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步入21世纪之后,富于良知的中国文化人开始思考着一个必须认真地思考的问题,即: 在世界文化中,中国文学究竟应占据怎样的地位?或者说,中国文学如何融入世界文化?对这个问 题的思考和解决,我们说,应该首先具有某种“政治意识”。我们的看法是:世界文化作为一个“ 大概念”,具有极大的涵容性,是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因此,中国文学,或者更大一些说中国文 化,属于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文学如果要成为世界大合唱的一个重要节拍,跻身于世界文 化之林,无疑应该积极、主动地向世界文化靠拢,并融入其中。简而言之,“走向世界”对于中国 文学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一条必由之路。但是,世界文化这个统一体又是一个复杂的构成。它既包 含着几千年来世界各民族在认识与改造自然、认识与改善社会、认识与完善自我过程中的积极的、 健康的、进步的、向上的力量,也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消极、病态、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前者属于 世界文化的主流,属于世界各民族均应予以吸纳的精神养料、宝贵财富;后者则应予以坚决剔除。 从当今的国际形势来说,尽管“一体化”的强权话语一声高过一声,一浪高过一浪,但和平的正义 之声却不会被淹没,人道主义的旗帜却不会褪色,科学的进步趋势却不会改变,社会的发展轨道却 不会偏离。和平、人道、科学、发展所构成的当今整个世界的主旋律,已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的主流 ,反映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因此,中国21世纪文学若想“走向世界”,必须与世界主 流文化相融合,而不是与其他什么东西相融合。也就是说,中国21世纪文学应该走在时代前列, 通过自身鲜明地反映与体现出强大的时代精神,成为世界先进文化的代表。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文 化传统,一直是百折不挠、昂扬向上的民族。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它倔强地、不屈地奋进 着,以改革开放的胆略和勇气书写着自己光辉的篇章。应该说,中华民族所反映出的当代精神是与 和平、人道、科学、发展的这种时代精神完全一致的。因此,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反映,21世纪 的中国文学必须与中华民族的奋进史密切相连,必须与我们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密切相连,必须与 我们党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密切相连。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代表民族的切身利益,反映出民 族的进步要求,唱出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时代最强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21世纪中国文学必 须要讲最大的“政治”。本着这种观点来考察中国上一世纪后几十年的文学创作,我们发现中国文 坛上似乎出现了某种与时代精神不相吻合的现象。我们注意到,某些作家,他们对热火朝天的改革 以及由此而引发出的不断变化着的经济形势、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的社会道德风貌、民族在“一体 化”面前的困境与抗争等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却躲进“象牙之塔”,关起门来搞“私人化写作 ”。他们以为,这就是文化人的“清高”与“超脱”,是文化人的“无为而为”,是文化人的自然 “本色”。我们的批评界,也不时有人发出呼应之声,以为惟此才能创造出“美”,才是中国文学 发展之正途。我们觉得,上述现象反映出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偏狭和认识错误。因为,作为作家,特 别是作为先进文化代表者共产党领导下的作家,他必须承担起民族与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努力通过 自己的辛勤创作使民族文学“走向世界”;而若想使民族文学“走向世界”,他又不能不时刻注意 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出时代精神,不能不自觉地去做先进文化的代言人。即使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普 通成员,一介平民,他也应时刻牢记古人之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 谁,只要他生活于人群之中,只要他还没有出现于真空地带,他就应该关注国家兴衰,关注民族荣 辱,关注民生苦乐。一句话,作为作家,他应该有“忧患意识”、“关怀意识”,他应该心甘情愿 地把自己绑在民族和国家的前进之轮上。在今天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我们的祖国尚处于贫弱状 态之时,这一点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另外,上述作家、批评家似乎还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 :古今中外,凡是优秀的作品,几乎没有与时代绝缘的,几乎都反映出了特定历史时代的精神,几 乎都和同时代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从中国文学史看,《离骚》传达出内忧外患之际无人识高洁的悲 愤,杜甫的《三吏》《三别》抒写的是“穷年忧黎元”的忧思,李白、陆游的诗吟唱的是报效祖国 的豪情壮志,而《红楼梦》发出的则是“无才补天”的感叹。从外国文学史看,荷马史诗写的是古 希腊民族所崇尚的英雄主义,《神曲》关注的是拉丁民族的出路和整个人类的道德完善,《哈姆莱 特》重在强调“重整乾坤”的历史使命,歌德的《浮士德》探索的是人类存在的价值,而巴尔扎克 的《人间喜剧》则写尽了19世纪后半期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在欲海俗流中沉浮的人生百 态。