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作为冷战历史遗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仅没有解散,相反却不断地膨胀扩大。1 999年在北约华盛顿峰会上,中东欧三国加入北约;2 0 0 2年1 1月份召开的北约布拉格峰会决定吸纳中东欧七国加入北约。但是,北约成员国的不断壮大并不表明 大西洋同盟更加团结与稳定,相反,北约东扩中“欧洲化”与“全球化”的矛盾、单边主义与多边 主义的矛盾将使大西洋两岸之间的分歧更为突出,重新定义北大西洋关系,分析大西洋两岸矛盾与 分歧的实质并考虑大西洋同盟的前途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一、北约东扩:来自同盟 内部的矛盾北约东扩并不简单地反映着大西洋同盟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来自同盟内部的矛盾同样 制约着同盟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北约东扩中“全球化”与“欧洲化”、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矛 盾,它反映了大西洋两岸对未来北约责任区范围、成员国规模及北约发展方向的争论。美国所推动 的北约全球化意味着北约必须承担起全球责任,把北约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军事机构, 应对全球威胁,实现全球利益。欧洲任何对北约全球化方向的犹豫都只能是损害跨大西洋的能力, 削弱北约存在的正当理由①。北约全球化的理论依据是,北约不仅是欧洲安全的主导性框架,还是 美国全球战略的动力。北约具有强大的军事能力与全球投放能力,北约具有形成“西方共识”的能 力,这种能力能保证北约在全球实现利益。欧洲所主张的北约欧洲化则意味着北约在欧洲地区承担 责任,同时还相应的发展欧洲独立防务支柱,实现北约与欧盟的合作,通过欧洲化减少欧洲在防务 上的依赖性。北约欧洲化的理论依据是,北约是一个地区性组织,难以应对来自全球范围的威胁。 北约是大西洋两岸军事、政治联系的论坛,有着特定的责任区和服务范围。北约欧洲化与全球化对 立的实质是,面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巨大成功以及政治、安全与防务一体化的启动,美国日益感到 欧洲的离心倾向,感到欧洲的一体化逐渐削弱大西洋两岸的关系。而欧洲则强调两者是协调一致的 。欧洲要继续深化欧洲一体化的进程,通过军事防务的一体化掌握欧洲安全事务的权力。在欧洲防 务薄弱的情况下,北约可通过与欧盟的合作来实现保障成员国安全与维护欧洲稳定的目的。除了欧 洲化与全球化的争论外,在北约的权力分配体制及行为约束机制上还存在着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 矛盾。北约的权力分配机制是指北约盟国或者其它外部力量对北约事务进行决策权力或影响力度之 间的分配。单边主义的权力分配是指重要决策权力由一国或多国行使,但不考虑或较少考虑集体中 其他行为体的利益,在权力的行使中不愿接受制约,以行动的最大自由化为目的。多边主义的权力 分配则意味着权力由集体中的大多数国家或全部国家行使,以大多数或全部成员的利益为目的,权 力的发挥作用受到集体制定的制度与规则的制约,受到多边力量的牵制。北约的权力分配体制本身 就是一种单边主义的体制。在北约组织中,美国有义务支持西欧,但西欧没有义务支持美国在欧洲范围外的军事行动。北约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平等的组织。美国人从1949年以来就当武装力量的司令,欧洲人对此极为不满。这是北约结构性的先天缺陷①。而且,北 约内部力量的不平衡非常悬殊,就在《北大西洋公约》签字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对其助手说: “与美国共事是种冒险,因为美国对所有其他大西洋共同体国家占有巨大的力量优势。”②从北约 的历史来看,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权力分配的斗争就一直没有间断。这种斗争的实质在于,北约欧 洲国家及其它外部力量试图以一种多边合作的形式来挑战美国单极霸权控制北约并管理整个世界的 企图。北约东扩从表面看是大西洋同盟力量的扩张,是大西洋两岸团结一致努力的结果。但这种“ 团结一致”的行为并不能掩盖内在的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矛盾。北约东扩是美国单边主义力量膨 胀以及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借助于多边合作的形式所推行的单边主义的表现。在单边主义原则支配 下的美国的“领导”作用,成为北约东扩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在“巩固中东欧的民主”、“延伸 稳定、推进共同价值观”旗号的掩护下向东扩大,实质是北约为争夺战略空间、填补安全真空、获 取安全利益、抢占中东欧市场的表现。它以美国在冷战后日益膨胀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在这种 经济、军事实力基础上产生的单边独大的力量为基础,将北约东扩作为实现其全球战略利益重要的 一环,是维护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重要保障。但国际社会走向多极的努力与美国利用北约维持 单极世界的企图不可免地产生冲突。从欧洲来看,北约东扩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也就是大西洋两岸 矛盾不断加深的过程;从俄罗斯方面看,尽管北约的推进变得非常顺利,但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反 对北约东扩的立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矛盾的斗争在北约表面上团结一致的行动中将继续发生作 用。