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中少数强盛王朝之一,特别是经过汉初修养生息的积累,经济实力到 武帝时代极其繁荣,政治上大一统,汉武帝对外用兵,对内专制,政治上的专制导致思想文化上的 专制,特别是采用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定于一尊,经学逐渐成为两汉文坛的 统治思想,包括散文在内的所有两汉文学都被要求以儒家经学为标准,为统治阶级专制服务,在此 背景下,两汉散文理论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主张为政治教化的实用目的服务之论比比皆是。然而 文学是人学,主张有利于实用并无不可,但一味地追求文学的实用性特别是被统治阶级利用后用来 为政治教化的功利目的服务就忽略了文学本身内部规律发展要求,那是不利于文学健康发展的。两 汉散文理论最突出的特征是重实用的浓厚功利性,连伟大的作家司马迁也不例外:“夫(春秋》,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1>司马迁 认为史传散文应写有关国家、人民的军国大事,为王道服务,在社会生活中有实用价值为佳。其他 作家更以文关于实用为创作目标:”余为《新论》,术辨古今,亦欲兴治也,何异《春秋》褒贬邪 ?……”<2>(桓谭《新论·本造》)。两汉这些“尚用”的散文理论也源于先秦的文学功利观 :“今天下之君子为文学、出言谈也……中实将欲为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也。”<3>《墨子叫· 非命下》),“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4>《墨子·小取》 )。法家的韩非子说得更明显“以功用为之的毂”<5>《问辩》)并批判有文采但不为功利的文 章:“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6>《亡征》),先秦这些狭隘的功利文学观 源远流长,就算到了文学自觉的魏晋仍有余波“济文武于将坠,宜风声于不泯”<7>陆机《文赋 》),在这陆机要求文章要有关教化;挚虞是保守派,更坚持传统儒家文艺观,宣扬文章要有利于 教化讽喻:“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序,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8> 《文章流别论·总论》),甚至连反复古的葛洪也强调尚用的教化说:“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 偶俗集誉为高……”<9>《抱朴子·应嘲》)。其实中国古代文论(当然包括散文理论)一直有 个根深蒂固的思想———文学应成为政治教化的有力工具。只不过在经学统治下的两汉文坛表现得 较强烈罢了。尊经的理论也是尚用的思想在两汉时代必然的表现。因为要合乎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实 用目的,也就是合乎当时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的古代经典的内在要求,当时的文论家大多响应尊经 的号召,他们在客观的大时代背景下要想跻身仕途就不得不如此。当然古代经典本身也有它客观的 魅力,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不能把它一棍子打死,但总的说来古代53经典在当时是束缚人们 的头脑,为统治阶级培养顺民服务的,在当时起的消极作用比较大:“凡言不合先王者不可以为道 ”<10>《淮南子·泰族训》,两汉尊经之论由淮南王刘安首开其声,可谓嚆矢之论,他本人就 是统治阶级典型代表,自然为利于统治的尊经理论呐喊助威了。后来的刘向也是个地道的经学家, 尊经之论自然不可避免:“……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 <11>《晏子书录》,“《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12>《管子 书录》。扬雄更是把是否尊经提升到决定一部著作是否有存在价值的高度:“书不经,非书也;言 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13>《法言·问神》,可谓极矣!当然两汉文坛这些 尊经的散文理论虽说和当代经学定于一尊之大气候相关,但先秦时期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14>(《论语·述而》)的论断也或多或少起了作用,孔子的时代正当周王朝王纲解纽,礼 崩乐坏之时,一心维护周礼的孔子反对政治制度的变革,影响到他的文艺观就产生反对对古代经典 文章的任何改变,这是一种尊经的极端表现。在他的影响下,尊经尊圣的复古思想从此深深地印在 后世文论家心中,特别是两汉处在经学统治下的一大批文人:刘安、刘向、扬雄、班固……,就算 到了文学自觉的魏晋六朝,也有极大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更是用专篇《宗经》来论述。 但两汉散文理论毕竟受到先秦以来大批优秀的史传散文、学术散文和应用散文创作实践日益丰富之 影响,加上先秦一些论点的启发,逐渐接触到了散文内部规律,对有关文学本质的探讨不断深入: 论述文学的情感性特征可上溯至先秦《易传·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15>与 其相联系的“文发于情”理论在《礼记·表记》中也有论述:“情欲信,辞欲巧。”<16>同样 见于《庄子·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17>随着散文创作的发 展,汉代人更重视文学的情感性特征。优秀的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必然接触到散文内在的规律,因为 文学毕竟有自身独特的本质,不是统治阶级所能赶尽杀绝的。