总之,作家如果想不朽,想扬名百世,他就不能远离时代,他必须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时代 的土壤之中。作家的创作是从他所生活的时代汲取养料的,他的创作就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反映, 就是时代精神的载体。脱离时代绝不能创作出好作品。由于上述原因,我想,在21世纪的伟大历 史已经开始了的时候,如果上述一些人仍然坚守“闭关”政策,“两手不为天下事,一心只写唯美 书”,那么,21世纪的中国历史肯定不能认可他,富于使命感的中华民族也肯定会抛弃他。在与 世界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我们不但要注意我们作家自身的创作实际,认真地反省20世纪中国文学 所走过的某种弯路,所陷进的某种误区,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国际上“一体化”喧嚣背后的政治意图 。对此我们同样无论如何不能丧失政治敏感性。我们认为,世界文化这个统一体并非“一体化”, 因为,“一体化”的内涵就是以西方某一个国家为中心的“一国化”,对于其他各国的文化而言, 它意味着最大强度的“他律”。而说白了,“他律”意味着“强权话语”,“强权话语”意味着“ 威慑”与“征服”,“威慑”与“征服”意味着民族个性的消失,而民族个性的消失则意味着本来 意义上的“世界文化”的灭亡。从这种意义上说,世界文化的存在,其先决条件是民族文化个性的 存在。所以,“一体化”的鼓噪,从本质上说是带有极大危险性的、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行为。这 一点还提醒我们的作家:在吸纳、融汇世界文化的过程中,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路上”,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丧失民族文学的个性,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丧失我们中华民族的自尊与自持。我们 不否认,中国文学实际上是中国各民族文化不断整合的结果,也是对外来文化不断吸纳的结果。自 公元1世纪开始,中国文学就自觉地融汇了古代印度文化———亦即佛教文化的因素。而到了17 世纪,中国文学又开始了对欧洲文化的大量吸纳。时至今日,我们说,在中国文学的血肉中,已经 融入了许多属于世界先进文化的成分。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在民族文化的整合和对异域文化的 吸纳过程中,我们以往的民族文学却绝没有丧失掉属于自身的主体因素,绝没有让异域文化淹没民 族文学的个性和特殊性。这种民族文学的个性和特殊性,首要的不在于它的民族的言说形式、言说 符号,而在于其内在的民族文学精神和品格。这种属于中国文学所特有的民族文学精神和品格,实 际上正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在抗争自然、抗争邪恶过程中,在内忧外患面前所形成的民族性格的反 映,它就是:倔强不屈,独立高洁。我们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社会如何发展,中国文学的 精神和品格却始终不改变,因此它永远是一个值得世人所敬仰所佩服的仁人志士、长者尊者。正是 这种民族文学精神和品格,影响和塑造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子孙,鼓舞和激励着中华民族坚忍 不拔、顽强不屈地与自然抗争,与外敌抗争,与自身的邪恶抗争,在精神上完善着自己,发展着自 己,这才有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的中华民族。可是,当我们翻开上一 世纪后几十年中国文学的文本时,我们却看到:随着我们作家陷进了某种认识误区,随着我们的作 家与世界先进文化的疏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疏远,我们的某些作品已经越来越失去了中国文学的 个性,越来越像“外国文学”了。为了“走向世界”,我们的某些作家便盲目地模仿外国文学。世 界主流文化所反映出的时代精神他们不注意,不吸纳,相反却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那里少加选 择地照搬了可能外国人都已经扬弃了的某些垃圾:外国人灯红酒绿,我也灯红酒绿;外国人宣泄欲 望,我也宣泄欲望;外国人凶杀、吸毒,无恶不作,我也凶杀、吸毒,无恶不作;外国人“垮掉” ,我不“垮掉”,但我是“新人类”、“新新人类”。这一切,都被我们的作家不加反讽、不加批 判地堆进了作品,抛向了市场。他们公开欣赏“腐烂的驴子,软绵绵的钟,鱼头人身的怪物,孤独 的教堂,阴郁的黑衣人”,公开欣赏什么“垮掉精神”,声称:“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 ,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 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做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的狂喜,包括性高潮 的奥秘,……”因而在他们笔下,夜晚的气息充满了情欲,房间和酒吧泛着冷光,涂着唇膏的女人 在睡眠中发出呓语,各色人物在物质之流中飘飘荡荡、沉沉浮浮……总之,他们所创造出的世界, 类似于我们在电视中所看到的“动物世界”,完完全全是“欲望的狂欢”的尽情陶醉,完完全全是 “一己的梦幻和意淫”,根本看不到生命的绿草地、人性的伊甸园,根本看不到中华民族在改革过 程中顽强拼搏的意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根本看不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华夏大地的欣欣向荣 景象、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在某些作家的“欲望化写作”中惊讶地发现:他们已 经明显地远离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远离了世界先进文化的正常轨道。这种现象当然不能予以肯定。因为,作为作家,作为先进文化代表者共产党领导下的作家,他不但必须承担起民族与历史赋予他的使命,时刻注意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出时代精神,自觉地去做先进文化的代言人,而且还应该通过自己的创作,陶冶情操,净化灵魂,承担起振作民众精神、不断向上向善的历史责任。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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