对于这种斗争的结果,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沃尔福斯教授认为世界各大国与国家集团在实力上与 美国将长期存在巨大差距,在可预见的将来,全球不大可能形成针对美国的真正意义上的抗衡,而 且也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希望使自己陷入不得不与美国为敌的境地③。但是,与之相反的是, 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沃勒斯坦却认为,美国鹰正在坠落,当初把美国推向霸权地位的经济、政治和 军事因素必然会导致美国走向衰落④。由于北约东扩过程中同盟内部的矛盾致使北大西洋关系发生 一定程度的紧张。北约东扩使大西洋同盟的性质发生变化,成员国数量的扩大使原有的集体防御组 织向集体安全组织演变,北约任务的增加、功能的更新、防区的扩大,北约与原华约国家的政治对 话、经济合作使北约由军事政治组织向政治军事组织演变的趋势。北约东扩还使大西洋两岸出现了 欧洲安全领导权之争。在欧洲现有的安全机制构架中,北约由美国主导,西欧联盟由欧盟主导,欧 安组织内的力量对比尚无明显的主体占优势。俄罗斯极力想通过欧安组织来发挥影响,但收效不大 。欧洲安全领导权主要在大西洋两岸之间进行。长期以来,欧洲安全只是依靠美国的保护,欧洲安 全的单轨制保证了欧洲半个世纪的和平。冷战后,随着欧洲独立防务支柱的建设,大西洋同盟历史 上第一次出现双轨制,预示着安全事务上的竞争将更趋激烈。二、北大西洋关系矛盾与分歧的实质大西洋同盟内部的分歧与矛盾并不是新近出现的现象,“跨大西洋之间的误解如同北约的历史一样长久”⑤。从1949年北约成立标志着大西洋同盟的形成一直到2 1世纪初,矛盾与分歧始终贯穿同盟发展的整个阶段。大西洋同盟内在的分歧与矛盾不仅出现在跨大 西洋合作的蜜月时期,也出现在冷战结束后战略合作需求减少、大西洋同盟自身出现合法性危机的 时期。但究其实质还是大西洋两岸之间权力分配的失衡以及外在威胁的消失所导致。如果把冷战时 期的北约与冷战结束后的北约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冷战时期大西洋同盟的稳定是建立在同盟内部巨 大的力量落差基础上。这样的力量落差不仅表现为同盟内部美国与欧洲盟国整体力量的悬殊,还表现为美国与单个成员国力量的差距。1948年布鲁塞尔条约签订时,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认为与美国共事是种冒险,因为美国对所有其他 大西洋共同体国家占有巨大的力量优势。但恰恰就是这种力量上的巨大落差带来了大西洋同盟半个 世纪的稳定。但是,冷战结束后的十余年来,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推进,欧盟作为一个巨大的经 济体其实力已经超过了美国。欧盟东扩的实现,将使欧美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变化。欧洲对美国力 量的缩小,不仅导致欧洲对美国的依赖关系降低,同时也导致对同盟领导权力的需求发生变化,欧 洲国家权力意识开始复苏,同美国之间的权力竞争日益明显。其次,冷战时期大西洋同盟的稳定还 建立在共同面对苏联威胁的基础上。这样一种威胁是两个军事同盟之间对峙所产生的威胁,是两种 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对抗所产生的威胁,是一种致命的、关系到生存与核心利益的威胁。任何同盟在 面对这样一种威胁后无疑将产生一种强烈的集体防御动力,也即团结一致,相互协商,共同对外。 因此,冷战时期的大西洋同盟在两极对抗的年代里发挥了相当的威慑作用。但是,冷战结束后的十 余年来,大西洋同盟的威慑力与凝聚力大为降低,这与共同威胁的消失不无关系。苏联的解体不仅 使美欧双方共同的威胁消失,而且,这一威胁还演化为近乎共同的战略伙伴或准伙伴关系。冷战后的俄欧关系已经形成制度化的联系,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也日趋形成。1994年签署的俄欧伙伴与合作协定从法律意义上确定了双方的关系,意味着“俄罗斯同欧盟的战略 伙伴关系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与利益上”,俄罗斯与欧盟合作的质量将决定欧洲未来的走向①。同 时俄美关系也在反恐的大背景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共同威胁的消失其结果导致同盟的松散以及 集体防御动力的丧失。当然,冷战结束以来,大西洋同盟在不断寻求其生存的合法性,不断寻找新的敌人,尤其是“9·11”事件后,跨国恐怖主义、WMD以及无赖国家等等都被纳入同盟新的威胁之列,但是,这样的威 胁难以与冷战时期苏联的威胁相比。它不是一种致命的威胁,而是一种可以容忍的威胁,至少在欧 洲看来是这样。而且,美欧之间在对冷战以后威胁的认知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美国人认为 是致命的威胁,欧洲人则认为这不是一种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威胁②。第三,冷战时期,大西洋同 盟内部由于力量落差以及外在威胁的存在形成了一种依赖与被依赖关系,这是保证同盟保持稳定的 关键。但是冷战结束后,随着力量差距的不断缩小以及共同威胁的消失,这种依赖与被依赖关系也 随之下降。当存在一种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时,同盟就能保持较大程度的稳定;反之,同盟趋向瓦 解的可能性较大。二战后,欧洲国家军事上没有能力抵抗苏联的威胁,经济上的重建也需要美国的 支援,因而不得不依赖美国。同时,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也在欧洲,欧洲是美国与苏联对抗的前沿 阵地,美国同样依赖欧洲的战略地位来与苏联对抗。所以大西洋同盟内部由于相互依赖关系的存在从而结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但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深入,欧洲经济上不断壮大,军事上开始建立独立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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