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最早的书籍。“档案”“只是甲骨文书籍的主要功能或属性之一,而不是甲骨文的基本性质。一部 分学者一直认为甲骨文是商代王室档案,秘不示人,专供卜者、史官、商王等极少数人查阅的。笔 者则认为甲骨文首先是商代主要的出版物形态之一,或说是商代主要的书籍形态之一。从中国古代 早期书籍的历史属性方面讲,甲骨文不可避免的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痕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 是后来被一些著名学者引申、夸大,并且引以为据的原始档案属性。因为人类早期历史上的许多东 西,在今人看来,都带有模糊性或多义性。对之进行分辨时,我们一定应当明确它的主要性质,还 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我们也不应回避或抹煞它的附属的、次要的或其他的种种属性。二关于 甲骨文是商代的出版物,也是商代的书籍,其实在国内外已经出版的诸多学术论著里已经得到了明 确的认可;抑或意识到了,并被包括了进去。这些著作主要有:《中国印刷史》(张秀民著,上海 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古籍印刷史》(魏隐儒编著,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古代书籍史话》(李致中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中国出版史话》(方厚枢著 ,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编辑史》(姚福申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书的历史》(庄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书史话》(刘国钧著,香港上 海书局1976年版)、《中国图书论集》(程焕文编,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中国编辑 出版史》(肖东发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书史》(郑如斯、肖东发编著, 第29卷(总第116期)Mar.,2004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文献学讲义》 (王欣夫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古代印刷史》(罗树宝编著,印刷工业出版 社1993年版)、《中国出版史》(宋原放、李白坚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中 国出版简史》(吉少甫主编,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藏书通史》(傅璇琮、谢灼华主 编,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藏书楼》(任继愈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藏书起源史》(刘渝生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外国学者写的著作(国内 翻译出版)主要有:《中国图书与图书馆》(<日>松见弘道著,黄宗忠等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 995年版)、《文字与书写———思想的符号》(GeorgesJean著,曹锦清等译,上 海书店出版社)、《阅读史》(<加拿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等 。上述出版史方面的著作,事实上正是基于对甲骨文是商代出版物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同,才把甲 骨文均收入书中,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出版物。这也正是凡是书史著作均将甲骨文图版列于诸图之 首,将甲骨文内容列于全书内容之首的根本原因。其中,一些著作虽然依然徘徊在书籍、文献、档 案三者之间,但是毫无疑问,甲骨文首先是出版物,否则一切将无从谈起。关于甲骨文的这种“徘 徊”现象以至于“档案”学论见,则正好为我们深入研究乃至澄清甲骨文属性这一问题提供了必要 性。认为甲骨文是商代出版物,是商代书籍者,不乏明确的例证。兹姑举数例。一、傅璇琮、谢灼 华先生主编的百万言巨著《中国藏书通史》中论道:“卜辞是殷商刻辞甲骨的主体,数量相当可观 ,内容亦极为丰富,是十分珍贵的商代史料,保存了商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礼制 、田猎等各个领域的极为丰富的原始的第一手资料。由于甲骨卜辞是有序存放的,所以甲骨卜辞是 一部编年体的商代百科全书。”(该书第8页)二、魏隐儒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古籍印刷史》中 ,第一章的题目即定为“龟甲兽骨的书”。他论道:“我们认为这是最古的史料图书”;“在三千 多年前的殷代后期,就有了记载占卜凶吉事件的图书,那时用作图书材料的不是纸,而是把文字用 刀刻在龟甲和兽骨上面”(第3页)。“甲骨的出土,不但使我们掌握了商代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文 化资料,研究古史有了可靠的证据,而且使我们见到了三千多年以前的最初形式的书”(第6页) 。三、我国书史研究先辈刘国钧先生在其《中国书史话》中认为“甲骨文是我国最古的书”。庄葳 著《中国书的历史》也称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书籍”,即“最早出现的甲骨文的书”(第13页 )。