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 族矛盾也随之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民族危机感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 响,造成了现代传统、新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在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则导致产生深 切变革的要求。但无论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严复的《天演论》,无论是康梁的“百日 维新”抑或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没能彻底改变中国人的命运。因此,许多更为激进的知识分子 认识到:中国必须有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运动,通过启发国人觉悟、改造国民劣根性,才有可能带 来社会根本性的变化。于是,“启蒙”成为中国现代第一批知识分子的共识。林语堂正是出生在这 样一个风云动荡的时代,一个需要摧毁旧思想产生新思想的时代。这个狂飚突进的时代对林语堂的 影响是深远的,它奠定了林语堂以个性主义为核心的人学观。也正是他早期的“国民性改造”的思 想,暗合了当时的时代潮流,以“浮躁凌厉”的姿态与鲁迅、周作人等启蒙思想者一道,为国人的 启蒙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西方一位哲人曾说过,童年的生活环境和启蒙决定一个人成长道路的总体 走向,这句话在林语堂身上尤其适合。林语堂于1895年出生在福建漳州平和县的一个小村庄, 而此时的福建正处于外国入侵势力的前沿。随着外国殖民势力的一步步深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 方文化的冲击与碰撞也一步步加剧。林语堂在幼年时期,既读过《回书》、《五经》也读过《圣经 》,而他的父亲林至诚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对林语堂的启蒙与教育也是中西结合式的。后来,林 语堂又走了一条与鲁迅、胡适、钱玄同等文化人不同的求学道路,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到圣约翰大学 ,他都是在教会学校读书,正是由于独特的家庭环境和早期独特的生活经历,他很早就与西方文化 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五四”时期,他以一种既中又西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由于他集中西文 化于一身,他的思想、性格和文化气质表现出了与同时代启蒙知识分子不同的特质。当周氏兄弟等 启蒙知识分子向国人灌输“立人”思想的时候,林语堂也站在中西文化的角度探讨中西文化的关系 ,欲通过对中西文化精神之比较,从而达到启发国人,改造国民的目的。尽管他的目的与视点与鲁 迅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恰好体现了他的“立人”思想的独特性,也大大丰富了“五四”时期的启 蒙思想。林语堂“立人”思想首先表现在对“民主”和“科学”的态度上。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 伯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是一个理性发展的过程,表现在制度是“合理性”的扩 展,表现在人是主体性的觉醒。正是依据这一思想,“五四”的先驱者们高扬起“民主”和“科学 ”两大旗帜。“五四”的理性,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为对“科学”和“民主”的倡导;“科学”是针 对传统文化中迷信对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的束缚而言;“民主”是针对封建专制政治对人权的扼 杀而言,“科学”和“民主”的口号首次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的问题,是对国民主体意识的呼唤。从 小接受西方教育,对西方文明崇拜有加的林语堂也跻身于这股洪流,他极力赞美现代物质文明,甚 至认为没有科学就没有物质文明,也就更谈不上精神文明和人的觉醒。在光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 他指出,没有机器文明便没有精神文明,“机器就是精神之表现”,“有了科学然后有机器,有了 西人精益求精的商业精神,才有今日人人欢迎的舶来品。”<1>(146)对一味鄙夷物质的国 粹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须明白,今日中国,必有物质文明,然后才能讲到精神文明,然 后才有余闲及财力来保存国粹。”<1>(149)显然,对现代西方科学文化的信仰和推崇昭示 着他与“五四”的启蒙知识分子是走在同一思想层面上的,都秉承着思想启蒙的使命。因为他们都 想通过“科学”从而达到“立国”、“立人”的目的,但对林语堂而言,在“民主”与“科学”的 天平上,他显然是偏重于后者的,这也正是他启蒙思想与其他先驱者不同的地方,也恰恰显示了他 “立人”思想的独特性。“林语堂在科学与人文的双层选择中一方面显示出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欢呼 ,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2>(175)林语堂虽然不是激进派,但他极力 反对保守派。他在离国赴美的《临别赠言》中阐明了自己的文化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出现“无 理的激进”与“无理的复古”这两个极端,都是因为中国文化精神缺乏宽大与自由的态度,其深切 的文化忧患意识溢于言表。其实,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当陈独秀、胡适等先驱者们提倡 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载体———文字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事实上,在现代文 学先行者的眼里,国家的现代化从某种角度看首先是语言、文字的科学化,科学化首先是一个形式 的问题,即“死文字和活文字”<3>(146)的问题,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 文学革命论》提出了语言的科学化问题。