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传统统治权威到民主与法制权威:合法性支持的转换在近代以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制度化 建构是人类最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之一。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运行机制是以超经济的人身强制与合 法性信仰灌输相结合的典范。自夏商以降,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都无一例外地向其臣民宣扬这样一 种理念:“天”是无所不能的万物之主宰,“天”的意志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天子”即君王是“ 奉天承运”来统治天下黎民百姓的,因而最高统治者的权威具有勿庸置疑的神圣性。统治者获得最 高权威的常规途径是通过世代承袭的传统惯例和习俗,是否符合这些传统惯例和习俗是衡量政权合 法性之基本条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rxWeber)把人类社会中出现过的这种 权威模式称为传统型的统治。①在中国,这种传统型权威模式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的 。儒家的“天人合一”、“君子受命于天”等君主观念,以及三纲五常的社会伦理观念经过千百年 的不断强化和灌输,逐渐成为牢不可破的道德准则。从而奠定了传统权威合法性的信仰基础。虽历 经王朝更替,统分离合,对传统权威的信仰观念仍然一脉相承,始终是统治者们证明其统治之合法 性的根本依据。正因为如此,传统的权威模式在中国成为一种异常稳定的统治模式。到了近代,西 方列强用炮舰轰开了锈蚀斑驳的大清帝国的国门,古老的中华民族遭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四千年未有之创局”。停滞不前的中华帝国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强劲冲击,而满清统治集团在西方 资本主义强有力的挑战面前,已经没有能力整合社会力量抵御外侮,平定内乱,走上现代化发展道 路。满清统治集团在内忧外患面前之所以表现得软弱无力,有两个原因是根本性的。其一是贪污腐 败。贪污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汉代贪污被发现后交粮就行,官还能保住。后来尽管也有严厉的法 律,贪污还是一发不可收拾,晚清尤甚。明清皇帝只任命地方军政长官,各地方长官的幕僚不再任 命,如明清总督巡抚无佐治人员,为官者只有自己花钱聘用幕僚。另外,地方官税后全归自己,也 就容易腐败。另外,古代中国是家族制社会,一人当官,还得照应整个家族,还有保证鸡犬升天的 义务,而且自己也是三妻四妾,要养的人口很多,况且农业社会赚钱的机会不多,于是把政治作为 赚钱养家的手段,不像今天谋生手段多,不当官照样能发财。还有一个制裁机制的问题,人治条件 下对腐败分子的制裁因人而异,尺度不一,时紧时松,损害了制度的威信。有人说杀一儆百,但杀 一个,其他九十九个就逃脱了,腐败的风险成本上不去,这样就会滋长侥幸心理。其二是传统权威 统治模式下社会的二元分层。中国是一个专制集权国家,官僚经济垄断政治生活,平民百姓几乎与 政治绝缘,无论谁执政对他们都关系不大。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士大夫精英与平民百姓之 间的隔阂由来已久。传统政治统治是“家天下”的统治,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家国不分,家国一 体,于是国家大事便成了统治者的家务事,与老百姓无关。再加上帝国内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朝 廷的统治只限于社会的表层或上层,对乡村的影响很小。统治者除了登记人口,征收赋税外,根本 无法在如此辽阔的疆域内对如此多的人口实行有效的统治。这进一步使得普通百姓远离中央政治权 力的影响。与此同时,西方近代思想文化也以咄咄逼人之势直指传统儒家文化及其权威信仰模式。 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而逐渐兴起的西学东渐之风,进一步动摇了国人对传统统治权威的合法性 信仰。一般认为,一种文明在没有外来挑战的情况下,其变革是缓慢而微弱的。③中国政治发展在 两千多年来的相对停滞,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是紧密相关的。传统权威的合法性支持之所以迅速 丧失,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西方政治权威模式相对于传统模式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性以及由此而产 生的示范效应。近代西方统治权威是一种民主和法制的权威,其统治的合法性并不来自于人们对超 自然的神圣权威的敬畏和由此产生的传统习俗,而是来自于人们对自由、平等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法 治的尊崇。④这种新的思想在无形中吸引了一批信徒,这些人在经历了一番欧风美雨之后,成为民 主和法治权威的鼓吹者。随着新式学校教育的兴起,青年人可以更充分地交流思想,增强凝聚力, 从而为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方便。新兴的知识分子要求将西方权威模式拿来改造传统的中国。大卫 ·伊斯顿(DavidEaston)认为,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是以社会成员合法性支持的“输 入”为基础的。来自于外界环境和系统内部成员的各种愿望和要求构成对政治系统的压力。在功能 正常的政治系统内,统治当局能够通过利益综合、转换等措施对这些压力进行调节,形成有效的政 策“输出”,以此来获取系统成员的特定支持。⑤近代西方列强的轮番侵略和掠夺,不仅使大清帝 国丧失了主权、领土和物质财富,而且使其丧失了维持政治统治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它使社会 成员对传统权威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这是其合法性支持下降的内在根源。外来挑战和内在压 力使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受到严峻的挑战。生存的危机意识使士大夫中的一些先进分子更加坚定了实 行变革、改变现状的信念。“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那些首先睁眼看世界的官僚士大夫们的政治愿 望。随后洋务派的“自强”“新政”则代表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政治精英的变革要求。