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忠实”观念根深蒂固,它也是维系传统的关于翻译是否可能的核心概念之一。 方平在谈到文学翻译的“忠实”时认为:“对于我们翻译工作者,这可是一个带有神圣性的永恒的 主题。”<1>英国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在总结西方两千多 年来的翻译理论时甚至认为所有的翻译理论不过是围绕着可以怎样忠实或应该怎样忠实这个“单一 的老问题”转来转去<2>。也就是这样一个核心概念,在与后现代思潮的遭遇中,几度沉浮,各 路跨语际话语的力量聚集在它周围,将这里变成了权力争夺,压抑与发声的角斗场。正因为“忠实 ”背后遮蔽了复杂多变的种种文化张力,才使得它成为翻译领域各种后现代思潮意欲解构的目标。 有人总结到解构主义的到来将“忠实”观念———传统翻译研究的三大基本理论基点之一———彻 底解构,然而在一片解构废墟之上我们却又看到了“忠实”的灵魂不散<3>。恰恰相反,它越发 显现出自身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成为我们论说翻译理论和投身翻译实践所无法忽视和轻易绕过的场 点。一、“忠实”背后的性别隐喻翻译的“忠实”背后遮蔽了各种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最明显的 莫过于这一概念意指的“双重贬抑”(doubleinferiorities)结构,而这恰 恰成为女性主义者介入翻译并努力予以颠覆的。诚如丝曼(SherrySimon)指出的:“ 译者和女人在它们各自的层级上都是弱者形象: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则比男人低下。”<4> 这种“双重贬抑”结构将女性置于男性权威的统治下,制造了失去声音的、被掩埋的另类历史。伍 尔夫(VirginiaWolf)在文本虚构中建构的莎士比亚的妹妹,肖瓦尔特(Sholw alter)坚持对历史上女性作家的发掘无一不体现了女性主义者重塑自我身份、发掘并创造女 性历史的努力和焦虑。从文化上讲,翻译占据着女性的位置。这巧妙地揭示出历史上翻译话语中存 在的性别隐喻,同时也可以看到,翻译的“忠实”便是一个最大的性别隐喻。翻译领域充斥着各式 各样的性别隐喻。然而如果仔细梳理中国两千多年的翻译源流,我们也会惊奇地发现此种“隐喻” 思维模式却是共通的。不用说将译者喻说成“媒婆”、“画家”、“舌人”,甚至“蛔虫”之流也 出现过。这些隐喻多数出自译者本人之口,不难想见“忠实”概念所蕴涵的强大压制性力量,是一 个“神圣的永恒主题”,译者要绝对忠实于作者以及原文。在女性主义译者看来,翻译的两极结构 成为女性/男性两极对立关系的绝妙隐喻。两极结构中的一极是占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的,而另 一极则是从属的被支配的角色。丝曼批判道:“无论被肯定还是遭谴责,翻译的女性气质是一个经 久不衰的历史比喻。‘女人’和‘译者’同被归入话语的低等地位。原作对于再生产的译本所具有 的等级上的权威与阳性和阴性的意象连接在了一起,原作被视为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本 则是低弱的派生女性。”<4>韦努蒂(Venvti)曾对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主仆关系大加挞伐 :“原文是适于作者的一种自我表达形式,是他的个性或意图的真实拷贝,而翻译只能是拷贝的拷 贝,派生的、摹仿的,是一种不相似的形象。”<5>女性主义者在这里读到了性别隐喻:男性便 是“原文”,是女性/译文所要努力拷贝的对象,但后者却是不似的摹仿、派生的,第二性的。不 难想象法国翻译家梅纳日(GillesM啨nage)所杜撰的著名的双关语“lesbell esinfideles”,即“不忠的美人”,逃脱不了女性主义译者的强烈批判。钱柏琳(C hamberlain)对此有过深刻分析,她认为:女性主义研究揭示了生产(productive)与再生产(reproductive)之间的价值区分决定了一个文化对作品价值判断的方式,这样一种模式以父性(paternity)和权威(authority)来描述本源性(originality)或创造性(c reativity),却将女性降至各色各样的次等位置。同样道理,人们承认写作是原创的, 是具有男性气质的;而翻译则是派生的,具有女性气质。在“lesbellesinfidel es”中,忠实被一种隐性关系,即作为女人的翻译和作为丈夫、父亲或作者的原文之间的关系所 定义。追根求源,将翻译这样一种话语实践置于文化实践等级结构的最底层还是根源于“浪漫主义 的表现理论以及柏拉图的文本形而上学”<5>。西方自柏拉图以降的文艺理论均强调“模仿说” ,认为本原或实在毫无疑问的存在在那里,如同柏拉图的“理式”统摄一切,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理 性把握它;知识就是对实在的再现。照此理解,原文便直接体现作者本人的思想,是世界的真理、 现实世界事物以及作者人格意向的澄明无瑕的直接再现,这种再现可以通过语言这一透明的工具来 直接把握。如果说原文再现了作者的观念,类似工匠按照“床的理式”制造的“个别的床”的话, 那么翻译就是对近似真实体的原文的摹仿,和原文作者的真实意图(真理)之间又隔了一层。翻译 于是成为摹仿的摹仿,任何摹仿就柏拉图看来“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所以“摹仿只 是一种玩意,并不是什么正经事”①。