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家 ,也是一位有丰硕思想与理论成果的思想家。理性是贯穿王蒙思想的一条主线。上世纪 90年代初 ,王蒙在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文学论争的历史之后提出要“珍重一种理性的从容”。他说 :“理性的精神、科学的精神与从容的风度有助于今后的文学事业。”1后来 ,他在一次对话中又表示 :“从我个人来说我不愿意充当振臂高呼、惊世骇俗的角色 ,我宁愿充当一个比较理性的而且是历史主义的角色 ,用更公道的态度对待一切。”<1 >面对着国际间无休止的冲突 ,国内由历史的积淀而形成的许多老问题和由改革开放而引发的各种新矛盾 ,以及文艺界、学术界层出不穷的论争 ,就使得理性问题的提出成为迫切的时代需要。广义的理性既是一种人生态度 ,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它要求人们能够全面地、辩证地认识事物及其发展规律 ,并按照事物发展规律去实施、规范、制约自己的行为。王蒙的理性精神有其鲜明的个性特点。一、多元的文化观多元性是王蒙对“存在”(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 )的一个基本认知 2 。世界是多元的。世界的多元性和千差万别的作家的个性决定了文学的多元性 :多元的文学观念、多元的创作方法、多元的艺术手法、多元的风格流派、多元的作家构成、多元的文学实验与探索多元的文学批评标准与批评方法 ,等等。因此 ,承认文学的多元性 ,就是承认事物固有的个性 (特殊性 ) ,承认每种事物所具有的不可取代的价值 ,承认多种选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王蒙是新时期文学多元化的最早倡导者。他在小说创作中率先借鉴与引进“意识流”手法 ,其意义不仅在于“意识流”手法本身 ,而在于告诉人们 :小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写法 ,文学创作可以走多种多样的道路 ,不要“一条道走到黑”。王蒙的多元化文学观是对长期以来统治文坛的一元化文学观的重大突破。王蒙多元化的理论及其实践 ,为新时期文学的创新浪潮打开了闸门。多元化的文学观是尊重个性的文学观、平等竞争的文学观、民主宽容的文学观 ,它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是格格不入的。王蒙认为多元中的各元之间有斗争也有融合 ,既相互吸收、丰富 ,又互相改造、扬弃 ,取长补短 ,互相促进。所以 ,不必称赞、欣赏一元 ,而否定、排斥另一元。“在艺术手法、艺术趣味这些性质的问题上 ,‘党同’是可以的和难免的 ,‘伐异’是不需要的、有害的”,“我们要党同好异、党同喜异、党同求异”<2 >(卷六 ,《倾听着生活的声息》) 。而文化思想上的专制主义搞的则是“异即敌”,“我即真理”<2 >(卷六 ,《现代文化与民族文化传统》) 。凡是和“我”的意见不一致的人都是敌人 ;凡是不符合“我”的观点的观点全是谬误 ,就要批判、打倒 ,甚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回望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斗争、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造成的后果令人触目惊心 !作为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王蒙 ,对此有更深切的体验。所以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 ,他就发表了《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一文 <2 >(卷九 ,《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在方兴未艾的“人的文学”大潮中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他指出 :现在时代不同了 ,不能再一味地提倡“痛打落水狗”的精神 ,而应当实行“费厄泼赖”,应当提倡一种平等的、宽容的、人道的、文明的精神。“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时要注意‘费厄’”,“在学术问题上尤其需要‘费厄’”,“对敌人也非绝对地无条件地不实行‘费厄’”。这是新时期文艺界呼唤民主与人道的先声。1984年,王蒙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说 :要提倡一种在“艺术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 ,“任何一部作品、一种理论 ,不论出自什么人 ,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 ,时间的检验 ,群众的检验”,“真善美不是靠行政力量与大造声势来封就和指定的 ;假恶丑也不是靠帽子能扣光和扣净的。因此 ,艺术的讨论和批评必须是平等的、民主的、科学的与说理的”<2 >(卷六 ,《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这个讲话表达了广大中国作家对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的强烈愿望。多元化的文学观是建筑在人类认识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所谓人类的认识规律是说 :真理的发现 ,不是一个人一次能够完成的 ,经常是某一个人发现真理的某一个或几个侧面 ,而其他人不断地去校正它、补充它、完善它 ,从而逐渐地去接近真理。所以 ,要发现和把握真理 (或得到对事物的相对正确的认识 ) ,必须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 ,通过自由讨论、互相辩析 ,去进行真理的探索。