而维新 派主张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则体现了一批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的对统治当局所施加的压 力。太平天国运动代表了那些无权无势、无正常政治参与渠道的下层平民以非常态的激烈方式对清 朝统治者的反抗。上述这些政治运动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对传统统治权威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随着 近代中国一步步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社会成员对传统统治权威的合法性支持也不断下降,最后 辛亥革命以新的权威模式取代了传统权威在中国的统治。二魅力型权威: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魅力 型权威模式是指以领袖个人的品质和魅力来吸引大众并施加影响的权威形式。这种权威模式,按照 韦伯的看法,程度不同的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时期。而其突出作用则表现于社会危机时期。在 这个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对原有价值产生怀疑,合法性的信仰丧失,这就为魅力型领袖人物 提供了施展其个人才能和影响力的机会。魅力型权威的合法性支持来源于人们对领袖人物个人魅力 的崇拜,这种政治合法性的输入可以通过领袖人物过渡而被转移到新建立的政治体制上来,成为新 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依据。这种政治体制的运行往往依赖于大众情感的输入和领袖人物精神感召力 的输出,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⑥历史地看,魅力型权威统治终究是一种过渡性的统治模式,因 此为了长治久安,政治系统就必须借助魅力型权威所获得的合法性支持,将现有统治方式制度化, 使其成为社会成员的合法性信仰。因此,魅力型权威模式迟早要发生转换,转换的方向,一般取决 于魅力型领袖人物的个人意志、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国际政治环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具体的 社会环境中,这些因素对当前社会统治方式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不同社会在后权威时 代统治方式的不同特点。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曾出现过的魅力型权威人物如克伦威尔、华 盛顿、拿破仑等,无不是通过个人的巨大影响力使新的权威模式合法化,并进一步使其成为社会成 员的合法性信仰。辛亥革命发生在传统的君主统治权威已丧失合法性支持,近代民主与法制正吸引 着越来越多的拥护者,整个社会出现了重新洗牌的时机。为了克服社会危机,孙中山和袁世凯分别 以其个人魅力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发挥了各自的影响。武昌起义后不久,革命党人在南京成 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被推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深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毕生追求三民主义、 民主共和的政治目标,如果他的领导地位能够确立起来,中国将会走向民主和法治的道路。但历史 永远有缺憾,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没有能够有效地控制政治局势,巩固和扩大 民主和法治的权威。第一,合法性支持的丧失并不等于合法性信仰丧失,二者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合 法性危机。近代以来,满清王朝的统治权威虽走到历史的尽头,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统治权威已彻 底失去其合法性信仰。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已深深地内化为我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一个王朝的腐朽 可以使其失去合法性支持,但在新的权威模式获得普遍信仰之前,传统政治权威依然有发挥作用的 余地。第二,西方民主与法制的权威思想在中国扎根未稳,影响的范围大致局限于接受西方思想知 识分子和部分民族资本家,因而所获得的支持有限。内地的士绅们墨守成规,思想闭塞,对外界的 情况麻木不仁,他们的精神思想几乎完全不受通商口岸的影响。⑦在这种背景下,孙中山及其革命 党人在中国所建立的近代西方政治统治模式就显得曲高和寡,严重地影响了孙中山个人魅力的发挥 。第三,西方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使国际政治环境不利于孙中山建立个人权威。袁世凯作为武昌 起义后国内外呼声最高的权威人物,其个人魅力来自于他早先在晚清统治集团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 ,他还是晚清新政治的有力倡导者之一。清政府寿终正寝之后,袁世凯以传统权威的继承者和民主 宪政的倡导者的双重面目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国内外各方既得利益者均可接受的领导者。正如后来 形势所证明的那样,袁世凯有足够的手段驱逐满洲人、赢得外国人的承认并欺骗革命党人,从而在 危机中把政局维持下来。而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一来无军队,二来得不到各省地方精英们的广泛支 持。历史没有给孙中山太多的施展空间,却给了袁世凯更多的机会。当各种各样充满爱国激情的大 众都希望建立一个强人政权时,袁世凯作为唯一的候选人出现了。袁世凯手下有一大批新军将领和 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吏可资任用。⑧因而袁世凯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似乎顺理成章,更符合政治竞争的实力法则。袁世凯主导的统治与中外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魅力型权威模式一样,仍然是一种过渡性的权威模式,领袖人物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可能会对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起着关键作用。在君主制度被废除时,就有一位实力者为这一剧变提供了缓冲。但中国的政治生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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