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的《中国俗文学史》,郑振铎既有着谦虚的评价——“这部《俗文学史》还只是一个发端, 且只是很简略的讲述”,又怀抱着自负的态度——“这工作并不浪费。——不仅仅在填补了许多中 国文学史的所欠缺的篇页而已”<1>(P13)。而在这谦虚与自负之间,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 历史情形获得了预先的言说:一方面,作为“发端”,《中国俗文学史》为后世设定了一个学术主 题(“俗文学”)与一种历史学的形态(“俗文学史”),另一方面,在“不仅仅……而已”这一 表述所暗示的可能中,《中国俗文学史》为这一主题与形态确立了研究与书写的范式。由此,对《 中国俗文学史》的考察就具有对“中国俗文学史”考察的意义,或者说,《中国俗文学史》构成了 “中国俗文学史”的一个表征。《中国俗文学史》所提供的有关“发端”与“范式”的问题并不是 两个并列的问题,而是具有承接的关系:惟当有“发端”,“范式”才有其可能。而我们从《中国 俗文学史》作为“发端”所涉及的两个层面同样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作为学术主题的“俗文学” 是作为历史学形态的“俗文学史”的前提。由此,在由《中国俗文学史》所绽露的关于“中国俗文 学史”的全部问题中,“俗文学”作为问题中的一个又反过来成为全部问题的基础,或者说在《中 国俗文学史》所标识的“发端”中“俗文学”成为“发端”中的“发端”。福柯曾说过:“很多人 都有类似规避开端的愿望,以求从最初即在话语的另一边,这样便无须从外部考察话语的奇特、可 怖和邪恶之处。”<2>(P2)“中国俗文学史”在《中国俗文学史》所划定的界域沿着其所指 明的方向发展的历史证明了福柯的这种眼光,而《中国俗文学史》置身于“开端”(“发端”)则 仿佛并没有“规避开端”,而是返身至自己的内部追问“开端”的构成,在其第一章,郑振铎的标 题就是:何谓“俗文学”?郑振铎对“俗文学”的界定是:“‘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 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1>(P1)通过“就是……就是……也就是”的句式,这个 定义在“通俗的文学”、“民间的文学”与“大众的文学”之间,因此也就是在“通俗”、“民间 ”与“大众”这些语义上并不等同的符码之间建立了等义转换的关系。这种等义转换在其紧接着的 “换一句话”里表现得更为显明,“通俗的文学”、“民间的文学”与“大众的文学”这些分次的 表述被融合为一个表述:“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 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1>(P1)而正是通过这样的转换,作为文学形态的“俗 文学”被置入社会学的眼界,依靠“大众”/“学士大夫”的区分,“俗文学”在郑振铎这里获得 了区分于“正统文学”的方式,也获得了区分于“正统文学”的“特质”与“文体”。在郑振铎看 来,“俗文学”蕴含了六个“特质”——“第一个特质是大众的”,“第二个特质是无名的集体的 创作”,“第三个特质是口传的”,“第四个特质是新鲜的,但是粗鄙的”,“第五个特质是其想 象力往往是很奔放的”,“第六个特质是勇于引进新的东西”,包罗了五类“文体”——“第一类 ,诗歌”(“包括民歌、民谣、初期的词曲等等”),“第二类,小说”(“专指话本”),“第 三类,戏曲”(戏文、杂剧、地方戏),“第四类,讲唱文学”(“变文”、“诸宫调”、“宝卷 ”、“弹词”、“鼓词”),“第五类,游戏文章”<1>(P4-8)。从“俗文学”的概念到 “俗文学”的特质再到“俗文学”的文体,依靠“大众”作为转换环节,郑振铎建立了关于“俗文 学”的逻辑顺序,或者说,根据“俗文学”的概念,“话本”、“变文”等被纳入于一个共同的谱 系。然而郑振铎未加说明的是,作为概念,“俗文学”与“话本”、“变文”、“诸宫调”等具有 不同的起源,“俗文学”对诸种文体的包罗并不是共时态上的事实,它们分属于不同时间的不同概 念图式或知识谱系中的不同构造方式。从时间上说,相对于“话本”、“变文”、“诸宫调”等文 体,“俗文学”是一个后设的或者说是晚出的概念:按照王文宝在《中国俗文学发展史》的说法, 这一概念首先来自于20世纪日本的汉学。很明显,这一说法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寻找语源所确定的 结果,但同样明显的是,这个结果仅仅作为一个时间性的结果无法确定这个概念的意义。因此对语 义构成的考察成为我们的另一选择,而这一选择同样指向的是抵达“俗文学”的后设性的途径。“ 俗文学”是一个偏正短语,正是在此,“俗文学”意义的确立依赖于“文学”意义的确立,而根据 刘禾的考察:“文学与‘literature’(?)的等同过程可回溯到17世纪耶稣会的译 法(艾儒略,1623)。这一复合词后来被19世纪的传教士使用以翻译现代英文词‘lite rature’,并经由日语bangaku的双程流传而播扬甚广。”<3>(P380)如果 19世纪是中国“文学”概念的起源时代,那么“俗文学”很显然必须在此之后,这与王文宝所界 定的时间大致相同。必须注意的是刘禾为“literature”所加的限定“现代英文词”, 它构成了对福柯与威廉斯的回应:在他们那里,文学在相当程度上是“现代”的发明<4>(P3 )。从而在“文学”之后的“俗文学”也就同样获得了“现代”的规定。