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归》是晚明竟陵派领袖人物———钟惺、谭元春继明初高《唐诗品汇》和中叶李攀龙《唐 诗选》后编选的一部独立特行的诗歌选集,共收录唐及以前诗近3000余首,它是对竟陵派诗歌 创作的标识,更体现了他们的诗论主张———“幽深孤峭”的性灵说。本文仅就钟、谭如何利用文 学选本《诗归》标榜竟陵派诗论做一简单地探讨。以选本的形式来表白自己的文学主张,最早可追 溯至孔子的《论语》,此后这种表述的方法便逐步被人们所认同。因此鲁迅先生说:“凡是对于文 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们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于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 ,而在于出选本。”<1>因为选本不仅可以借古人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评选的 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1>。钟惺、谭元春正是利 用了这种选本的形式,示范树鹄,因末见本,据事说法,示人以规矩,既形成和维护了宗派家法, 又达到“开宗立教”的结果。从而超过他的前辈公安派的诗论,甚至享得了与儒家经典并驾齐驱的 美誉,对竟陵派文学思想的传播产生了重大作用。钟惺、谭元春在公安派“性灵说”的基础上,欲 “别出手眼”,并矫正其末流的浅薄之失,其途径便是以“幽深”来求“厚”。因此,钟惺曰:“ 夫诗,以静好柔厚为教者也。”<2>谭元春亦云:“与钟子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 <3>明人高孩之亦云,钟、谭选评《诗归》,“反复于厚一字”<4>。至清代贺贻孙则说:“ 钟评《诗归》,大旨不出‘厚’字”。又曰:“所谓厚者,以其神厚,气厚,味厚也。”<5>可 见“厚”是竟陵派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并涉及到其《诗归》的选评。这“厚”的概念包含双重含 义:一方面,它指诗人本身所具有的渊博学识和深厚的性情;另一方面,也指诗歌本身的气象、风 格要深厚圆润。这就要求诗人“学养深厚”,同时又有“灵心”,“求灵以致厚”,这就是竟陵派 诗论的真正目的。竟陵派有志于“融合诸长,独成一是”。<6>因此,他们兼容并蓄复古的七子 派与提倡“独抒性灵”的公安派的诗论,并提出自己独特的诗论,“灵”与15“厚”这两个文学 术语的并提便是明证。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竟陵派正因为要学古,而不欲堕于肤熟,所以以性 灵救之;竟陵又正因为主性灵,而不欲陷于俚僻,所以又欲以学古矫之。他们正因为双管齐下,二 者兼顾,所以要于学古之中得古之精神。如此学古,则与古人精神冥合,而自有性情。抒情则与一 己之精神相发,而自中法度。诗论到此,就当时艺术论的观点来讲,岂复更有剩义?”<7>这段 话精辟地指出了竟陵派“灵与厚”相结合的理论核心。那么,钟、谭是如何来处理这两个看似矛盾 的理论术语之间的关系?这在其评点唐诗的字里行间比比皆是。一方面,钟、谭要求“求灵致厚” ,认为”从古未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能即厚”<4>。另一方面,钟惺又说: “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致其厚。”<4>这就是说,要构著优秀的文学作品,首先必须 保持灵气飞动的灵心;仅有此还不够,还要“多读书、多穷理”,才会达到“厚”的文学境界。因 此,钟惺在评张说诗说:“燕公大手笔,奇变精出,不堕作家气,由其胸中无宿物。”正是由于“ 胸中无宿物”,不被时代限隔,也不受诗格的束缚,保持一颗自然灵动之心,才会写出“奇变精出 ”的诗歌。相反,那些如“都门肆中”的所谓“大家”,却因“事事见成,绝非我有”,堕入字句 的魔障,形式的追求,只会产生“不情”之作。因此,超然、平淡、旷逸、凄瑟的自然灵动之心是 达到竟陵派“厚”之文学境界的首要条件;只有如此,才会在“秀整深重中,灵气常勃勃欲出。” (谭评杜审言《度石门山》)同时,在灵气遄兴,生机勃勃的“灵诗”背后应有一种幽远深厚,回 味无穷的韵味。这就是钟惺评储光羲诗“清骨灵心,不减王孟”,而又有“一片深淳之气,装裹不 觉”。因此,寄托深远,蕴藉浑厚,清灵中有着厚重的韵味,才是诗歌的魅力所在;否则便会成为 虚无缥缈,毫无意义的空洞之作,所以储诗不能”直以清灵之品目之。”储诗多以日常生活和普遍 人物为描写对象,如《诗归》所选《牧童词》、《采菱词》、《射雉词》、《樵父词》、《渔父词 》等,都能以小寄大,表现一种“理语”、“道气”,可谓“灵”与“厚”结合的典范。如《牧童 词》,笔调清新流动,人物纯真可爱,环境清幽闲适,仿佛人与万物自然融为一体。这样一种恬淡 的生活画面,非保持“清骨灵心”人写不出来。这是朴素、真实、空灵的艺术境界,这就是竟陵派 所追求的“灵”而“厚”的文学境界。灵者如何积厚?这就要“读书养气,以致其厚。”“挟灵气 者多读古书”<8>,“多读书,厚养气;暇日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以长上” <9>,自然会有“文质彬彬”之作。谭元春在评孟浩然《洛中送奚三还扬州》诗云:“常诵此等 诗,自然不笑真诗人无学问,然学问鲜少者,即不如此。欲如此者,尤不如此矣!”