这样一种态度很自然地将翻译置于一种不利的地位,翻译以 及译者在西方翻译史上的地位一直低下,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二、忠实、叛逆抑或创造有一点无可 否认,忠实一词的含义在翻译的情境中会随着翻译在更大的审美或文化语境中要服务的目的而发生 变化。从性别角度看,忠实有时界定了翻译(女性)与原文的关系,特别是与原文作者(男性)的 关系。所以说女性主义译者为了确保其译本的本源性(originality),竭尽全力颠覆 并取代作者的地位,争夺父性之权力,以期根据自己身份认同的意识形态而调整翻译的忠实观念。 女性主义的批判暴露了“忠实”概念潜藏的男权意识形态,这体现了丝曼所倡导的女性主义翻译理 论要实现的目的,即“识别并批判那些将妇女和翻译一并贬至社会和文学阶梯最底层的互相纠缠在 一起的一团概念。为了达到此目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必须调查翻译被女性化的那一过程,并试图 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4>。就我看来,除了要动摇那些维持此种联系的权威结构 外,女性主义译者接下来要做的更有意义的事情应该是对那“一团概念”的重写,赋予它们女性主 义者特有的含义和内容,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女性性别身份认同的政治议程。既然女性主义译者已经 完全揭露出“忠实”背后隐藏的性别隐喻和男权意识形态的暴力痕迹,那么解构“忠实”、重写这 一翻译的千年神话便成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的首要目标。这也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在实现其政 治议程的过程中所采取的首要步骤,即在概念层面对传统翻译话语进行批判、颠覆和重写,以配合在翻译实践领域所实施的种种语言试验,使语言重新性别化(resexlanguage),以突出女性性别意识,发出久被压抑的声音。那么“忠实”对于女性主义者到 底意味着什么?女性主义译者的“忠实”概念深受其语言观的影响。要想深入理解女性主义译者重 铸的“忠实”涵义,惟有从其语言观入手。传统的语言观视语言是真实表征世界的透明性工具,通 过语言这面镜子,人们可以准确地再现世界,表达思想。语言的结构如同世界的结构一样是统一的、完美的。这种语言工具论正是尼南贾纳(TejaswiniNiranjana)所要批判的西方翻译论说的认识论前提:从传统上讲,翻译是建立在西方哲学有关实在、 再现以及知识的观念之上的。实在被视为是毫无疑问“存在在那里”的东西,知识是关于这实在的 再现,而再现则可不经语言中介,直达透明的实在。语言的所指和能指相互分离,它根本上是透明 的,人们可以通过语言直接透视到那背后的实在。而到了18世纪末,这种语言工具论出现了问题 ,语言表征出现危机。人们终于发现语言不再是透明的了,对于日益支离破碎的现实世界和人类的 内心世界,语言再也不能“控制流动不定,无从捉摸的现实”。语言具有述行性(perform ative),而非简单地表征现实世界,它积极地参与并建构这个现实世界。因此,借助对语言 的述行性而非表征性(representational)本质的理解,女性主义译者对“忠实”进行了重新表述,认为“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写作方案(writingproject)———一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的”<4>。这样理解“忠实”,对理论 和实践带来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翻译理论的“忠实”本身就蕴涵着认识论的暴力,是男性霸 权话语的意识形态建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本源/男性一极的统治地位。这种“忠实”观念因此具 有历史性,即按照这样而非那样的方式来阐释“忠实”概念不具有历史必然性;它本身并不是永恒 不变的真理,是可以改变的。因此女性主义者的阐释也就获得了某种存在的合理性和意义。忠实于 女性主义的写作方案,就是忠实于女性自我的文本阐释。这里体现的是对翻译主体的肯定和赞扬, 同时也突显了女性主义译者对身份建构的焦虑和不安。此外,忠实于女性主义的写作方案也为女性 主义译者借翻译之名行自我身份建构之实提供了最强大的理论武器。正是通过对概念的再度阐释, 女性主义译者便可放开手脚挪用翻译话语来建构一种女性的语言,来表达自我独特的经验和心理。 所以从根本上女性主义译者所重新概念化的“忠实”是要服务女性主义者女性身份建构的需要,概 念背后蕴含的是权力的争夺和斗争。它不是无关意识形态的纯粹智识性的活动。理解这一点对客观 评价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所表现出的种种反叛、颠覆会大有帮助。同时这也对重新思考翻译理 论中诸多命题,如“创造性叛逆”带来新的阐释空间和可能。“创造性”与“叛逆性”被认为是文 学翻译的特征。②由于“忠实”与“创造”、“叛逆”之间的二元对立,译者也从来没有在两者之 间取得过短暂的平衡,始终在“尴尬与自如,傲慢与自卑”中摇摆不定。“创造性叛逆”实际上隐含了翻译的“忠实”这一概念,即译者应该忠实于原作和原作者,背离原作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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