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早有交往,但起初是极个别的经商活动。马可·波罗对东方富庶程度的夸张描述,使急于发 财的西方商人怀着狂热的“黄金梦”开辟了一条条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东西方交往逐渐增多。西方 探险者在利益的驱动下,开始了赤裸裸的、以武力掠夺为主要形式的海外殖民活动。但他们对中国 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没有贸然进行武力劫掠,这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的实力有所忌惮,也因为他们还 不可能运送大批军队远涉重洋进攻中国,而小股武装分子又难以得逞。因此,西方国家为了打开中 国的大门,采取了传教和经商等灵活的方式。传教士将对中国高层统治者施加影响作为主要目标, 所以,传教士的影响直达中国社会的上层。明末,宫中信教者达540名之多<1>(P9)。汤 若望等还取得了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在满族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的表现“预示了欧洲人 干涉中国内政的可能性,使满清统治者建立新政权伊始就对多管闲事的‘洋鬼子’怀有戒心”<2 >(P353)。清政权稳定后,这种阴影一直未完全消除。清初的几位皇帝对西方的传教活动表 现出相当宽容,他们聘请传教士担任宫廷教师等职务。中西间经济文化交流在顺治、康熙两朝曾一 度活跃,使中西交往一度出现美好前景。此时,清王朝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非常热衷于西方的先 进技术,对那些具有丰富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教士给予了一定重视。传教士们参与了中国一系列的内 政外交活动,且颇受康熙帝信任和赏识,在浙江发生禁教事件时,康熙帝上谕:“……各处天主堂 ,俱照旧存留,……不必禁止。”<3>(P219)这说明传教士的活动虽已引起一些地方官吏 的不满,并进行阻止,但皇帝仍无意阻止其传教活动。康熙帝对西方传教士的格外恩宠、对西方科 学的兴趣和对西方宗教一定程度上的容忍,一度使传教士们误认为中国皇帝及中国百姓都将改宗基 督教。事态的发展并未像传教士所料想的那样,尽管康熙帝等几位清初皇帝对西方科学技术颇感兴 趣,对西方宗教持宽容态度并予传教士以善遇,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接受西方宗教,康熙帝大胆 任用学有专长的传教士作官员,利用西方科学为其政权建设服务。但当西方宗教活动与中国传统信 仰、习俗发生矛盾时,他毫不犹豫地予以限制,甚至取缔。当罗马教廷禁止教徒祭天、祭孔、祭祖 时,康熙帝断然限制传教活动。随罗马教廷干涉的加剧,康熙帝宣布取缔传教活动。康熙帝对西方 宗教的态度由宽容到禁止的陡然变化,充分说明他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是以不触动中国传统文化与习 俗、不违背他所推崇的孔孟之道为前提的。1723年,雍正帝也向传教士申明·601·了禁教 政策。乾隆时期,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禁教政策,并禁止外国人在广州以外的一切口岸进行贸易,将 外国传教士禁锢于北京,终老不准回国。明末以来一度开放的中西交往随之结束,中西正常交往被 无情地打断,丧失了中西文化自然融合交汇的机会。从此,中国与外部世界开始隔绝,直到19世 纪中叶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冲破大门。康雍乾三朝由开海禁,延纳西方传教士并给予恩宠,逐渐发展 到限制、禁止乃至断绝与西方的交往而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人认为其主要原 因有如下几个:其一,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分歧。西方基督教中的众生平等与中国传统 儒学中的尊卑贵贱、三纲五常是相悖的,它的引入必然引起等级制度的紊乱,作为中国的统治者, 既是等级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自然也是它的极力维护者。所以,一切试图破坏或改变这种制度、与 传统礼教相悖的东西都必然受到排斥与反对。中西方之间发生冲突表面看来是“礼仪问题”,实则 在这种表面现象的背后蕴含着极深的文化冲突的内涵。传教士们来华后尽可能地将自己融于中国文 化之中,他们着儒服、行中国礼节,并尽可能以儒家文化的语言去解释西方宗教的教义,这在一定 程度上缓和了中西文化的分歧,但并未消除这一分歧。其二,双方在目的上的差异。西方传教士来 华的目的是传播其宗教和为其本国利益服务,并非为了传播科学和技术;清朝统治者对西方传教士 的接受与宽容,是因为对其掌握的科学技术感兴趣,而不是对其宗教感兴趣。西方传教士是将其科 学技术知识作为诱饵,以传授科技知识为手段,达到其传播宗教、谋求利益的目的。西方传教士自 己就直言不讳地说:“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经验使人们认识到,要在中国引入和传播基督教,宣传科 学是一切必由之途中的最主要的一种。”<4>(P249)清朝统治者需要其科学技术来巩固政 权而极力排斥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悖的宗教,宽容他们的传教活动是以其不妨碍自己的统治秩序为 前提的,允许他们传教的条件是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清朝统治者只是对西方文化中科技成果感兴趣 ,而不是对宗教部分感兴趣,对西方文化是有条件地、部分地吸收和利用,而不是全盘接受。其三 ,西方人对中国内政的介入,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对其保持相当的警惕与戒心。满族人向明帝国发 动进攻时,葡萄牙人曾援助明廷,此后西方人又支持了反清斗争。天启年间,传教士曾策划由葡萄 牙派400名军人从澳门北上援助明军。