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0年代诗歌的分裂进入90年代后,80年代活跃的先锋诗歌阵营开始有了分化。不管是“朦 胧诗”群还是“第三代诗”群,都要面对新的社会和历史环境。80年代的“第三代诗”群主要包 括了南京的“他们”文学社,上海的“海上”诗群,四川的“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非 非主义”、“莽汉主义”等,到了90年代这些诗歌团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非非”、“莽汉 ”、“整体主义”中的一部分诗人,社会身份逐渐由诗人转化为“书商”,或转入其他商业或贸易 领域。目前这些人基本退出了先锋诗的历史舞台。即使有重新创作的机会,这些诗人的心境、情感 、趣味和视角也必然是发生了变化。第二类诗人是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原“他们”诗群的诗人, 还包括了杨克、沈奇等人。他们坚持“反传统”和“平民化”的立场,提倡“口语诗”,并针对诗 歌学院化的倾向提出了“拒绝隐喻”的主张。他们被称为“民间派诗人”。第三类诗人是90年代 在《倾向》上发表诗作、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一批诗人,如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张曙 光、陈东东、肖开愚、孙文波、张枣、钟鸣、臧棣等。他们宣称“正处在一个时代语境变化和由青 春期进入中年写作的关口”,强调时代境遇与现实经验在当代写作中的重要性。这一批诗人有学院 化的倾向,大部分为京城高校的教师,标榜有30年代“学院派”的遗风。后两派诗歌的分裂又是 在“个人化写作”的相似情境下发展的。90年代诗歌所要告别的是国家的宏大叙事,所要恢复的 则是对诗歌个体创作的应有尊重和认同。“个人化写作”是以“反抗性”为缘起的。反体制、反传 统……反对,在最初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诗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反对”是值得怀疑的。正如 欧阳江河所说:“从事写作,诗人完全可能以‘反对什么’来界定自我,而无须对‘反对’本身所 包含的精神立场、经验成份、变异因素等作出批评性的深刻思考,因为‘类型化的语境’已经将这 一切过滤掉了,只留下孤零零的反对。”到了90年代,个人化写作已经成为摆在每个13人面前 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写作不能不是个人的。或者说,个人不能不承担起他自己写作的全部责任。“ 民间派诗人”于坚在《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一文中说:“诗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在一个 处处要依附群体、组织、团伙、圈子的社会中敢于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甚至反对诗人社团的 形成和发展,认为群体性必然压抑诗人的个人性。90年代就是这样一种状况:诗人们开始思考自 己作为诗人的位置,并对这一位置作出反省。“个人化”是一种选择,也是当代诗歌不可摆脱的命 运。在这样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诗人”与“民间派”诗人的分流都是诗人作出个人选择的结果。 二、诗歌的两个立场:知识分子与民间“知识分子派”和“民间派”的说法正式产生于1999年 。当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市作协、《诗探索》和《北京文学》在北京市平谷 县盘峰宾馆联合召开“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简称“盘峰会议”)。 与会者有谢冕、吴思敬、任洪渊、唐晓渡、陈仲义、于坚、王家新、西川、程光炜、陈超、孙文波 、小海、杨克、伊沙、臧棣、西渡、沈奇、徐江、林莽、刘福春、刘士杰、张清华等共20余人。 会上,围绕“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等诗学问题发生了争论。此后,一些媒体将此次论争 戏称为“盘峰论剑”,借此还产生了“知识分子派”与“民间派”的说法。在此之间,关于两种立 场的争论已经开始。这主要体现在两本书的编选上。一本是1998年3月出版的程光炜编选的《 岁月的遗照———90年代诗歌》。这本选集的出版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程光炜的“知识分子立 场”,在诗人及作品的选择上就有忽视“民间派”的倾向。后来的评论指出:在程光炜的诗选中, 不仅排除了“后新诗潮”最具影响力之一的伊沙的存在,即或是无法避开的于坚、韩东的存在,也 仅只是作为一种迫不得已而为之的附庸与陪衬人选的。之后,“民间派”也不甘示弱,由杨克主编了《1998中国新诗年鉴》作为回应。两本书的编选正是一场争论的导火索。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民间”是否存在王家新、西川等知识分子诗人质疑“民间立场论”的合理性。他们认为,“民间立 场”并不存在,于坚将“民间立场”定义为独立写作立场是不合理的。“民间”是最没有独立性的 场所,民间心理就是从众心理,看热闹心理。而韩东则指出民间并非出自任何人的虚构,更非出自 某些人有目的的炒作或自我安慰的需要,它始终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因为民间立场就是坚持独立精 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于坚更指出:“民间不是一种反抗姿态,民间其实是诗歌自古以来的基本在 场。民间并不是“地下”的另一个说法。地下相对的是体制。民间不相对于什么,它就是诗歌基本的在场。”