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的研究历程波澜起伏,本文仅从研究长河中撷取一朵小小的浪花,从4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厢记》研究状况作一个大致的梳理。 一、主旨的进一步深化 关于<西厢记)的主旨,以前早有定论,近十年来,评论家们给予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和更高的评价。 张燕瑾在((西厢记)的历史意义)((河北学刊)1990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与同时期 的戏剧作品相比,(西厢记)有它众所不及的深度,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能够广泛赢得人心的主 题思想—‘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是除(西厢记)之外任何作品都没有提出过的口号”。 很显然,“《西厢记》是情胜于礼的,只要是‘有情的’,其他的一切都可以超越。”“在(西厢 记)中,爱情与功名利禄是互相分离的两回事,而男女双方的感情重于功名,这与(李娃传》把李 娃助荣阳公子取得功名当成一件美事来写有质的区别。可以说,这也是(西厢记》独到的地方,它 超过了后来的(牡丹亭》,(当然(牡丹亭)的主旨并不是爱情,它有着比《西厢记》更为深广的 内涵),可以与(红楼梦》并提,这一方面,当然(红楼梦)更为深刻,更为彻底。”“(西厢记 》描写的是爱情,抒发的是对幸福爱情的向往赞颂之情,其精神实质是对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追求,是人的本体意识复苏的表现。”章培恒、骆玉明在文学史中关于(西厢记)主旨的提法显然更为人性化,我冒昧地用了“人性化”这 个词。在两位先生所编著的这部(中国文学史》的前言中,曾提到“文学的发展史就是人类心灵的 发展史”,对<西厢记》主旨的评价,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吧。他们说:“《西厢记》通常被评为 一部反封建礼教的作品,这当然不错,但同时它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者很少从观念的冲突上 落笔,而是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向往,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 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可以说,作者把反对礼教的主题充分生活化了。莫砺锋、黄天骥认为:“《西厢记)具有惊世骇俗的思想内容。”这是极高的评价,他们在(中国文 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中提到:“这一对青年一见钟情,情一发难收,受到封建 家长的阻梗,他们便做出冲破礼教樊篱的举动”,“只要男女间彼此有情,就应让他们同偕白首, 而一切阻挠有情人成为眷属的行为、制度,则应受到鞭挞。”“在王实甫之前,谁也没有像他那么 响亮,明确地提出:“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可以说,(西厢记》杂剧在元代出现,像莺莺蓦然出现在佛殿一样,它的光彩,使人目眩神摇,也照亮了封建时代昏沉的夜空。”二、悲、喜剧的讨论 关于(西厢记》是否是喜剧,多少年来一直有分歧,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比较贫乏,而悲剧、喜剧的概 念及区分是否适用于元杂剧及明清传奇,意见相当分歧。1982年,王季思先生主编(中国十大 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对中国悲剧、喜剧作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中国十大古 典喜剧集》的前言中提到:“这个集子中的十个喜剧,就是为我们民族的喜剧传统提供范例”,并以《西厢记)作为例证。1990年,王季思先生又在(戏一9一宋瑞芳近十年(西厢记》研究综述学术研究剧艺术)上发表(悲喜相乘》一文,认为:“一个 剧本之为悲剧、喜剧、或悲喜剧,同它的结局关系最大,如果(西厢记)以《长亭送别》结尾的话 ,就是典型的悲剧,现在,(西厢记)以大团圆结局,则是比较典型的喜剧。”这种说法和王国维 先生的观点吻合。我稍介绍一下王国维先生的观点,1904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 写道:“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 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他也举《西厢记》为例,因为当时认为(西厢记》结束于“草桥惊梦”,并不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所以王先生沿袭旧说,认为它是一部悲喜剧。袁行布指出:“《西厢记》的戏剧情节,涌现了多次矛盾激化的场面,在每一次的戏剧冲突中,作者 总是使人物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总是写年青一代节节胜利,封建势力节节败退,并且处在被嘲 弄的位置。从整部戏看,冲突是尖锐激烈的,却又处处显露乐观的前景。因此,(西厢记)和一些 悲悲切切的爱情戏大不一样,它的格调是轻松明朗的,它要让观众在一申串的笑声中得到精神的满足,它是我国戏剧史上一部出色的喜剧。”王小舒在《中国审美文化史·元明清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一书中提到:“与西方喜剧 相比,元代的喜剧也有着自己鲜明的东方特色,即在鞭挞和嘲笑恶人的同时,还致力于歌颂和赞扬 那些杰出的人物”。他把元杂剧中的喜剧按照冲突的性质划分为社会型喜剧和伦理型喜剧两类,“ 伦理型喜剧与社会型喜剧不同,它一般是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它的冲突多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 ,但其反抗的对象却是所谓神圣的封建伦理道德,因此具有更深一层的叛逆性质.