所谓文化发展的规律 ,是指文学艺术活动是一种个体性的审美创造活动 ,由于每个作家、艺术家、批评家的生活经历、政治立场、价值观念、思想修养、性格气质、审美趣味等的差异 ,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作品风格、艺术流派以及对作家作品的不同理解与评价 ,从而使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景象。所以 ,在文学艺术领域里 ,必须实行百花齐放的方针。让艺术上的不同形式与风格可以自由发展 ,让理论上不同的观点与学派可以自由争论。选择多元化 ,就是选择科学和理性 ,选择民主与自由。二、建设意识王蒙认为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在战争年代 ,更重视质变 ,强调“造反有理”和通过疾风暴雨的革命斗争破旧立新 ,因而常常轻视和贬低一切能够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改良的意义 ;而在和平建设时期 ,更重视量变 ,强调有秩序的改革 ,通过长期的、循序渐进的、扎实细致的工作 ,一点一点地改造旧文化和建设新文化。所以王蒙说 :“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一种建设的精神 ,就是对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采取一种爱护、发掘、吸收、探讨的态度 ,不能用爆破的方法去对待。”<1 >他甚至把“理性与建设性”提高到文化战略的高度 <3>(《文化选择与中国的未来》)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 ,所以改造旧文化和建设新文化同样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搬动一张桌子 ,改装一个火炉 ,几乎也要血”(鲁迅 )的国度 ,文化的改造与建设尤为艰难 ,更要经过一个长期的、点滴积累的过程。文化上不能搞爆破 ,搞彻底砸烂、骂倒、打倒、推倒一切。中国历史上的“破”太多太多了。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来 ,外国入侵的破坏 ,连绵战争的破坏 ,历次运动的破坏 ,“文革”十年浩劫的破坏 ,使我们每一个有民族情感的中国人都为之痛心不已 !针对长期以来在中国流行的“破字当头 ,立在其中”的观点 ,王蒙反其道而行之 ,提出“立字当头 ,破在其中”的主张。王蒙认为 ,我们在文化性格上有三个不足 :“一是吸收新的变革自身不足 ;二是保护保持发扬一切有价值的旧的不足 ;三是点滴建设不足。”但“大言清谈过剩”:写一本书不如痛骂一本书更来劲 ;做出政绩不如打倒对立面更见效 ;普及教育不如大骂愚民更响亮 ;证明自己正确高尚不如证明别人平庸、失误、俗鄙更方便 <2 >(卷九 ,《话说“红卫兵遗风”》) 。由此可见 ,“破字当头”就会陷入一种互相否定的恶性循环之中 ,我们就得不到应有的积累与建设 ,最后将只会是一片“精神的废墟”。所以王蒙说 :“我致力于提倡与树立建设性的学术品格。多数情况下 ,我主张立字当头 ,破在其中——立了正确的才能破除也等于破除或扬弃谬误的。事实已证明 ,没有立即没有建设的单纯破坏 ,带来的常常只能是失范、混乱、堕落 ,这种真空比没有破坏以前还糟糕。”<4 >(p.2 33)建设要走渐进与积累的道路。为此 ,要特别警惕和防止那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红卫兵遗风”,如 :彻底批判、全面横扫的“爆破意识”;不分青红皂白 ,先砸烂再说的“砸烂意识”;往巨人身上泼污水的“泼污水意识”;凡事图痛快淋漓 ,企图通过三砸两骂就能“闹”出一个“新世界”的“速成意识”;“非破他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的“破四旧意识”;非此即彼的“两极意识”;以投靠、押宝、见风使舵为特征的“站队意识”; 听不得不同意见的“学术文化上的专政意识”以及“救世主意识”、“风头意识”、“吹牛意识”、“自我美化意识”、“山头意识”、“新纪元意识”、“取代意识”等等<2 >(卷九 ,《话说“红卫兵遗风”》) 。这些“意识”以感情代替理性 ,以专制代替民主 ,以实用主义代替科学 ,以投机代替革命 ,以破坏代替建设 ,这是一种反理性、反科学、反民主的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混合物 ,对文化建设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王蒙在 80年代曾被誉为文学创新的旗手 ,然而他却从不排斥、不否定任何已有的东西 ,而只是想通过探索给文学增加一些新的东西。从中表现出一个现代文化人的雍容姿态。三、历史主义王蒙在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 ,总是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去考察 ,充分了解这些现象发生的某种必然性和存在的一定的合理性 ,从而对事物作出切合实际的判断。如在谈到“文革”前17年文学的时候 ,王蒙一方面指出在这一时期确实存在着“棍棒飞舞、帽子满天”的情况 ,并曾遭受过“毁灭性的打击”;然而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年里 ,也出现过许多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面貌”的好作品 ,出现过像《红旗谱》、《青春之歌》、《红日》、《林海雪原》、《红岩》、《创业史》等“一大批气势磅礴的长篇力作”,并不像某些海外评论家所批评的那样 ,“那时的文学作品一无可取”。王蒙认为这是一种“非历史非艺术的跛足的小说评论”,不足为训。他说 ,我们不能否认“政治上与政策上的简单化、教条化的影响”,“无需为贤者避讳”;同时又要看到有些东西“在人民革命大获全胜、新的社会体制刚刚建立的时期都是难以避免的或可以理解的,乃至是有它的积极性合理性的”,所以也“无需苛责前人”,“一个是不能任意抹杀历史 ,一个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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