懿恭先生在《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上发表了文章《我们最古的书:甲骨文— ——龟册》。四、李致忠先生在其《中国古代书籍史话》中论道:“殷周时期的甲骨,有记事的内 容,有装订的形式,所以我们把它们看成是我国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第27页)五、邱陵先 生在其《书籍装帧艺术简史》中将甲骨文列为“中国最早的书籍形式之一”,并明确指出:“甲骨 刻辞应该是我们最早的书,这是有实物可证的。”(转引自《邱陵的装帧艺术》第62页)三显然 ,学术界存在两种主要看法,一种认为甲骨文是书籍,而且是中国最早的书籍;一种认为甲骨文主 要是商王朝的档案。无论是研究出版史(包括图书史、编辑史、印刷史、著作史、藏书史)的,还 是研究档案、档案史及文献学的,均受此两种看法左右。总的来看,“档案说”似乎占主导地位, 影响比较普遍。笔者认为,甲骨文是商周时代的出版物,是中国最早的书籍。次言之,这种出版物 (书籍),从其功能上来看,具有档案的属性。换言之,甲骨文虽然具有王室档案的属性,但是这 并不等于甲骨文的基本性质。甲骨文的基本性质是回答甲骨文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的。从这一意义 上讲,甲骨文无疑是出版物,是书籍。“档案说”的错误就在于以甲骨文的档案属性,代替了它的 基本性质,或说是夸大了这一属性,排斥了甲骨文的基本性质。显然,甲骨文如果不是出版物(书 籍),有何来其档案属性?正所谓烛之不存,亮从何来?所以说,正是因为有了甲骨文这种出版物 形态,也才相应地有了它的诸种属性,包括其档案属性。如果我们只承认甲骨文是档案,而不承认 它是出版物(书籍),那么至少从形式逻辑上来讲,这就违背了三段论,即在没有大前提和小前提 的情况下抛出了一个结论。果真如此的话,这显然是一个简单的低级错误,是一个人见人知的自相 矛盾的悖论,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在已出版的出版史、图书史主要研究论著中,以及文献学、档 案学论著中,即使是“档案说”观点持有者,也都把甲骨文作为客观上的出版物而予以必要的论述 。也就是说,甲骨文在此一学术范围内是无可回避的极为重要的一章。既然我们只认为甲骨文是档 案,为什么还要在出版史、图书史研究论著中大书特书?中国书史研究的权威———美国华裔学者 钱存训博士在其名著《书于竹帛》,中国的张秀民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印刷史》中,均对甲骨文予 以重点介绍,即可作为明证。尽管他们也持“档案说”,但事实上都是把甲骨文作为商周时代的出 版物来看待的。大概凡是持“档案说”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中国最古的正式书籍乃是简册,而 非甲骨文。实际上,还是中国书史研究的先辈刘国钧先生的结论正确,他认为甲骨文才是中国最早 的书籍。因此,“档案说”之于中国出版史、图书史研究,其实是一种学术上的倒退。笔者在此也 谨以此文向大名鼎鼎的中国书史研究国际权威钱存训先生提出质疑———在大作《书于竹帛》(又 名《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与文字记录》)中为何要大书 特书所谓“档案”的甲骨文?尊作的学术价值是否会因此而色衰?所谓“档案”的甲骨文是不是出 版物?如果不是那么它是什么?难道只能还说它仅仅就是“档案”吗?那么,这档案不经过出版又 由何而来呢?如果经过了出版,为什么又要回避称它为出版物呢?之所以说甲骨文是出版物,是因 为它具备了出版物的基本要素。一是文字。甲骨文是系统的成熟的文字。二是载体材料或物质材料 。甲骨即为此种载体材料。三是记录。甲骨文记事完整,形成了其特有的文体、结构及其体例。四 是编辑。甲骨文从取材、选材、章法、布局、刻写,乃至保存、使用诸方面,均形成了一套完整的 做法。郭沫若先生解释说,刻的好的甲骨文是师傅刻的,刻的歪歪扭扭的是徒弟刻的。看来,甲骨 文的编辑出版,还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不少甲骨文甚 至还是举世公认的书法艺术佳作。五是积累文化。例如,据《爱俪园梦影录》(李恩绩著,三联书 店1984年版)作者自述其亲眼亲手的经历,王国维先生解释一片甲骨上的文字为“宾祖己”三 个字,并推论出祖己是谁。大误特误!因为这片甲骨下面还有个碎片,合起来是“……宾……”, “己未……”,“……贞……”,几个残字,而不是“宾祖己”整整一句(第184～187页) 。大师尚且如此,更何况他人乎!由此亦可窥知甲骨文积累文化之一斑。六是传播知识。大概问题 就出在这点上。显然,如果用现代大众传播的理论去套甲骨文,甲骨文肯定是不够格的。不过,若 从符号学的理论来考察,甲骨文倒是颇有吻合之处。其灼纹实为“所指”,刻辞则为“能指”。两 种符号如此完美的集于一体,天然冥合,不能不令人叫绝!问题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在于,我们能用 现代大众传播理论去苛求甲骨文吗?换言之,我们能够否定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逻辑或其 发展阶段论吗?显然不能!如此,我们就必须还甲骨文以历史本来面目。甲骨文主要作为卜辞记录 ,其记录的目的不是为记录而记录,而是为了使用与传播。只不过这种传播是一种相对于大众传播 而言比较有限的传播。这是由商代的历史所决定的,因为那时读书识字还只限于极少数人。对于这 些人来讲,甲骨文就是出版物,就是书籍;对于中国出版史来讲,甲骨文就是中国最早出版的书籍 。研究出版的人都明白,高科技的发展必将推出一种代替纸质出版物的新式出版物。到了那时,难道将来电子图书或新式图书取代了以纸为介质的图书的主导地位以后,后人能说纸质图书并非出版物或图书吗?再者,正是由于甲骨文出版物使用的载体材料比较坚固,才得以保存至今,使我们通过甲骨文书籍,得以最为深广地研究与认识商代社会。显然,甲骨文具备了出版物(书籍)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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