旷世奇才司马迁舞动他那天才之笔谱 写出史传散文的最强音《史记》,在那经学统治的年代,司马迁勇敢地挣脱俗儒思想的束缚,提出 了著名的“发愤著书说”,影响深远: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 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18>所谓英雄重英雄,司马迁身受宫刑后悲愤欲绝 ,一颗将死之心想到古往今来多少英杰之士不得志后发愤有为,终于一举成名,得天下知,流芳万 古。这些史实激励着他那颗心灵重新振奋起来,血液循环得更加有力。于是发愤著书,终于为后世 留下了辉煌巨著《史记》。司马迁的这种“发愤著书”说不知影响了多少后代有为之士:桓谭在其 《新论·求辅》中写道:“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淮南不贵盛富饶,则不能广聘骏土使著 书作文;太史公不掌典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扬雄不贫,则不能作《玄》《言》。”<19>值 得一提的是桓谭在此不但认识并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而且还有新的独到见解,他从另 一面看到了良好的外部客观环境反过来同样有助于创作的顺利完成,淮南王若无足够财富就不能集 许多贤人俊士的集体智慧而共成一书;司马迁若不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也很难著作成洋洋巨著。 这也是桓谭不人云亦云而有所创新通变的表现。但不论如何,“发愤著书说”早已泽被后世:刘勰 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说:“敬通雅好辞说而坎 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 20>唐·韩愈:“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21>宋·欧阳修:“穷者而后工”《梅圣俞 诗集序》。<22>明·李贽:“古文圣贤,不愤则不作。”《忠义水浒传序》。<23>孔子有 一句名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24>此句中 “文质彬彬”一说给后人的启示更是影响深远,虽然孔子当初是论述人格修养的,但与文章中内容 和形式间关系是相通的。后来的荀子也强调“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荀子·礼 论》)<25>,荀子要求文章既要有文采,又要有内容,达到文情相称。这种正确的观点被两汉 作家所继承:西汉初的刘安在《淮南子·缪称训》中强调:“以文灭情则失情,以情灭文则失文, 文情理通,则凤麟极矣。”在刘安看来,散文创作中既要有内在真情,又要有外在文采,二者是缺 一不可的,正因难能可贵,所以文情相称的文章可谓是凤毛麟角。汉代的唯物论者王充以追求“真 美”为己任,他对内容和形式都较美的文章是赞赏有加的:“古贤文之美善可甘”《论衡·别通篇 》,<26>“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 深。……”《论衡·超奇篇》,<27>两汉文论家或重文,或重质,但对文质俱佳的文章都表示 认可,这是个可喜的现象。应用散文发展到两汉时期已基本上成熟,也说明两汉散文比先秦有了较 大的进步,出现了对一些应用型散文的理论阐述,比如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论道:“吏文以 昭察为良”,<28>蔡邕《独断》:“制书,63帝者制度之命也。”<29>中国古代很早就 有历史散文,《尚书》是现存最早的历史散文集,朱自清《经典常谈》:“《尚书》是中国最古的 记言的历史。”<30>在这些古代历史散文中就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言论对后世散文理论有巨大的 影响,《尚书·毕命》中的“辞尚体要,弗惟好异。”<31>这句话已表明对文章语言的要求是 切实扼要,不要标新立异地追求奇言怪语。对后世“疾虚妄”的理论不无启发。而且《尚书》本身 叙事特点就简洁明了,言简意赅,虽未上升为理论,但对后人写作史传散文不无影响,如《舜典》 “在 玑玉衡,以齐七政,”<32>仅用一句话就记述了舜时用观测天体的仪器更进一步精密地 观测天文,当然如此叙述也显得不够通俗易晓,且枯燥无味不够形象。散文理论是建立在散文创作 发展的基础上,只有当散文创作日渐增多繁荣后,才有可能出现日渐成熟的理论,而中国古代散文 理论又大多是不成系统的零碎的感悟,基本上属于鉴赏性的心得体会,一部《左传》只有些许散文 理论,如《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 ,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33>这一句话中就含有了对历史散文的写作要求:用词既 要微细严密又要意义显明,不含糊其词,叙述有文采且婉转曲折又顺理成章,要惩恶扬善,有实用 价值,最后一句是崇圣的言词,过分抬高“圣人”的才能,总体看来,这句话是有较高理论价值的 ,看到了历史散文的记事特点和其产生的要求,史著散文不同于哲学文章,不能写得过于深奥难懂 ,也不能像纯文学作品那样随意抒发,而应抓住其文体特点简洁准确地记述历史,文约而旨远,举重而若轻。《左传》在此提出史家著史须“尽而不污”,其实就是要求一种“直笔书法”,实事求是不污损,对后世司马迁创作《史记》有深刻影响,当然处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左传》也不可能百分百地直书实事,它也有隐讳之处:“凡诸侯会,公不与,不书,讳君恶也。”(《左传·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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