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2 19年 ,成吉思汗发动举世震惊的第一次西征 ,12 3 5年拔都进行第二次西征 ,12 5 2年旭烈兀进行第三次西征。这三次西征在世界史上产生了深远而又重大的影响 ,甚至改写了许多国家、民族的历史。随着西征之中被签发的穆斯林军士、工匠、归附者、商人、传教士和学者的东来 ,伊斯兰教在中国得到发展与壮大。本文就伊斯兰教在蒙元时期的传播作一论述 ,力图剖析它在这一时期发展的特点。一蒙古部落兴起后于 12 0 6年在斡难河源召开大会 ,公推铁木真为大汗 ,尊称成吉思汗。从此成吉思汗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征服活动。第一次西征灭亡了花刺子模 ;第二次征服了钦察、斡罗思 ,建立了钦察汗国 ,兵锋及于波、匈、奥地区 ;第三次攻陷八格达 ,哈里发帝国即阿拔斯王朝灭亡 ,蒙古贵族建立了伊利汗国。三次西征的后果是 :将原先属于阿拔斯帝国的伊斯兰地区并入蒙古的版图 ,大批穆斯林被屠杀、城池被夷平。刀下逃生的青壮年被强征从军 ,编为一支人数庞大的“签军”随蒙古征服者东来 ,有手艺的工匠亦被掠到遥远的东方 ,妇女和儿童作为奴隶也被掳掠而来。西征后东西交通大辟 ,“无此疆彼界 ,朔南名利之相往来。适千里者 ,如在户庭 ;之万里者 ,如出邻家。”1 在这种情况下 ,穆斯林商人源源不断东来营商。《世界征服者史》载 ,“许多真主的信徒已朝那边迈步 ,抵达极遥远的东方国家 ,定居下来 ,在那里成家 ,以致多不胜数。”2 此外还有率部归附的穆斯林上层 ,如阿剌瓦而思“率其部曲来降”3、赡思丁“率千骑以文豹白鹘迎降”4;还有教士 ,如《元史》中所记的答失蛮、迭里威失 ,他们都是伊斯兰教的宗教职业者。上述种种身份的穆斯林的东来 ,将伊斯兰教移植中国 ,揭开了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新的一页。白寿彝先生说 ,蒙古人西征后 ,“中西交通大辟 ,回教人之来中国经商或求仕者 ,其数亦不在少。此种大量的回教人之东来 ,及其后来之种种活动及遭遇 ,实可传中国回教有新的发展。”5蒙元时期将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称为回回人。“回回”一词最早见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指居于天山南北的回纥。元朝实行四等人制 ,蒙古人为第一等 ,色目人为第二等 ,汉人与南人分别列入第三、四等 ,回回是色目人中的一种 ,享有高于汉人与南人的权利。公元 12 3 5年窝阔台下令籍户 ,这就是著名的“乙未籍户”,后来蒙哥时期的“壬申籍户”与忽必烈 12 71年颁布的《户口条画》均是在“乙未籍户”的基础上进行的。经过几次籍户回回亦被入籍 ,成为蒙元政府的臣民。回回军士被入为“回回军户”,匠人被编入“回回匠户”。回回军士入华后被编入“探马赤军”、“西域亲军”,参加蒙古贵族对南宋的战争 ,“上马则战斗 ,下马则屯聚牧养”。蒙古统一中国后又将他们迁往各地屯田戍守。“庚子 ,括回回炮手散居他郡者 ,悉令赴南京屯田”6,“壬申 ,免回回人户屯戍河西者银税”7,“世祖二十八年 ,是岁以甘肃旷土赐昔宝赤、哈散等 ,俾耕种之”8。另外 ,蒙元政府还于 12 5 3年迁西域寄居回回于江南各卫 ,被徙者达四百三十六户、一千四百七十九口 9。除被迁徙的原因外 ,商人的四处往来也是回回分布各地的一个原因 ,因此《明史》中有“元时回回遍天下 ,及是居甘肃者甚多”的记载。而在南方 ,则“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 ,江南尤多 ,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1 0。据杨志玖先生考证 ,有元一代 ,北起和林 (遗址在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之哈尔和林 )、南逾岭南、西至今新疆、东迄东南沿海一带 ,无不有回回人的足迹。1 1结果 ,伊斯兰教随着回回人的足迹而传播到其所到之处 ,极大地拓宽了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范围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普传时期。二随着穆斯林的归附、留居以及他们在蒙古征服活动与统一中国的战争中的功劳与贡献 ,蒙元政府对伊斯兰教采取了不同于西征时的政策。《世界征服者史》载 :“因为不信宗教 ,不崇奉教义 ,所以 ,他(指成吉思汗 ,笔者注 )没有偏见 ,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 ,也不尊此而抑彼 ;……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 ,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徒和偶象教徒。”“在那些日子里蒙古人尊敬地看待穆斯林 ,为照顾他们的尊严和安适 ,替他们设立干净的白毡帐……”据此可见 ,成吉思汗时期对待伊斯兰教是宽容的 ,他实行的是各教一律平等的宗教政策。窝阔台时期继续执行这样宽容的宗教政策 ,对伊斯兰教十分优待。忽必烈统一中国后 ,继承先辈“对各教一视同仁 ,不分彼此”的大札撒 ;但有因有革 ,这是指蒙元统治者对伊斯兰教既施恩又施威 ,推行恩威并济的政策。前已述及 ,回回为色目之一种 ,列第二等 ,其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这样优越的社会地位使得回回在服官、科举、荫叙、刑罚及私有兵马方面均可享受较汉人稍优之待遇 ,如回回“犯盗免治”。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 ,“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 ,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敢匿与互市者 ,罪之。”