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 0 0 2年 10月 2 2日在镇江隆重召开。此次会议规模宏大 ,盛况空前。据统计 ,与会专家学者共 90余人 ,包括来自台湾、日本、韩国、欧美等地的海外学者 2 7人。会议共收到论文 80余篇 ,内容涉及《文选》的编纂、版本、校勘、注释、评论等各个方面。为及时总结研究成果 ,进一步推动文选学研究 ,笔者拟对此次会议的研讨情况做一综述 ,并对当前研究中的现状与问题略陈管见 ,以此求教于方家。《文选》编纂的研究《文选》编纂的研究是文选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它的内容非常广泛 ,涉及编纂《文选》的时间、选录标准、体例和《文选》的编纂者及其文学观念等问题。尤其是关于《文选》的编纂者方面的研究 ,是与会学者讨论的重点。关于《文选》的编者 ,王立群《“昭明太子十学士”与〈文选〉编纂》一文从一个新的角度作了探讨。作者在文中考辨了“梁代学士”和“昭明太子十学士” ,并剖析了梁代学士的职责 ,认为“编纂典籍为学士的主要职责 ,但此种典籍编纂主要在编纂类书 ,而非文学总集” ,从而指出“学林关于《文选》成于诸学士之手之说 ,概率不大。”与会学者对《文选》编纂的时间和体例等问题 ,所作的讨论也不多。乔长阜《浅论〈文选〉编选的四个问题》一文对一些传统说法提出了不同看法 ,认为《文选》“不录存者”说不能成立 ,并指出《文选》不录编者及其父亲等人的作品。同时 ,作者在此基础上对《文选》所录作品的时间下限和《文选》的编纂成书时间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与 会学者讨论更多的是关于《文选》编纂的选录标准、编纂者的文学观念、文学成就等问题。如《〈 文选〉选篇出自萧统独立的文学审美观念———兼论三种〈文选〉选篇依附说》一文对《文选》选篇依附《文心雕龙》说,依附《谢灵运传论》说 ,依附《文章缘起》说一一作了辩驳 ,作者认为《文选》篇目的厘定是出自萧统的文学审美观念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萧统自己的文学思想。许逸民则在《从萧统的目录学思想看〈文选〉的选录标准》一文中展示了自汉魏至齐梁时期目录学发展的情况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萧统的目录学思想 ,由此为我们理解萧统选编《文选》的范围和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此外 ,萧统对陶渊明的评价问题 ,也是大家极为关注的。其中 ,齐益寿《萧统评陶与〈文选〉评陶》一文结合萧统的文体及其选文的尺度来全面评析了萧统评陶与《文选》评陶 ,并指出这两者之间并不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存在落差 ,后人的误解之处即在于“以为礼赞陶渊明就是对他文学成就的高度肯定”。与此相呼应 ,《略论萧统为何特别钟爱陶渊明》一文则从萧统的地位、处境、心境变化与时代思潮来考察了萧统钟爱陶渊明的原因。《文选》的版本、校勘与注释研究关于《文选》的版本、校勘方面 ,与会学者的讨论主要涉及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广都本《文选》、《文选集注》、五臣注《文选》版本系统、尤刻本李善注《文选》等。如徐俊《敦煌吐鲁番本〈文选〉拾补》一文 ,主要是对饶宗颐所编《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作了拾补。诸如刘孝标《辩命论》(日本上野氏藏本 )、郭景纯《江赋》(俄藏Dx .182 92 )、张景阳《七命》(俄藏Dx .80 11)等篇 ,作者一一详加比勘 ,颇多发现。又如台湾学者游志诚在《论广都本文选》一文中 ,通过《文选》诸本的比较 ,努力揭示广都本《文选》的原貌 ,同时也对宋《文选》的源流及善注五臣注有无分合、删并等问题作了探讨。杨明《读〈文选集注〉札记二则》一文 ,利用《文选集注》解决了一些版本校勘上的疑难问题。李佳则撰文指出《永乐大典》所收《文选》与建刊诸本基本一致 ,赣州本的底本更有可能是明州本 ,建刊本是赣州本基础上的一个重新整理本 ,《四库萃要》、《四库全书》本很可能是赣州本。在《文选》注释方面的研究 ,与会学者对李善注给予了更多的青睐 ,而对五臣注及其他各家注的研究则显得相对冷清。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文选李善注的性质》一文 ,通过考察《李善注文选》成书时的情况 ,探讨了该书的性质。作者认为它“继承了曹宪的‘文选学’ ,充分发展了引证典故的注释方法 ,集以曹宪为首的江淮间的‘文选学’的大成。”同时作者还对当前探究《李善注文选》原型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德华《李善〈文选〉注体例管窥》一文 ,讨论了李善《文选》注的体例 ,认为李善《文选》注本中的“旧注”为其底本所有。由此这些旧注的文献价值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范志新在《俄藏敦煌写本Φ2 4 2〈文选注〉与李善五臣陆善经诸家注的关系———兼论写本的成书年代》一文中 ,揭示了俄藏敦煌写本无名氏注参考了李善、五臣注 ,与陆善经注也有某种联系。同时 ,作者还对此写本成于初唐 (太宗 )时期一说提出商榷 ,认为当在玄宗以后 ,并指出尤延之刻本也参据了此写本。《文选》所录作家作品及文学体类的研究含英咀华 ,赏析奇文 ,是传统选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本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来看 ,这方面的论文数量多 ,涵盖面广 ,体现出了角度的多样化和内容的丰富性。有的学者从文献学的角度对作家作品进行了考察。