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直是日本致力于走向政治大国的既定目标 ,其影响之大已经远远超越其国界。出于国家利益的密切相关性 ,中国学术界和媒体高度关注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战略与管理》先后发表了马立诚先生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2 0 0 2年第 6期 ,以下简称马文 )及时殷弘先生的《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2 0 0 3年第 2期 ,以下简称时文 )两篇文章 ,以及人民日报网站先后发表了林治波先生的《“对日关系新思维”质疑》及《“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质疑》(以下简称林文 )的回应文章 ,使包括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在内的中日关系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马文的核心内容是 :“我们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 ,战争毕竟已经过去了近 6 0年” ,中国“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 ,坚持“中日合作 ,共同促进两国及东亚、东南亚的繁荣” ,对日本不要“情绪化” ,“能够创造更为和解的环境 ,也比采取苛刻的态度对自己更安全”。避免中日关系被民族主义的“自大”和“排外”两个消极因素的影响而走向失控。“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以德报怨”。马文虽未直接提到中国在日本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持何种态度 ,但其对中日关系的总的基调 ,不可否认为后来的时文在确定对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持的态度上作了充分的舆论和气氛的准备。时文《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的立论是 ,如果中日关系持续地紧张下去 ,对中国是很危险的。因此 ,应该来一场“外交革命” ,大力实质性地促进中日接近。只要中日关系实现了大幅度的飞跃 ,就可以“显著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杠杆”作用。为此 ,时文提出中日接近的五大措施之一便是在必要时不附加特殊条件地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采取支持立场。其具体论述是 :“在联合国安理会体制改革问题上 ,从政策声明和实际态度两方面‘一视同仁’地看待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 ,即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提出中国未对其他同类要求者 (如印度、埃及等 )提出的特殊条件。或者更进一步 ,择时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林文主要针对时文和马文所代表的“新思维派”而开始其论战 ,其第一篇文章是对新思维论者进行系统的质疑 ,没有直接提到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 ,其第二篇文章正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5 8周年纪念日在人民日报网站发表 ,锋芒所指 ,是完全对着时文来的。林文对时文包括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认为 不设条件地“择时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观点等于“免费午餐送给日本”。在林文看来,“中国政府不妨提出下列条件”要求日本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上作出中国满意的解决。如果日本同意或基本同意林文开出的条件 ,“中国可以尊重日本的政治大国地位 ,同意乃至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则中国就不能“一厢情愿地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而且在日本不能满足中国开出的条件的情况下 ,中国就要有“断然行使否决权的坚强决心” ,这样“才有可能促使日本切实考虑并同意中国的条件”。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 ,从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 ,时文提出的“一视同仁”即不对日本的常任理事国设置特殊条件和林文相反的观点本身能够说明什么 ?带来什么效果 ?林文或者时文的愿望是否是建立在充分的学理上和理性价值之上 ?中日两国作为世界上影响力较大的国家仅就中日关系而谈中日关系是否明智 ?在日本谋求成为常任理事国问题上开出种种条件的提法本身是否站得住脚 ?是否具备起码的学理性 ?二、分析与评价1.“一视同仁”和“附加条件”的主张均为狭隘国家利益观实际上 ,无论是时文还是林文 ,在关系到日本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个问题上的提法基本站不住脚。时文说对日本的常任理事国化不提出特殊条件没有错 ,但是无法从逻辑上得出“更进一步”地 ,“择时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结论 ,时文指的“择时” ,指何时 ?很明显这里只能有几种情况 ,一种是中日关系真的有了很大的改善 ,这个时候中国会心甘情愿地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 ,但是中日关系的改善必然是中日双方对这一问题认识都有一些实质性的重大进展 ,否则关系难以改善 ,关系难以改善就谈不上友好 ,没有友好的关系中国就无法“择时”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另一种情况是中国的国际压力太大 ,中国不得已支持日本的要求。第一种情况不会在短期内出现 ,因为这涉及到民族心理和民族特性的问题 ,简单地说 ,哪一天中国真的如美国一样强大 ,日本就有可能向中国认错和低头。