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我国有关中国近代风俗史范围的研究文章大约有近百篇,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下面拟分 四个方面:女性与婚姻,政治人物、事件与风俗,地域风俗,多视角等四个方面,对相关文章做系统梳理,以为全面展示。一、女性与婚姻关于女性与婚姻方面的成果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婚育伦理论争、婚姻陋俗、不缠足问题、女子服饰等。 婚育伦理论争:吕美颐在《评中国近代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一文中对“贤妻良母”进行了溯源 ,重新界定了“贤”、“良”内涵;在五四时期,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讨论,是在全国批判旧文化 及一切压制、歧视女性的陈腐观念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影响了一代青年男女;抗日战争时期的关于贤妻良母的大论战,中国共产党人表达了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观点。梁景和在《五四时期“生育节制”思潮述略》一文中认为,20世纪20年代初西方生育节制观传人 中国,并在中国引起一场论战,这对我国的传统陋俗起到了冲击作用。梁景和在《五四时期思想界 对“贞操观”的批判》一文中认为,五四时期思想界对贞操观的批判可谓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深刻最尖锐的一次,它开启了人们的伦理觉悟,并促使人们的生活习俗发生新变化。李长莉的《从“杨月楼案”看晚清社会伦理观念的变动》一文通过1873年上海租界发生了一起良 贱为婚案件,此案引起民间人士在《申报》上展开了一场争论。这一争论反映出当时人们在社会生 活方式的变动中,关于良贱等级身份观念、乡党关系与宗族观念以及法律公正观念的变化,揭示了 社会平等观念、家庭独立观念及依律执法观念等近代趋向的社会伦理观念的演生轨迹。生活方式的 变动是这些观念演生的社会基础,非正统的民间伦理是其内在源流,而把西方作为富强榜样,则使这种观念变动与学习西方的近代社会变革相联系,反映了与西方近代社会伦理观念相汇合的趋向。婚姻陋俗:梁景和在《论中国传统婚姻陋俗的特征》中指出:在几千年的传统婚姻生活中,中华民族 形成了不同以往婚姻形态的、适合于自己生活状态的婚姻俗制。它包含着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婚姻观 念、婚姻行为、婚姻礼仪等诸多婚姻范畴和模式。尽管这种婚姻俗制优劣掺杂,但均为中国传统婚 俗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传统社会走到了尽头,传统文化观念发生了动摇,这 其中就包括对传统婚姻观的批判和否定。先由觉悟了的仁人志士渐次到更广泛的民众阶层,开始背叛传统的婚姻方式而去追求新的婚姻生活,使中国迎来了传统婚姻俗制变革的新时代。钟年的《婚嫁与新娘—一个历史民俗学的考察》一文从历史民俗学的角度人手,考察了中国婚嫁的陋 俗并提出治策:从治本的角度论,一是要纠正传统社会偏颇的夫妻角色规范,给双方以平等的社会 地位。这在目前已有不断修改的《婚姻法》来保证;二是设法在实际运作中,尽量避免新娘孤身落人夫方亲属的大网中。钟年在《寡妇问题—社会史立场的检洁》一文中运用社会学、人类学中的角色概念来分析历史上的寡妇问题,概述了寡妇在不同时代的遭遇,并试图利用有关材料深入寡妇的内心世界。 严昌洪在《旧式婚礼所折射的妇女地位问题》一文中用民俗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中国旧 式婚礼所折射的妇女地位问题,认为“父母之命”和“结二姓之好”的议婚过程,折射出女子无个 人意志可言;“广家族,繁子孙”的婚姻目的,折射出妇女无个人幸福可言;各种禁忌与厌胜仪式 ,折射出对妇女的歧视;“跪茶”之礼与“拜怪”之俗,折射出妇女无独立人格可言;“闹房”陋 习与“验贞”恶俗,折射出对妇女的侮辱;“踩门槛”与“抢新房”中的对抗,折射出妇女对不平等地位的抗争;而旧式婚礼的改良与“文明婚礼”的出现,折射出近代妇女地位的有限提高。不缠足问题:梁景时在《中国近代不缠足运动始末》一文中认为,缠足陋俗在古代就受到开明人士的 抨击,但收效不大,作为不缠足运动却是中国进人近代社会以后才出现的,这一运动前后经历了萌生、发展和扩展三个阶段,历尽艰辛,终于使缠足陋俗得以解除。钟年、张宗周在《放足与放心—戊戌不缠足运动的回顾》一文中指出,维新派对妇女放足问题十分重 视,正是戊戌不缠足运动,开始着手解除我国妇女的禁锢,提供了她们走上社会的契机,从而开辟 出终达男女平等之通道;中国妇女放足禁缠的任务终于在本世纪中期完成了,然而放心的任务(放心决不仅仅是妇女的事)却尚未完成。王守恩在《清末何时颁布劝禁妇女缠足上谕》一文中认为,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并未颁布劝禁缠足上谕,而是在1901年12月23日才颁布一道劝禁妇女缠足的上谕。 女子服饰:吕美颐在《中国近代女子服饰的变迁》一文中分析了19世纪女子服饰的渐变,20世纪 初变革服饰的新角度和女服流行趋向,以及辛亥革命后的服饰变化,旗袍的盛行与女子服饰的多样化,并揭示了变化背后深刻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根源。金炳亮的《民初女子服饰改革述论》一文从服饰这一社会层面对民初妇女作深刻透视。指出:民初女 子服饰一改前清的保守禁锢,转向大胆开放。女子服饰种类繁多,五彩缤纷。女子服式和打扮装饰 的变化使女性内心世界外在化,同时也反映出妇女的道德观念和心理意向。女子服饰改革表现了妇女们冲击传统的大无畏精神和对未来社会无比憧憬的良好愿望,极大地带动了妇女事业的发展。此外,尚有论及民间婚姻变迁的研究:徐永志、吕炳丽在《近代华北民间婚姻述论》一文中指出:在 近代中国社会大变迁的背景下,华北民间婚姻开始了由传统趋向近代化的蜕变,呈现出新旧交替、 中西杂揉、多元发展的过渡形态特征。