如俞绍 初《〈洛神赋〉写作的年代与成因》一文对曹植《洛神赋》研究中尚有争议的写作年代与成因等问题作了重新审视;范子烨则在《魏晋之赋首———成公绥考论》一文中就《啸赋》的作者成公绥详加考论 ,对其家族历史、生活风貌以及诗赋创作的基本形态等多有发掘 ,颇具启发意义。对具体作品进行艺术分析的文章 ,涉及到了写作艺术和思想主旨。如顾农师《说阮籍咏怀诗中的“仙心”》一文 ,认为“在游仙诗发展的谱系中阮籍乃是郭璞直接的先行者” ,并进一步指出阮籍《咏怀诗》中的“仙心”往往被后人忽略的原因在于他除了通过“仙心”之作表达自己的情感以外 ,又通过玄言诗来表达他的思考 ,而后者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前者。蔡宗齐在《阮籍的象征表现手法与咏怀体的艺术特征》一文中则揭示了阮籍诗歌的象征表现手法的形式上的特征 ,并从他对诗歌形象、结构和潜文本三个层次上的不确定性的运用入手 ,对他的象征手法作了细致的分析。相对而言 ,从文化学角度对作家作品进行探讨的文章还不多。如樊荣《啸、〈啸赋〉与魏晋名士风度》一文 ,从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盛行于魏晋之际这一基本史实出发 ,就“啸”的具体含义 ,成公绥《啸赋》是如何总结这一文化现象 ,啸与导引、道术及魏晋名士风度又是何种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从语言学方面来进行研究的文章也有一些。至于如何把语言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 ,尚需作深入探讨。如王若江《〈昭明文选〉重言词的调查与分析》一文 ,通过对《文选》中重言词的分析 ,认为“词汇产生初期可能就存在着单音词与双音词两种结构形式” ,“语音完全重叠构成单纯词的方式 ,不仅应用于《诗经》时代 ,在汉魏时代仍被大量使用” ,并强调指出“对于汉语词汇应该增强文体意识” ,“从文体学出发进行词汇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台湾学者林登顺则在《〈文选〉同义平列复音词之探析》一文中着力揭示了复音词演变的复杂情况 ,并指出平列复音词“就文学来讲 ,也带给六朝文体骈偶化更大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 ,与会学者的视野已逐渐从对《文选》所收作家作品的研究扩展到了对其所录文学体类的研究 ,从而极大地拓展《文选》研究的空间。就与会学者的讨论而言 ,主要涉及到诗、赋、制策文、序、颂、赞、碑文等。如周勋初《论〈文选〉中的四言诗》一文围绕《文选》中的四言诗 ,重点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 :萧统对四言诗所持的态度 ,魏晋南北朝文论界对四言诗的评论 ,唐代文学界与《文选》的关系。同时 ,作者还依据《文选》对李白产生的影响 ,结合李白的身世与思想 ,对其“尝言兴寄深微 ,五言不如四言 ,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律俳优哉”这一与其创作实践相矛盾的诗论作了分析。程章灿《〈文选〉选录碑文及其相关的文体问题》一文就《文选》所选录碑文的篇名、入选原因进行了考辨 ,对碑、颂、铭、诔相近文体的有关问题作了说明 ,并进一步指出“与《文心雕龙》相比 ,《文选》对文体发展中的新变因素显得更为注意 ,也更加重视。”胡大雷《〈文选〉诗以“类”相分的形成及影响》一文则对分类成因等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文选学史方面的研究由于文献整理的不足以及其他各种原因 ,这方面的研究还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其中 ,日本学者对《文选》在本国的教学、研究与影响等方面谈论较多。如《从〈九条家本文选〉所收的 识语来看〈文选〉教学在日本》、《二十世纪的日本〈文选〉研究与课题———以斯波〈文选〉学为中心》、《论〈文选〉对日本五山文学的影响》等,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各个不同时期《文选》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关于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 ,有段书伟的《清代的〈文选〉通假字研究》。此文讨论了清代学者在《文选》通假字方面的研究状况 ,为我们展示了清代《文选》研究的一个侧面。童自樟在《〈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文选类著作考》一文中详细考订了《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文选》类著作 ,对进一步开展文选学史的研究颇多奠基之功。再如《新时期文选学研究之回眸》、《关于〈文选〉五臣注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等论文 ,对当前国内的文选学研究作了介绍 ,极有参考价值。另外 ,还有一些论文难以归入上述几类 ,在此作一集中介绍。如傅刚《〈玉台新咏〉与〈文选〉》一文 ,着重比较研究了二书的异同 ,涉及到了二书的编撰目的和编撰体体例、二书著录作家作品的情况、二书反映出的文学观念等方面。曹道衡《从〈文选〉看齐梁文学思潮和演变》一文 ,从《文选》的选篇出发 ,结合《文心雕龙》、《诗品》、《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书 ,对《文选》的选文标准和齐梁文学思潮的演变作了探讨。台湾学者张蓓蓓则在《略谈〈文选〉牵涉的几个中国文学史问题》一文中从宏观上讨论了《文选》牵涉的几个文学史问题 ,包括赋的地位、楚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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