1647年,传教士毕方济曾亲率军队在桂林与清军作战 ,另一个传教士汤若望也曾为明王朝监铸了数百门火炮。清王朝建立后,在平定三藩叛乱及《中俄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的过程中者有外国传教士参与,荷兰人也曾派军队到中国与清政府接洽,企图 联合清军进攻台湾,因为荷兰的企图是明显的,所以被清政府拒绝。康熙帝晚年,西方传教士又卷 入可怕的宫廷斗争。雍正帝在其上谕中曾公开指责几个与他作对的兄弟“串通内外奸伪之人,希图 大位”<5>(P455)。这不能不使清统治者警觉,而在此时,罗马教廷又公开对中国内政进 行干涉,这使清统治者进一步认识到不能再坐视西方人的活动。清统治者已认识到西方人到中国抱 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即要达到其用武力无法达到的目的,他们是与西方殖民势力血肉相连的,是为 其本国殖民利益效劳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路易十四的信中说:“我们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迫 切地期望中国皇帝和他的整个帝国的改宗,期望普遍和平的奠定,这个和平对中国人有利,而对欧 洲人更有利。因为在恢复经商自由的同时,我们的商船也将定期地把传教士带到远东去”<4>( P251)。英国人斯当东则更露骨地表白,“英国派遣一个使节团到中国访问中国,自然它是为 了商业的目的而去的”<6>(P17)。这清楚地表明西方传教士和使节团在貌似温文尔雅的言 行背后隐藏着极其险恶的侵略野心。所以,西方传教士既代表西方文化也代表着西方政治势力,他 们以传教为名,行侵略、渗透之实,清政府不得不予以特别的关注。其四,清王朝的特殊情况及其 对百姓的戒备心理使它对任何外来的东西都特别敏感。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引起大批汉族 人的民族情绪,汉族地主、士绅趁机煽动民族偏见,以图恢复其丧失的利益。在大多数汉族人心中 ,改朝换代只能是汉族统治者取代汉族统治者,而不该是少数民族取代汉族人成为最高统治者。加 之满族人当时处于较为落后的社会状况,其赤裸裸的武力征伐中对平民的大肆杀戮,更加激起广大 中原汉族人民的反抗。即使在清王朝入主中原后,仍时常出现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抗清斗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仍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带有一定民族情绪的内容。这种特殊情况 就决定了清王朝必然对百姓时常保持一种高度的戒备心理,这种心理可在有清一代二百多年所采取 的各项政策中明显看到。清统治者为防止反清势力在海上建立据点,也为了堵塞人民接受外来思想 的渠道,在对外国传教士的活动进行限制的同时,又极力遏止海外贸易的发展,如禁止沿海居民修 造三桅至四桅的快速帆船,规定对外贸易只能单向进行,即中国商人在岸上坐·701·等外国货 船到来进行交易,对外贸易业务全部由封建官僚和买办阶层控制。为防止外国先进科技被百姓所掌 握而成为反清的武器,将西方先进技术限于狭小的范围,清统治者认为,一旦中国人民接受了外来 思想和先进科技,那将是十分可怕的。“中国政府总怕由于和外人接触而引起自己国家的不安和道 德败坏”<6>(P29)。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四月,兵部议覆广东总兵陈昂疏中道: “天主一教,设自西洋。今各省设堂,招集匪类,此辈居心叵测,目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 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不交通生事,秘饬早为禁绝。”<5>(P374)雍正元年(1723 年)十二月,浙闽总督满保奏:“西洋人在各省起天主堂行教,人心渐被煽惑。”<5>(P41 5)当英国使团向乾隆帝提出派使节常驻北京时,被严辞拒绝,“今尔国王欲派一尔国之人住在京 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消息,实属无益之事 ”<6>(559),“欲任听夷人传教,尤属不可”<6>(P562)。乾隆帝在对待外国人 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和强硬。其五,西方海盗式的殖民活动对中国人造成的心理影响及中国人的 排外偏见。早在明朝时期,就曾发生过日本侵略朝鲜、骚扰东南沿海,葡萄牙人骗取澳门,荷兰殖 民者占领台湾的事件。康熙年间又发生沙俄不断侵入中国领土、进而引起的中俄之间的战争。这些 都使清统治者触目惊心,在中国人心目中形成了“洋鬼子”的恶劣形象,并对其时常保持戒备和不 信任。“任何其他国家的一些在中国人看来是比较野蛮的情况,都在中国方面引起警觉来加强限制 ”<6>(P23),同时,中国方面因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排斥外来文化,宣扬包罗万象 的、至善至美的儒家文化,使中国人,尤其是那些以儒家传人、圣贤后代自居并以此获得社会尊重 和敬仰、享有一定社会权威的封建士大夫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盲目的优越感。而且这种狭隘的观 念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体系,认为西方文化均不过是中国文化的派生与翻版而已。连思想开明的康熙帝都认为“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珠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凡推算七九之奇数不能尽悉,十二、二十四之偶数,方能尽之,此皆体象十二时、二十四气也。”<5>(P343)在这种盲目自傲中关闭了国门,在对外界的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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