一方面近代意义的婚姻价值观念与礼俗渐次萌发,表现在追 求平等与情爱的新型择偶观和自由结婚开始出现,婚姻重财普遍化,新式婚礼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得 到传播,离婚率相对增高等,这是近代性因素注人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社会 发展的迟滞及其在某些方面的倒退,民间婚姻又因袭了浓厚的传统色彩,表现为早婚陋习空前盛行 ,父母仍对儿女婚事具有绝对决定权,旧式婚姻方式及礼俗依然占主导地位等,呈现出复杂曲折的动态演进过程。二、政治人物、事件与风俗将历史研究从政治史的范式当中跳出来,对政治人物、事件予以非政治视角审视,是史学研究走向进步和成熟的标」二吻0 政治人物:严昌洪、张继才发表《“辨其途径,导以从违”—略论黄兴改良社会风俗的思想》指出: 民初成立,黄兴即以政治家的热情,关注移风易俗,改良社会弊病,主张“辨其途径,导以从违,酿成良善社会风俗”。严昌洪在《孙中山与近代社会风俗改良运动》一文中,认为孙中山对近代社会风俗改良运动的贡献包 括首创中山装,推行世界通行的阳历,号召民众剪辫放足,禁烟禁赌,反对封建迷信,废除跪拜礼 仪,改变官场称呼,下令解放贱民,一体享有公民权利等。袁洪亮在《人的危机与改造:论龚自珍 的人心风俗思想》一文中指出:在近代社会转型前夕,龚自珍认识到当时国人所普遍存在的道德观 念、社会心理的严重危机,他深人探寻了其政治、学术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呼吁提高人的主体性 ,开始冲破超验的纲常道德“天理”的束缚,把关注的重心转向人的现实的、感性的物质欲求和内 在心理情感,为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其人心风俗思想还不可能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自觉意识。人物群体:韩养民、翁建文在《中国近代风俗史上三大 92家》一文中认为,在中国近代风俗文化史上,黄遵宪、严复、陈独秀先后作出开创性努力,贡献 巨大:黄遵宪是中外风俗研究的开山者;严复是鼓吹全国学习西方风俗文化的第一人;陈独秀是中国新风尚的倡导者。郭汉民、袁洪亮在《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萌芽—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人心风俗思想》一文中指出: 鸦片战争前后,与严重的社会危机相对应,人的道德、心理与行为方式也面临着近代转型的根本任 务。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在充分吸收传统文化中个性解放思想等优秀成分的基础之上, 揭露、分析了当时国人人心风俗全面堕落的种种表现及其政治、学术、社会成因,并提出了他们对 理想国民性的崭新设计,这是一个集传统文化优秀成分之大成的人心风俗改造模式,是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萌芽,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它还不具备国民性改造的近代意义。郭双林在《论晚清思想界对风水的批判》一文中,指出:晚清思想界对风水的批判,运用了西学知识 ,特别是地理学知识来分析、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风水的根基,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李长莉在《晚清士风与义利观念的变动》一文中认为晚清士风与义利观念的变动如下:一、士风衰坏与“道德礼义”权威性的下降,二、“治生为急”与重利观念的上升;三、新义利观的萌生。涂文学在《赌博与近代士林风气散论》一文中,一方面分析了近代士大夫参赌聚赌的原因,也指出这 种关系格局对近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并最终落足到五四时期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对赌博士林风气的彻底批判上,倡言新风尚成为士林风气的主流。政治事件:宋卫忠在《维新派报刊与移风易俗》一文中认为,维新派报刊在推动妇女地位问题上起了 很大作用,如反对缠足,兴女学,批判落后婚俗,此外则为戒烟,剪辫易服,废除跪拜礼节,这对封建纲常起到猛烈的冲击作用,对以后的社会变革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梁景和在《戊戌维新派的婚姻文化观》一文中指出,维新派的婚姻文化观与国外婚姻文化的影响有关,维新派通过对传统婚姻陋俗的批判,营造了新婚姻观,为其后的婚姻变革思潮奠定了基础。李跃乾在《论辛亥革命前后的服饰改革》一文中认为,清朝服制是封建专制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 阻碍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因素之一。早在清王朝灭亡前,剪发易服之说就已流行。辛亥革命后, 主张剪发易服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之一,人们纷纷对剪发易服发表自己的意见,从中可以看出先驱者们优国优民的一腔情怀。严昌洪在《五四运动与社会风俗变迁》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对于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化运动在民国初年出现了强劲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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