道主义。此外 ,泰戈尔对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等的影响也为论者所关注。由上可见 ,90年以后的研究仍然是重在影响研究 ,或取宏观的总体比较 ,或取细微的局部比较 ,但也应看到对传统影响研究的超越 ,出现了多种角度的比较。平行研究有秦弓的《鲁迅与泰戈尔》<8> ,该文认为关注鲁迅与泰戈尔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鲁迅的东方文化观 ,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泰戈尔热”。文章指出鲁迅对泰戈尔的评价有睿智犀利的部分 ,然而也有误解、曲解。误读的产生 ,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鲁迅对泰戈尔作品的曲解 ,也有国内外文化界的复杂性的影响 ,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性格思想上的差异 ,如泰戈尔对东方文化有自恋倾向 ,有意识的张扬 ,鲁迅则对东方文化更多批判 ;泰戈尔不以暴力抗恶 ,鲁迅则是强调使用暴力。文章摆事实 ,讲道理 ,条分缕析 ,深入浅出 ,分析深刻 ,观点独到。秦弓的另一篇文章《“泰戈尔热”———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研究之一》<9> 从翻译研究入手分析文化现象 ,对世纪初的“泰戈尔热”形成原因做出解释 ,并指出由于泰戈尔思想的复杂、接受者视角的不同 ,导致对泰戈尔的认识出现歧义 ,“泰戈尔热”充满了矛盾的张力。接受研究有侯传文的《论我国五四时期对泰戈尔的接受》<10 > ,文章另辟蹊径 ,将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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