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日安全困境与台湾问题——兼论“对日关系新思维”

　　安全困境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中,主权国家经常会遇到的两难处境。中日之间的安全困 境在冷战后表现尤为突出。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海峡两岸统一后,势必影响日 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强化和美国的同盟关系,日台关系在陈水扁上台后迅速升温,日本对“周边事 态”是否包括台湾采取模糊政策,这些都是日本基于安全困境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对策。同样,中 国对日本政治军事大国战略、日美同盟体制的强化、防卫范围的扩大、自卫队在全球热点地区发挥 作用也心存疑虑,尤其是日本国内经常有否定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行发生,这更加重了中国的疑虑。 本文拟从安全困境的一般理论入手,解析中日安全困境在台湾问题上的表现、性质和根源,并就安 全困境与日本对台政策及“对日关系新思维”能否消除中日安全困境进行一番探讨。1.安全困境 的一般理论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中,安全是所有国家追求的目标,但安全因素作为一种国际 资源并非是无限的,难以满足所有国家的全部要求。因此,各国在追求安全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 会发生矛盾、冲突乃至战争,这一点已为国际关系中无数实践所证明,这便是安全困境产生的大背 景。主权国家必须采取多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安全,但是一国只　　2004年1月　　Jan.2 004　　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而无法确定其他国家的反应,因此国家通常难以预料自己的行为后果 。这样,一国为安全而采取的行动,就可能产生两种效应:要么使自己更安全,要么使自己更不安 全。国家为安全采取行动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增强自己的力量,二是削弱自己的力量。假使存在 国家A和B,A为实现自己的安全而加强自己的实力,这样就有可能出现两种后果,一是A的行动 威慑了B,使之减少了敌意,那就会使A更安全;二是A的行动产生了挑衅作用,使之增加了敌意 ,B为了消除这种不安全的状况,又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反过来又影响了A的安全。与此相类似 ,A削弱自己的力量也会出现两种后果,一是A的行动产生和解作用,使B减少敌意,就会使A更 安全,二是A的行动产生引诱作用,使B增加敌意,那就会使A更不安全。所以不论国家采取何种 战略,都要冒某种风险。然而,选择的结果只有在实践之后才会知道。而且,即使事后知道最初的 选择是不明智的,也无法知道换一种选择是否会有更好的结果。这种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两难抉择 一般被称为安全困境。世界著名学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Butterfiel d)提出“安全困境”这一概念,并把它叫做“霍布斯主义的恐惧”(Hobbesianfea r)。他在1951年出版的《历史与人类关系》一书中,对国家间的安全困境有经典的描述:“ 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你会对其他国家有现实的恐惧感,别国也会对你有同样的恐惧,也许你对别国 根本无伤害之意,做的只是一些平常的事情,但你无法使别国真的了解你的意思。你无法了解别国 为什么会如此的神经质。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以为对方是敌意的,无理性的,都不肯 做出可使大家都获得安全的保证。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就是这种状态的产物。”(资中筠,19 98:172)关于安全困境的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类,即一般性安全困境与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 。一般性安全困境产生于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产生以来的一种国际关 系常态,普遍存在于各种类型的国家之间,其基本特征是国家间的相互猜忌以及由此展开的有针对 性的策略和活动。一般性安全困境是国家之间冲突爆发的重要促成因素,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困 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一般不会酿成国家之间的战争。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模式产生 于特定的国际结构,往往存在于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如19世纪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与当时的英 国,二战前德国与英国之间,冷战时期的美苏之间存在的安全困境都属于此种性质。这种安全困境 模式还可以表现为联盟之间的对抗,如一战前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的对抗,冷战期间北约与华约之 间的对抗。要解决安全困境,首先需要看安全困境产生的根源。一般来说,安全困境产生的最大原 因在于双方的不信任感,双方都畏惧对方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从而威胁到自身的安全,为了解除这种疑虑,都努力寻求增强自身安全的途径。不信任感的缘由又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双方利益的极大对立,在很多时候是一种零和收益(Zerosumgain),但更多情况是因为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都无法明确对方的行为方式,无法预测到 对方的意图。(姚文礼,2002-8-18)　　杰维斯(R.Jervis)认为:“安全困 境不能消除,而只能加以改良。”途径是寻求一种方法,对国家间的权力斗争施加某种规范性限制 ,使相关国家组成为安全体系(securityregimes)。在这个体系中,各个国家认 同一定的准则、规则和原则。这些规范性的东西可使加入其中的国家互惠互限。这种方法实际上就 是合作的方法,或者说是以国际安全来确保国家的安全。(资中筠,1998:172-173) 2.中日安全困境与台湾问题:表现、性质与根源中日的安全关系可以用上述的安全困境来描述。 