他举《西厢记》为例.说明(西厢记)中的喜剧气氛使得与之相关的叛逆主题更为突出了。”李修生、赵义山在(中国分体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中指出“(西厢记)让观众不 断从正面人物身上获得胜利的喜悦,在抱残守缺的保守势力屡屡受到椰榆嘲弄的尴尬境地中得到精 神的快慰。整体来看,《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是尖锐激烈的,但又时时爆出喜剧的火花,给人以美的陶冶和善的启迪。”以上几位分别以结局、戏剧冲突、情绪高潮等不同尺度来衡量(西厢记》,一致认为它是一部喜剧,而多年对(西厢记)潜心研究的蒋星惺提出了 一10一不同的看法,他在(<西厢记>的喜剧效果)((戏剧艺术)1993年第1期)一文中, 指出:“(西厢记》取材于元填的(莺莺传》,选取了悲剧的题材,王实甫对这个题材作了‘全方 位的喜剧化’.从(佛殿奇缘)到(月下佳期)以及(堂前巧辩》是比较典型的喜剧,但《长亭送 别》进一步强化了离愁别恨的凄凉欲绝,把这些喜剧效果都冲淡了。”因此,他认为(西厢记)“不能说是一部典型的喜剧”。三、大团圆结局的深刻意义 朱伟明在((西厢记>与才子佳人模式)((通俗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一文中提到:“大 团圆结局似乎成了中国古代爱情剧的才子佳人模式的固定结局,必定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 子中状元,金榜题名大团圆’,这并不是(西厢记)首创的,但对后代乃至当代的新时期文学都有 重大影响。”阴真在(论元代四大爱情剧的大团圆结局》((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 期)中认为:“(西厢记》一剧的大团圆结局有独特意义,它表示了封建社会中人们对美满婚姻的 愿望,对合理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体现了对封建礼教家法,封建伦理道德批判的意象,同时,还反 映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元代文人的心理需求—证实文人价值。”关于这一点,他又作了详尽的解释: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元代‘儒生颠倒不如人’,其境况一落千丈,科举是一 条出路,联姻豪门是另一条出路,<西厢记》及元代其他爱情剧中,文人学士所恋之人,尽是高门富户的大家闺秀。几位小姐冲破重重阻隔,以身相许,则是以神圣的行为,给予了文人最高的评价”。陆力在(<西厢记>与<牡丹亭>的团圆结局》((锦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 :“(西厢记》通过团圆重在表现当时社会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好祝愿”但是“这种团圆结局 不能脱离夫贵妻荣的案臼,最终得到了封建正统势力的认同,是作品的局限性。”而李子广在(< 西厢记>与科举文化)((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西厢记》体现 了创作主体的科举士人心态,即他们的风月情、功名念和团圆梦,特别是大团圆结局体现了作者的 人生理想,如果从现实角度考虑,从历史的真实性来看,(西厢记》可能恰恰是一幕悲剧”。四、渐趋细微的考证对(西厢记)中一些细节的考证最为详尽的是蒋星坦,他指出三方面的内容: 卜)《西厢记》第四折中,张生相思卧病在床,莺莺托红娘说与张生的药方,即(小桃红〕这段唱词 ,“忌的是‘知母’未寝,怕的是‘红娘’撒沁”,“红娘”本来是一种昆虫,可入药,此处一语双关.暗指剧中的红娘。俘)《西厢记》被禁真相:历来都有《西厢记》是禁书的说法,他指出,乾隆十八年,禁止翻译成满文,并未禁止原著,所以历年来人们一直所说的(西厢记》是禁书一说值得商榷。 (三)《西厢记》全名问题:(西厢记》五本二十折,每本都有题目、正名共两联四句,而结束全剧 的四句则称之为总题或总目,按刊本(录鬼薄》和明代王骥德本及清初毛奇龄校本,基本上是“张 君瑞巧做东床婿,法本师住持南禅地,老夫人开宴北堂春,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如此一来,待月 西厢的是崔莺莺,但蒋结合剧中崔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以及 张生对此诗误解而遭到崔的斥责一事,得出结论,玉人指崔莺莺,待月西厢的是张生,那么,全名应该是抄本(录鬼簿)所载的《张君瑞待月西厢记》为正确。【资任编辑:王雪炎〕近十年《西厢记》研究综述@宋瑞芳$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西厢记》近十年 ;;研究;;综述《西厢记》以其惊世骇俗的思想内容、“花间美人”般光彩照人的格调,达到了 元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主旨、悲喜剧、大团圆结局、考证等方面对2 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状况作大致的梳理应有其现实意义。逋皇羌馊窦ち业?但又时时爆出喜剧的火花,给人以美的陶冶和善的启迪。”以上几位分别以结局、戏剧冲突、情绪高潮等不同尺度来衡量(西厢记》,一致认为它是一部喜剧,而多年对(西厢记)潜心研究的蒋星惺提出了 一10一不同的看法,他在(<西厢记>的喜剧效果)((戏剧艺术)1993年第1期)一文中, 指出:“(西厢记》取材于元填的(莺莺传》,选取了悲剧的题材,王实甫对这个题材作了‘全方 位的喜剧化’.从(佛殿奇缘)到(月下佳期)以及(堂前巧辩》是比较典型的喜剧,但《长亭送别》进一步强化了离愁别恨的凄凉欲绝,把这些喜剧效果都冲淡了。”因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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