2起点问题———本土化与西化民间立场的评论家谢有顺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有渴望与西方接轨的特点 ,这就使得知识分子写作脱离了中国当代社会的真实情境。他指出,让一种与自己此时此地的存在 无关,只涉及自己的知识背景和阅读经验的事物支配诗歌的写作,使当代的诗歌拥有了一个不真实 的起点,它完全漠视此时此地个人所面对的生活,这种对生活的麻木与不敏感,直接导致了诗歌衰 败。知识分子诗人、诗论家则认为世界的真实性本身就值得怀疑,词语并不只是我们写作的工具,词语建构了世界的秩序,而我们通过词语去感受世界的真实。3“纯诗”问题“纯诗”概念重新被作为一个争论的焦点。总的来说,知识分子诗人反对在复杂的社会 环境下再使用“纯诗”这个概念,认为这个概念应该随着80年代理想主义的消亡而消亡。而民间 派诗人仍在特定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于坚认为,民间诗的任务是将当代诗回到昔日“李白”的 意义上来。“中国诗人既要承担诗歌制度造成的“地下”命运,又要重建和实现所谓“纯诗”的理 想。”但他又说:我只是在诗歌的外部,相对于过去时代通常将诗歌作为意识形态最便捷的工具这 个意义上使用“纯诗”一词,在诗歌内部,我反对纯诗一词,因为这个词总是涉及诗歌标准的价值 判断、合法与非法、诗与非诗,会使人想到所谓“诗无邪”。在诗歌内部,所谓纯诗,只是一把诗 歌创造精神的屠刀。本质上说来,两者的分歧在于,前者认为古典意义上的诗歌已经不存在了,而后者则认为无需任何修饰的所谓“诗”是纯在的,“纯诗”就是“诗本身”。4普通话与口语23在民间诗人看来,建立在北京话基础上的普通话,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形而上思维 因而变得坚硬好斗,而“口语”则软化了这种倾向,使得语言适于表现日常人生的现时性、当下性 、庸常、柔软、具体、琐屑的一面,恢复了汉语与事物和常识的关系。口语写作丰富了汉语的质感 ,使它重新具有幽默、轻松、人间化和能指事物的成分。因此诗歌的语言应该使用我们从嘴里面说 出来的那种语言。实际上,知识分子诗人和诗论家也有相关的论述,因为两者的出发点不同,解决 问题的方式也就大相径庭。欧阳江河说:“词与物的初始联系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单纯,就其起源而 言早已布满了外在世界所施加的阴影、暴力陷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看到:一些当代诗 人为了纯洁词语,重温词作为事物起源的古老梦想,重建词的乌托邦,其写作受到命名冲动的鞭策 ,因而采取全然无视公众见解以及当代批评的极端立场。另一些诗人与此相反,他们争迫地要使个 人语境获得公共性质,也许过于急迫了。对90年代末这场关于诗歌的争论评论界的态度很不一致 ,有些评论家认为,这场争论很好地反映了90年代中国诗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些争论的展开 促进了诗歌总体的进步和发展。而有些评论家则认为这样近似谩骂的争论不但没有揭出问题所在还 遮蔽了问题的本质,成为一场闹剧。我认为,两派之间的意气之争在所难免,语言被说出来之后, 产生误解和分歧是在所难免的,关键是有没有一个真诚的愿望来找出论争中有益后世诗歌发展的部 分。三、分歧之所在:词与物福柯的理论可能是一时期内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最为深刻和广泛的。欧 阳江河的《站在虚构这边》诗学论文集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福柯《词与物》的影响。这样即可将两个 诗派作一个这样的区分:知识分子诗人是“站在虚构这边”的,即站在“词”这一边;而民间诗人 则是站在那边的,即是“物”那一边。这样的区分并不当然地表明两者在理论的选择上后者就完全 拒绝西方理论,如民间诗人于坚就深入研究过20世纪的西方哲学,受到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 德格尔、罗兰·巴特尔、福柯等人的影响。这样的区分是在首先区分了所受影响与所作出的选择的 前提下的。现代语言学的长足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 人们写诗、读诗的方式。西方语言学及相关学科传入中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学院化的诗人诗 论家们。区分词与物,认识到“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进而意识到话语的权力。知识分 子写作确实是继承了中国新诗的传统———与西方理论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一般的读者常常纠缠 于两种理念中无法取舍。在学院中的我们,很容易接受欧阳江河一派知识分子诗人的理论,因为他 们所使用的语言正是我们所使用的,我们感到熟悉甚至不言自明;而另一方面,民间诗人的诗作成 就同样不可忽略,因此他们的诗歌理论也绝不是像有些评论家那样单方面否定就可以了事的。于坚 在介绍一位日本诗人时曾说:“他的诗是为家族、母亲、孩子、情人和一朵六月阳光下盛开的百合 花写下的。”这是民间立场的诗意表述,不得不说,这种诗歌的理想仍然是深埋在很多人心里。对 于知识分子诗人而言,西方话语构成了普遍性的话语,并构成了我们生活的现实,因此我们只能在 权力与话语的缝隙间或者只能在无法洗去权力的印痕的话语中寻找生活与言说的可能性。而对于民 间写作,西方话语并不能以其普遍性成为我们认同的缘由,而恰恰是这种普遍性删除了我们的地方 知识,从而要求我们拒绝它们的涵盖性力量而回到我们的生活本身,回到地方知识中的物的世界。将两种立场简化为“词”与“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判断,两者都要回到一种理想的词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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