中日之间虽然有近2000年的交往历史,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和平相处,但是近代以后因日本 侵略中国而发生战争,给两国间的关系投下了沉重的阴影。在二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和 日本分属两大阵营。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后,安全关系因有共同对付“北极熊”这一合 作基础而得到改善。冷战结束后,“中国威胁论”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疑虑分别在两国都很有市场,中日关系处于一种安全困境中。21　中日安全困境在台湾问题上的表现中日安全困境对日本来说就是能不能正确对待中国高速发展的 问题。具体到台湾问题,日本认为,中国海峡两岸统一之后势必影响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是一个 岛国,资源和能源缺乏,对外贸易是日本生存的基本条件。在国家安全方面,日本一向把台湾看做 它的南方屏障,把台湾海峡看做日本“海上生命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日本90%以上的重要 物资都需要通过台湾海峡运输,如果这条航线受阻,按照日本军方的说法,日本国内将“不攻自乱 ”。(盛欣,2002:236)就两岸统一的方式而言,日本反对中国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认 为那样　　第1期汪　静　冷战后中日安全困境与台湾问题　　　　　会影响日本的海上通道。就 统一之后的力量对比而言,日本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担心中国一旦统一,有可能对日本 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形成挑战,中国一旦控制了台湾海峡,在东海大陆架及钓鱼岛问题上会形成 对日不利的态势。日本著名战略家佐伯喜一认为:“中国即使没有膨胀主义、扩张主义的意图,通 过国家的统一,通过追求昔日版图的行动,有可能形成针对周边各国的扩张主义、强权主义的威胁 。”“人们对中国领导层的下述倾向感到担心,如国家主义自我主张的增强、中华思想、强烈追求 中国的民族统一以及随着中国的国力增强而扩大其所申明的国家利益范围。”(姚文礼,2002 -8-18)包括亲台政客在内的一些日本右翼势力按照日本武士道崇尚“复仇精神”的逻辑,推 测中国不会忘记当年日本侵华时犯下的滔天罪行,鼓噪“在香港、澳门回归后,中国的下一个目标 将是台湾”,妄断将来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必然称霸亚洲,报复日本。(张进山,2001:2 )综上所述,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安全困境主要是不能正确对待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实力的强大 是对日本的威胁,会危及日本的国家利益,认为中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在中国,也 有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顾虑。就台湾问题而言,由于日本在台湾曾有过50年的殖民统治历史, 中国不能不怀疑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最终目的,而且日本的确有一些让人不放心的举动。近年来, 日本大幅调整军事战略,将战略重点从北部移向西部。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不断发展大型远程 武器装备,将西南和东南两条航线之间包括台湾近海在内的广大海域从机动巡逻区变成作战区域。 1997年9月,日美两国发表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其中规定一旦发生影响日本安全的“周边 事态”,日本将以向美军提供“后方支援”的形式,与美国共同介入。有关“周边事态”的范围究 竟包括哪些地区,日本政府拒绝做明确说明,只是强调“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概念,需根据事态的 性质加以确定。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积极支持台独,企图分裂中国。在台湾主权归属的认 定问题上,日本总想在过去美国制造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中钻空子,从来不直截了当地承认台湾 主权在中国。1998年签署《中日联合宣言》时,日本也拒不接受中方关于把“三不政策”写入 该文件的方案。关于日本的上述举动,联系它植根于殖民统治历史的“台湾情结”,中国不能不怀 疑“日本对台湾没有野心”这一表态的可信度。(张蕴岭,2001:219)总之,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任危机。日本不愿中国统一和强大,中国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和对台湾的真实目的表示疑虑。22　在台湾问题上中日安全困境的性质按照上文的分析,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不是简单的一般性安全 困境。日本和美国有着紧密的同盟关系,美国又视中国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日本想和美国保持紧密 的同盟关系,分享美国“霸权稳定”的果实,谋求在亚太地区的特殊地位,在如何看待中国问题上 ,日本和美国都有着冷战思维的残余,再加上中日之间不幸的近代历史,使中日之间的矛盾不仅仅 是一种猜忌和防范。中国正积极融入现行国际机制的态度使其明显区别于历史上的所谓“挑战国” ———德国、苏联。中国与日本经济合作前景广阔。几年前日本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 国亦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近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年贸易额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 大力开展经济合作是两国人民的一致呼声,也是共同利益所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实践证明:中日 间在许多重要领域有着重大的合作利益。在朝鲜半岛稳定、东亚安全、环境保护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反对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日之间合作空间是巨大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