真正的诗人都 是“平心以读书,虚怀以定理,细意定力以应世”<10>的学养深厚之人,只有如此,才会创作 出“确乎其不可夺,沛乎其不可穷”<10>的“有物有则”之文,从来未有学问鲜少者能如此。 钟、谭”精定《诗归》”的目的就是将之作为今人(明人)学诗的范本,以丰富学诗者的识见,增 强其学问的渊博精深,创作出更加优美的文学作品。这正如钟惺所说:“人之为诗所入不同,而其 所成亦异。……从学入者,心平而气实。平之不复躁,实之不复浅,不待年而成。”<11>以学 问入手来学诗,是竟陵派为学诗者提示的正途,也是达到“厚”的文学境界的必经之路,这与严羽 的“非多读书,多穷理,不能极其至”的看法相似。只有从“学入”,才会使其诗达到“意之所之 ,境之所会,机之所流,无借无强,无离无竭”<11>游刃有余的艺术境界。谭元春认为,诗之 道大患有二:“朴者无味,灵者有痕。”<8>这就要从学入,多读书,以“通识慧心”<8>来 调合灵与朴,师心与师古,性灵与格调间的关系,以期达到诗之至境:既有“广贮迂搜,横陈奇集 ”<8>之博,又能“引义触类,宣滞化腐,通彼他我之怀,联述作之交”<8>的灵。因此,钟 、谭非常重视读书之法。他们一方面赞成“渊明读书不求甚解”,主张“泛览”、“浏观”(谭元 春评陶渊明《读山海经》)。另一方面,又要在“佳处领其要”。杜甫《次空灵岸》“回帆觊赏延 ,佳处领其要。”谭元春评曰:“杜诗中频用‘领要’二字,吾尝取为读书法。所谓尽则安,能身 到处,没放过也,然非解人不能。”博览群书,贵有所得,得之者如“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陶渊明《读山海经》),所以钟惺在评此句时曰:“点读书佳景”。这正是竟陵派“内求自信于 心,上求信于古人在我”的学古主张的形象写照。钟、谭以“厚”补救公安派之纤巧、细疏;又以 灵矫正七子派“肤廓”的缺陷,在复古与反复古之间寻求诗歌发展的新径,要求诗人致力于“灵” 与“厚”,而“验其侯以为浅深。”“必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运,一篇之朴能养一句之神”<10 >这种观点虽遭受后人指责,但也应当看到,一首诗中,一字一句,一言一语的灵动、神妙,会使 整首诗产生灵机飞动,意兴遄飞的艺术效果。如“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25花弄影”, “闹”、“弄”两字,成了全句生机盎然的“诗眼”。再如宋之秦观亦因一句“山抹微云”而赢得 “山抹微云居士”的称号,足以见出一字一句在诗词中产生的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钟、谭评点《 诗归》中也非常注重一首诗中某字、某词、某句对整首诗产生的艺术效果。唐代诗人李颀《送人尉 闽中》“春草是王程”句,谭评曰:“‘是’字妙,能使‘春草’、‘王程’翻然一新。”一“是 ”字预示了“王程”如“春草”般欣欣向荣,给人一种新鲜奇妙的感受。一字一句的灵妙可以改变 一首诗的神韵,而“一句之神”亦要靠“一篇之朴”来养护,这里的“朴”即厚。只有整篇文章的 “宽裕朴拙”才更衬托出一句诗的灵机妙动,神采飞扬。因此谭元春说:“古人一语之妙,至于不 可思议,而常借前后左右宽裕朴拙之气,使人无可喜而忽喜焉,如心居内,目居外,神光一寸耳, 其余皆皮肉肤毛也。若满身皆心,心外皆目,人乃大不祥矣。”<10>所以钟惺说:“予读人诗 ,虽一字一句之妙,师之、友之、爱之、敬之,必诚必信。”<11>以“点逗一二新隽字句”< 11>的灵动来求一篇之气运,以整篇的浑厚蕴藉突出一句诗的神采,这就是竟陵派“灵而厚”的 诗学精义。《诗归》的选评真实地反映了竟陵派倡导的“灵而厚”的创作要求,以及对“厚”之文 学境界的向往和追求。钟、谭以读书学古的方式,将古人精神内化为自己的心理内容,达到融合古 今,以积聚其“厚”,“要使览者忘其事辞之出于古,若我自著之书”<11>。这与七子派在修 辞学层面上的复古已完全不同。但他们又将“幽情单绪”、“孤怀”、“孤诣”的虚灵,融入了儒 家的伦理道德。因此,在“灵”与“厚”的关系上,竟陵派实际上是在调整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与传 统儒家诗教之间的平衡。《诗归》是钟惺、谭元春费尽平生十九之精力,三易其稿而形成的一部诗 选集,因此,他们精心选录,妙笔评点,发覆古人之隐衷,表彰作者之旨意,以期成为沟通古今的 津梁,成为其诗歌理论的结晶,成为他们“发表和流布自己主张的手段”。他们做到了,并且使《 诗归》选集成为了他们的自著书。从对唐诗一字、一句、一篇,甚至是整体风格、谋篇布局的品评 中,他们形象化地图解了自己的诗论,传播了自己的诗歌主张,赢得了纸贵一时的轰动效应。正是 这种诗论的传播方式,形成了晚明抉新领异、独具特色的诗歌流派———竟陵派。“灵”而"“厚 ”的创作要求——从《诗归》看竟陵派之诗论@陈敏$济南大学宣传部!山东济南250022竟陵派;;性灵说;;《诗归》;;灵而厚用选本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独特的文学主张,是中国古代文人一种独特的理论传播方式。晚明竟陵派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主要得力于他们的文学选集《诗归》对其文学主张和流派创作风格的传播,因此,以《诗归》的选择标准、选择理念及评点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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