胡适在1916年10月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 出文学变革的关键是语言形式,即从“工具”的角度肯定白话文学,以此作为摆脱旧文学、创建新 文学的突破口。他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旨在造就文言一致的统一的“国语”以取代 以往言文脱节的状况,作为实现思想启蒙和建立统一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此时的林语堂受 胡适的影响,也参与了“五四”先驱者对语言形式———“工具”批判的浪潮,并是这一主张的身 体力行者。1917年,23岁的他作了《汉字索引制说明》,由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及钱玄同作 序并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并引发部首改革运动,<4>(26)为“五 四”新文化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备受文化启蒙者的重视。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都 有这方面的论述,同这些先驱们一样,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入,林语堂很快由“工具”的批判转 向了思想与社会的批判。“改造国民性”思想是林语堂“立人”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所谓“国民 性”,一般指超阶级、超地域的国人普遍心理状态和文化性格。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启蒙”与“ 救亡”的双重变奏,林语堂也没有成为局外人。1924年9月,林语堂加入了《语丝》社,开始 了一段品评时事、纵横捭阖、书生意气,批“名流”、斥“文妖”、伐“走狗”的“黄金时代”< 5>(309),并以“土匪”自居。而重塑国人形象,是他此时用力最深的话题。1925年, 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关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林语堂认为“今日谈 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精神有根本改 造之必要”<6>(11),并指出了改变的方向,即在《语丝》第20期发表《写在半农给启明 的信底后面》一文提出的“欧化的中国”。他认为“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 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狂热,皆是 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则弟之所以信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欲一拨此颓丧不振之气,欲对此下一对症 之针砭,则弟以为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7>(11)不仅“要使现代惰性充盈的 中国人变成有点急性的中国人,”<8>(17～18)甚至认为将来的伟人应是“七成或十足的 洋鬼子”<6>(11)。而且开出了改造国人的六条药方:“一曰非中庸,二曰非乐天知命,三 曰不让主义,四曰不悲观,五曰不怕洋习气,六曰必谈政治。”<6>(14)很显然,林语堂的 上述思想体现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深感中国国民哀朽无能而急切地向西方寻找改变国民落 后面貌的价值取向,尽管与同时代的思想先驱者在如何向西方学习的具体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一些明 显的差异,但他主张用西方思想来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基本立场与其他思想先驱者们还是保持一致的 ,正因为如此,林语堂的上述观点也基本上可以划入“五四”时期启蒙主义思想的范畴之中的。当 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林语堂想通过“欧化”来达到改造国人的药方只不过是他美好的愿望而已 ,在当时的中国不仅行不通,而且也是简单幼稚的。因为在那个狂飚突进的时代,用“全盘西化” 来作为启蒙大众的药方的确不合时宜。鲁迅也曾因此批评过他,他也接受了鲁迅的批评,这表明了 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起之秀在这场运动中是与前辈大师们声气相通、步步相随的。对林 语堂这段时间的思想与文学活动,我们可以作出历史的评价,他毕竟是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 对民主自由的要求都是从个人出发的,跟人民群众的彻底革命要求存在着差别也是合乎情理的。女 师大学潮前后是林语堂思想最为活跃和激进的时期,他的“立人”思想仍然集中在对国民性的批判 ,但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当时所谓的知识分子。当《甲寅周刊》为代表的国粹主义污蔑爱国青年为“ 登场傀儡,圣人刍狗”时,林语堂写了《祝土匪》、《打狗檄文》、《“发微”与“告密”》等一 系列文章,指出“我们倘是要孙中山的理想国民政府实现于中国全境,非先把知识界内部肃清一下 不可。所以欲倒军阀还是先除文妖。”<9>(83～84)对《现代评论》与《甲寅》沆瀣一气 ,阻止青年参加爱国运动,他大声疾呼“生活就是奋斗,静默决不是好现象……倘是大家不能肉搏 击斗,至少亦得能毁咒恶骂。”<10>(75)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能够对当时所谓的“正 人君子”、社会名流以及御用文人予以无情的鄙薄与痛斥,可见林语堂此时是与鲁迅先生站在同一 个战壕里的。这一点,鲁迅也是予以肯定的。郁达夫对此也有过客观公允的评价,他说:“林语堂 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是书生本色,周作人常常引外国人所说的隐士 和叛逆者混处在一道的话来作解嘲,这话在周作人用得着,在林语堂身上,尤其用得着。”林语堂对当年的书生意气也是十分引以自豪的,他说:“然而我也颇感觉隔日黄花时代越远越有保存之必要,有时夹在书中,正是引起往日郊游感兴的好纪念品,愈在龌龊的城市中过活的人,愈会想念留恋野外春光明媚的风味,太平百姓越寂寞,越要追思往昔战乱时代的枪声,勇气是没有了,但是留
More summaries about the 林语堂早期“立人”思想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