1 2 “诸汉人持兵器者禁之。”1 3 但对回回无此限制。回回在各方面享有的优待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宽松的社会环境。修建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重要教义之一 ,是穆斯林的信仰实践和宗教义务 ,哪里有穆斯林 ,哪里就有清真寺。据史书载 ,中统四年 (12 63 )左右 ,元大都回回有 2 95 3户 ,按每户 5口计算 ,约有 14 0 0 0余人。当时建有清真寺 3 5座之多 ,据传今北京东四清真寺、普寿寺、法明寺、东直门外二里庄清真寺等 ,河北著名的定州礼拜寺、泊镇清真寺、威县清真寺等 ,都是元时所建。故至正八年 (13 48)的中山府《重建礼拜寺记》云 :“今近而京师 ,远而诸路 ,其寺万余 ,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1 4由于回回在元时有不少富商大贾、政界要人 ,他们对元政府有着重要影响 ,因而在为数较多的清真寺中就有朝廷敕建的 ,如泰定帝元年六月 ,“作礼拜寺于上都及大同路 ,给钞四万锭”1 5。随着清真寺的普遍建立 ,清真寺中的教职人员也趋于规范和齐全。教职称号最早见于汉文碑记是定州《重建礼拜寺记》(元至正八年 ) ,该碑末署者“掌教满剌”。稍后 ,元吴鉴《清净寺记》中提到清净寺至正年间有“穆塔完里阿合味”、“摄思廉夏不鲁罕丁”、“舍剌甫丁哈悌卜”三种教职人员。这里的穆塔完里和哈悌卜分别是没塔完里、海推布的转写 ,摄思廉则是指伊斯兰·谢赫。明正德二年 (15 0 7)之《重立清真寺碑》中又提到该寺与摄思廉夏不鲁罕丁同时代的两位教职人员 ,即“益绵苫思丁·麻合抹”和“谟阿津萨都丁”。“益绵”即伊玛目的转声 ,“谟阿津”即穆安津的转写。《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说元代中国有“全国穆斯林首领 ,并以刷·知汗称呼他”,此人即鲍尔汗丁·刷尔智。由此可见 ,伊斯兰教与佛、道一样 ,也有全国性的组织或机构。这种全国性的组织或机构当是回回哈的司。回回哈的司的设置年代至今尚无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 ,元政府为了管理分布于全国各地、人数众多的回回而在唐宋时期蕃长司的基础上设立了哈的司 ,管理回回的“钱粮、户婚、刑名、词讼”诸事务。回回哈的司曾几次被罢黜又恢复 ,这也反映了伊斯兰教在元代的发展起浮 :当回回在朝中得势时 ,伊斯兰教也随之受到礼遇 ;当回回失势时 ,伊斯兰教随之受到抑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天历之变后 ,为惩治参预这一事件的回回 ,文宗下令“罢回回掌教哈的所”1 6,这与泰定帝朝回回得势之时赐钞建清真寺绝然不同。以上提到的清真寺中教职人员益绵 (伊玛目 )、哈悌卜 (海推布 )、谟阿津 (穆安津 )等均系阿拉伯语译音 ,也是以后形成的伊玛目掌教制度的三种组成人员。伊玛目意为“站在前列的人”、“表率”、“领袖”、“首领”,一般指穆斯林礼拜时站在前面率众礼拜者 ;海推布本意为“劝谰”、“告谕”,是穆斯林聚礼和会礼时站在礼拜大殿讲坛上宣讲“虎图白”念词者 ;穆安津即宣礼员 ,专司召唤穆斯林上寺礼拜。元代 ,大多数清真寺设有伊玛目、海推布和穆安津。元初 ,他们的职责只是分别执掌清真寺集体礼拜活动中的三种仪式 ,不具有行教和司法职权 ,只是清真寺的教职人员 ,专司其职而已。致和元年 (13 2 8) ,文宗下令罢黜回回哈的司后 ,伊玛目才逐渐担当起清真寺的掌教并形成世袭。如元皇庆二年 (13 13 )伊斯兰教经师夏不鲁罕丁来泉州主持清净寺教务 ,他去世后其子夏钦“习回教 ,继其业”,成为清净寺掌教 ,从此夏氏家族世代担任清净寺之伊玛目 ,成为世袭掌教。三蒙元时期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和空前的壮大 ,与其自身的调适有关。大凡一种宗教传到各地都必须适应其地的实际情况才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否则只有消失 ,伊斯兰教亦不例外。为了在中国这块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大地上生存下去 ,伊斯兰教自觉不自觉地向中国传统文化靠近 ,同时又较好地保持了自身具有的特质。这就是说 ,在蒙元时期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已露端倪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语言。蒙古西征后 ,东来的各族穆斯林操各自的语言 ,如阿拉伯语、波斯语及突厥语等。但是他们留居中国后 ,在以汉族为主体的、讲汉语的国度里继续操其本民族语言势必有很大局限性 ,不便于交流与沟通 ;要想在中国生存 ,不懂汉语显然是不合历史潮流的。各族穆斯林有学习汉语的要求 ,政府也鼓励学习汉文化。元朝规定科举考试 ,“蒙古、色目人 ,第一场经问五条 ,《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 ,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深明 ,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第一道 ,以时务出题 ,限五百字以上。”1 6由此可见 ,元政府对蒙古、回回人入仕的选拔也通过汉族传统的四书作为考试内容 ;也就是说 ,穆斯林欲做官从政必须精通汉语、熟读四书、深谙汉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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