日本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著有一本在国内十分畅销且严重误导日本青少年的漫画书《战争论》 ,他在书中就称 ,“他对日本向美国投降没怨言 ,只是向中国投降心有不服” ,“中国成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不公平的 ,日本应当比中国更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 ,至少也应当变成第六个常任理事国”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也在其网页的“实事求是”栏目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说 :“随着中国的发展 ,中日两国的经济差距缩小 ,双方的和解可望提前实现 ,”〔1〕这些都是明显的以实力论高低的逻辑 ,只不过后者比前者多了一点善意和期待。至于第二种情况 ,如果真的出现了 ,中国即使最后不得已投了日本的赞成票 ,日本也不会领中国的情 ,因为日本会认为它本该早就是常任理事国。再从实践上看 ,美国从2 0世纪 70年代初开始就因为中国恢复了联合国中的一切合法席位 ,而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地位的需要就一直死心踏地支持日本的联合国外交目标 ,但均为联合国改革框架之外的行为 ,因此至今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至于林文坚持要在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问题上附加条件的提法 ,早在 11年前 ,日本学者就在其著作中预测到了 :“在亚洲的霸权争夺中 ,国家利益有和日本发生迎面冲突的中国 ,她惟一对日本的优越地位就是在安理会中的立场 ,她怎么可能抛弃其如此优越的地位呢 ?即使中国表示‘不反对’ ,其代价也是对西方国家 ,特别是对日本来说 ,可以容易推测肯定要附加格外高的条件。”〔2〕现在果然我们中有人真的把自己在联合国中的特 殊地位当作牌来打。尽管这并不代表政府的正式立场。能否在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问题上附加条件?回答是否定的。如果完全限于双边关系的层次 ,出于主权的考虑 ,中国从理论上讲可以这样做 ,问题是这涉及到了联合国 ,涉及到了国际社会 ,这就超越了双边关系和国家主权的层次了。我们的国家利益观应和人类共同利益联系起来 ,如果两者目标一致 ,则没有问题 ;而如果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发生了冲突 ,则应该放弃国家利益 ,以人类共同利益优先。很明显 ,提出同意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若干附加条件 ,这是拿中国在联合国中的特殊地位作交易 ,是一种拿联合国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工具的一种有害的心态。假设日本满足了中国所有开出的条件 ,中国就支持日本的常任理事国诉求 ,但若日本的整个联合国政策受到绝大多数会员国的反对 ,中国还能心安理得地继续支持吗 ?可以把联合国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方便工具吗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人类共同利益 (联合国正是目前最能比较充分反映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机制 )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统一的。无论时文和林文都行不通 ,因为它们都是单纯地以自己的国家利益来看中日关系 ,是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在人类社会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今天 ,国家利益所要体现的民族的生存与安全、国家的地位与尊严、政治的独立与稳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等内容 ,越来越需要和人类共同利益协调一致才能得以充分和稳定地实现。2 .日本能否成为常任理事国取决于日本自身的行为和安理会的改革日本能否成为常任理事国这首先取决于其联合国政策的好坏以及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态度及日本的国际贡献。那么 ,日本的联合国政策好坏应以什么为衡量标准 ?简而言之 ,就是是否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忠实地履行会员国的职责 ,并用实际行动来保护联合国“维护国际的和平与安全”的权威性和不可动摇性。具体而言 ,日本作为当选为非常任理事国次数最多 ,对联合国的财政贡献仅次于美国 ,在联合国环保 ,发展、裁军等领域发挥较大作用的联合国会员国 ,它还是得到了相当一大批会员国的认同 ,甚至成为新增常任理事国呼声最高的国家之一。《经济学家》就断言 ,如果联合国安理会曾经实现了改革 ,日本就确定无疑地会取得常任理事国席位。〔3〕但问题的另外一方面是 ,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并不是它自己曾经所标榜的“联合国中心主义” ,而是实质上的“美国中心主义”。我们从日本在美国发动的绕开联合国的伊拉克战争中以及美国所主导的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的表现可以看出 ,当在美国和联合国之间作出选择时 ,日本毫不迟疑地站在美国一边 ,成为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最忠实执行者 ,使联合国的威信受到严重挑战 ,美国俨然成为“国际的和平与安全”的主导者 ,联合国成为只能充当诸如救灾、救济、人道主义救援等为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主导的“重大国际和平与安全”行动之后的辅助性工作。也就是说 ,联合国已经被美国边缘化 ,而日本则积极地参与到使联合国被边缘化的工作当中 ,加重了联合国的危机。而且日本更借所谓伊拉克战争后的战后重建 ,进一步突破宪法的限制 ,国会通过“伊拉克复兴支援特别措施法”决定 ,打着根据联合国的各项决议的旗号实际上是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向伊拉克派兵 ,联合国的权威受到进一步的伤害 ,对一心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日本来说 ,其行为和其愿望存在严重反差 ,广大联合国会员国根据日本的行为是很难在内心深处认同日本的常任理事国目标的。很显然 ,日本谋求安理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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