刘禾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在 跨语际文学观念或者说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把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视为‘纯’文学” ,并且,古典文学也无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影响,“在20世纪,卷帙浩繁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和 选集接连不断出现,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在较弱的意义上)被命名为‘文学’”,因此认为 “中国古典‘文学’被迫按照现代文学的观点,被全新地创造出来”<3>(P48-49)。郑 振铎所描述的“俗文学”正是在中国古典“文学”内的“俗文学”,这样,它必然也成为“被迫按 照现代文学的观点”形成的创造物,按照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的分类方式理解自身。郑振铎一 方面说“‘俗文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而“凡重要 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1>(P1),另 一方面又以反问的方式确认了一种普遍性:“哪一国的文学史不是以小说、戏曲和诗歌为中心呢? ”<1>(P2)“俗文学”“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与“以小说、戏曲和诗歌为中心”相互迭 合,“俗文学”便获得了“小说、戏曲和诗歌”的形式,亦即“现代文学”的形式(这并非说在古 代不存在“小说、戏曲和作为叙述“中国俗文学史”的逻辑起点,他正是在实践“规避开端的愿望 ”。郑振铎的“规避”,一方面在于将“文学”当作不言自明的概念,没有将它作为“现代”的历 史构成物;另一方面则在于将“俗”解释为“通俗”、“民间”与“大众”,而这一解释缺乏一个 历史语言学的基础。《说文解字》曰:“俗,习也。”段注曰:“以双声为训。习,数飞也,引申 之凡相效谓之习。”《辞源》对“俗”的解释则是:(一)习俗,风气。(二)庸俗,凡庸。与高 雅相对。(三)佛教称世间或在家为俗,与出家为僧相对。“通俗”可以与《辞源》的第二个义项 相勾连,“民间”可以由《辞源》的第一个义项来转化,而“大众”在此则失去了根据,或者说, 从《说文解字》与《辞源》我们无法完全推导出郑振铎的解释。显然,郑振铎的解释并不在“俗” 的意义的历史脉络里,相反,是在共时态的语境里,“大众”一词在不同文本之间所建立的互文关 系亦即1930年代的左翼文化所建构的知识图景,赋予了“俗”与“大众”之间意义关联的合法 性。在郑振铎看来,“许多俗文学的作品”“产生于大众之中,为大众而写作,表现着中国过去最 大多数人民的痛苦和呼吁,欢愉和烦闷,恋爱的享受和别离的愁叹,生活压迫的反响,以及对于政 治黑暗的抗争”,而在这样的作品的谱系中,“大众”是政治的“大众”,由此我们前所言及的社 会学的“俗文学”就被转化为政治学的“俗文学”,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的“俗文学”。郑 振铎的“俗文学”在古代并不存在,进而,“俗文学”在古代也并不存在。当然这并非说我们归之 于“俗文学”的诸种文体与作品不存在,而是在古代,它们并不被作为“俗文学”来理解。古代与 现代有着不同的知识谱系,每一种文体与每一篇作品在不同的知识谱系中拢集的是不同的相关知识 以及不同的阅读态度,譬如“变文”,对于唐人而言,它是佛教的讲唱故事,与其相关的首先是佛 教的经典以及感化的功能,至于郑振铎方能够这么去表述“她幻身为宝卷,为诸宫调,为鼓词,为 弹词,为说经,为说参请,为讲史,为小说”<1>(P218),在文体中安排其自身的位置。 对于“中国俗文学史”的研究者来说,他们面对着不同知识谱系的叠加,而他们所做的是在现代知 识谱系(以及学科体制中)中对古代的文体与作品重新进行分类与归纳,从而在其中呈现的仿佛并 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历史,而是古代遗产在现代知识中的地形图。对于以“史”命名的这一研究 领域来说,这一情形显得颇为吊诡,然而从另一面来说,这毋宁说是提出了这一学科的新的可能性 :它必须在诸文体与作品的历史真实与“俗文学”的现代虚构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在追问历史的 确定性的同时不断反思自己的界限,在已经确定的现代知识谱系内质疑现代知识对古代知识的统治 ,从而真正为古代人的知识谱系留出历史叙述的空间。《中国俗文学史》的“俗文学”概念解读@ 朱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062俗文学;;知识谱系;;现代在郑振铎《中国俗文 学史》中,根据“俗文学”的概念,“话本”、“变文”等被纳入于一个共同的谱系。然而郑振铎未加说明的是,作为概念,“俗文学”与“话本”、“变文”、“诸宫调”等具有不同的起源。“俗文学”如同“文学”一样在相当程度上是“现代”的发明,而郑振铎规避了这一真正的开端。<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2>福柯·话语的秩序.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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