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青小说家的后来者王小波一代人往往有一代人共同的生活经历。在“文革”时期，城市里的青 年学生被召唤到农村，这一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全国性的，据统计，两千多万人被卷入 了这一股洪流。王小波也是一位知青。凡有过知青经历的人，绝不会忘记这段生活，不管他的创作 从何时开始。在“文革”结束后，他并不像其他作家，很快就投入到文学创作中，他上过大学，读 的是理科，又留过洋，学的却是文科，之后就是大学教书、创作，当自由撰稿人。从他的经历我们 得知，王小波真正潜心进行文学创作始于八、九十年代之交，其时知青作家早已红过了头，知青插 队又是一个人云亦云的话题，因此，他对同类题材的接触要晚于同一代作家。然而，由于他的不同 经历，他对生活的感悟、切入生活的方式必然与众不同，当知青插队作为题材早已不新鲜时，由他 来写，仍然会有新意。王小波的英年早逝使得他留下的小说不是很多，有关知青插队的知名小说仅 有一篇《黄金时代》，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不重视知青下乡的生活，恰恰相反，这一优秀作品本身就 说明它非比寻常的意义。而他不愿意在这个领域多用笔，大约是不肯重复自己与他人吧。他在杂文 里倒是多次提到过插队生活，无一例外，他拿它作为反面教材，他甚至还把它看作“飞来的横祸” 犤１犦（p２４９），这体现他对知青下乡的不以为然、对“文革”的批判。他的《黄金时代》有 着同样的主题，不过，有人说：“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作品也是如此，不论说它们是文革题材 还是说它们是知青题材抑或是性题材，它们都仅仅是隐喻和象征的外壳，作品的叙述正是要打破这 层外壳，把感性的具体生活的描写提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犤２犦（p１０２）数篇作品 就包括《黄金时代》，但笔者至少不同意《黄金时代》如此，因为作品有强烈的时代感，有鲜明的 针对性，具体的社会生活是不可脱离的，它不止是外壳而已。正如他自己所言：“本书的三部小说 被收到同一个集子里，除了主人公都叫王二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我相 信读者阅读之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的生活；同时也会认为，还没有人这样写过 我们的生活。”犤３犦（P３７３）显然，生活是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黄金时代》写法上的独 特性，指的是小说的切入点是性。古往今来，写性爱的小说一般而言有两套路子可走，一是艳情， 二是人性，但在《黄金时代》里，我们看不到性狂欢有多么丑恶，也不觉得作者在写与吃相提并论 的性本能。弗洛伊德将性视为本能，认为它会受到主体自身及社会规范的种种约束，可《黄金时代 》中的性并不用来展示个体的内在心理冲突，性更不会升华为创造力，可见，精神分析面对《黄金 时代》显得力不从心。那么，该如何来把握《黄金时代》里的性呢？王小波是一位学者型文人，在 美国读过研究生，但他对传统的掌握是有限的。作为一个作家，在提到他的师承时，他谈到了杜拉 斯、米兰·昆德拉，他甚至以为“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 家身上”犤１犦（p３１７），是他们翻译了众多的外国作家作品，可见，王小波自认为身上流淌 的血液有更多的西学传统。另外，他在美国读书时，后现代主义风靡一时，且风头正健，尤其是福 柯，这位后现代主义的重量级人物，其代表作《性经验史》的问世还不久，王小波这位文科硕士， 肯定读过它或相关文章。如他在一篇杂文《沉默的大多数》里谈的就是话语权问题，它是《性经验 史》的一个核心内容。再次，他参加了他妻子李银河博士的性爱、婚姻、同性恋方面的课题研究， 福柯是这一方面卓有成就的专家，因此，他们应当非常熟悉福柯。这里反复谈到王小波与福柯，意 图在于说明《性经验史》在《黄金时代》的写作中起过重要作用。二、性话语揭示了“文革”期间 的社会权力关系福柯是通过性的研究来探讨社会权力关系的。需要注意的是，福柯所言的权力，不 是天生的力量，不是一整套制度与机构所派生出来的权力，也不是一个控制系统、一个结构，福柯 说：“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 它们的组织。”犤４犦（p６７）他又说：“它是大家在既定社会中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 名称。”犤４犦（P６８）总之，权力是相当松散的东西，不成系统，可它无处不在。福柯之所以 认为性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与社会权力切切相关，在于性不止是个体的。在性与社会权力之关系中 ，福柯认为，性不仅受到社会权力的压制，而且权力还可以塑造有着性欲的主体，换言之，性话语 不只是压抑性的，且还有挑逗性与鼓动性。所以，李银河说：“福柯所强调的是：事物在受压抑的 同时，也受到强调；而就性这个具体事物来说，它所遭受的不仅有消极的压抑，也有积极的刺激。 ”犤５犦（p７６）下面看看《黄金时代》中的权力话语与性的关系。“文革”是一个以阶级性取 代一切人性的时代。性，即作风问题是最为敏感的，常人不敢涉足这个领域，因此，在“文革”出 版或发行的文艺作品中，英雄人物不仅没有性的欲求，而且，他们从不谈情说爱，甚至没有家庭。 王小波却把《黄金时代》写成一篇性狂欢小说，想方设法渲染王二与陈清扬的风流故事，目的在于 讽刺主流话语禁止性的荒谬。“黄金时代”因是个体年龄上的黄金时代，故是个体生理上的黄金时 代，性刚好大行其道，权力对性的压抑真是勉为其难。另外，权力对性的饶舌，恰好体现它对性的 作用是双重的，这与福柯的观点十分吻合。王二插队的地方有一个叫陈清扬的医生，因为丈夫进监 狱一年了，就莫名其妙地被人称为破鞋。破鞋是一个贬义词，这说明当时人们普遍反对这种性关系 。她背了个大黑锅，竭力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但她做不到，于是，她索性真的做了破鞋。在这里， 我们看到，搞破鞋是不被允许的，既然不被同意，人们却又津津乐道，似乎在诱惑陈清扬，结果， 她进了人们设置的圈套。王二与陈清扬的关系既令群众不满，而农场里的领导也认为这是一种错误 。他们多次遭到批判，这说明主流话语圈里有许多的性禁忌，它们来源于四面八方的权力话语。话 语在抑制性的同时又在刺激性。王二与陈清扬写了无数的交代材料，以披露自己的罪行。先是给军 代表写，写得太简单了没通过，后来军代表复员回家，就接着给人保组写，总之，内容越丰富具体 ，领导越喜欢。有一回，他写了一篇十分详细的交代材料，领导很欣赏，并且要求王二“今后主要 的任务就是交代男女问题”犤３犦（p２９１）。此后，王二就在招待所住了一个多月，专门写他 与陈清扬的男女问题。王二交代材料的副本，据小说所写：“有一回拿给一位搞英美文学的朋友看 ，他说很好，有维多利亚时期地下小说的韵味。”犤３犦（P３９）领导显然从窥私中得到了快感 的满足，至少是望梅止渴。在“文革”中，性受到重重包围，却又急于表白，导致无中生有，陈清 扬本来老实本分后来不得不成了破鞋。接下来，人们不厌其烦地言说这种性关系，包括批斗与写交 代材料，这反映了话语圈中人们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对性有太多的禁忌；另一方面，他们喋喋不 休，无故挑起事端。由上可知，性的管理已被社会化，换言之，《黄金时代》写性，就是写社会， 写时代，如果说１７世纪的禁欲有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的话，那么，《黄金时代》告诉我们 ，“文革”就有王二们的交代材料，这驳斥了时代关于性的主流话语是多么荒唐可笑。当我们讨论 《棋王》时，小说的社会批判在其次，核心部分却是王一生的传统文化个性，而王小波则以福柯的 后现代主义作为切入点，批判了“文革”的十足荒谬：人们为性设置了许多条条框框，千方百计地 管束它，可性异常活跃，性的多嘴多舌刚好来自主流话语权一方，它在禁止性的同时刺激性说话、 行动。“文革”的这种语境恰似莫奈画笔下被污染的伦敦天空王小波说：“正如我们的生活不应该 是我写的样子，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犤３犦（P３７３）那么，王小波所认同的 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呢？三、性是弱势群体抗争霸权的有力武器在同为叙写文革的小说《革命时期 的爱情》（小说集《黄金时代》中的另一中篇）中，性是最诱人的果实，即使冒巨大的风险，人们 也要摘取它。王二是一个后进青年女团支书是帮教者，是道德与革命的化身，但是，性使他卸去伪 装。性是天生的，与生命同在，女支书似乎没有作过思想斗争就成了性的俘虏。王小波要读者明白 ，与性相比，女支书的地位与革命形象不值得一提，王小波认为智慧、趣味与性是人生当中最有意 义的东西，对于后者他说：“我写《革命时期的爱情》时，这个念头总在我的心头徘徊不去。”犤 １犦（p３４３）《黄金时代》也是这样，性让王二与陈清扬藐视一切。性挥之不去，又喋喋不休 ，且美妙无比，可权力话语希望牢牢控制住性，在禁欲的年代，性丧失了自由与自身应有的地位， 这样，性与拥有性欲的主体必然会奋起反击。福柯说：“哪里有权力，那里就有抵制。”犤４犦（ P６９）抵制，也就是反抗的意思。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二元对立的机制，但他仍然认为，反抗 是存在的，是随时随地的、局部的。所以，我们看到，搞破鞋是禁止的，陈清扬希望王二证明她是 无辜的，王二的看法是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那干嘛不证明自己不无辜呢？王二这么说，也这么 做。在“文革”，被加一条罪名可以莫名其妙，而且洗刷不掉，尤其是处在雷区的性。王二不认为 搞破鞋有什么不对，所以，他以花言巧语诱惑陈清扬成了名副其实的破鞋。对王二与陈清扬的性关 系，人们展开了两种批判方式：一是批斗，二是写交代材料。至于前者，它是一种有趣的娱乐活动 。那时不仅物质匮乏，而且精神空虚，所以，斗破鞋成了一项极有趣的娱乐。破鞋是为人不齿的， 所以破鞋该斗。可是，参加批斗的人并不因为面对的是陈清扬而性欲全无，恰恰相反，在她面前，他们一个个如好斗的战士，她则是他们要捕获的猎物。王二在一边看见，是不是内心里嘀咕，你们这些伪君子，性有什么不好，性有什么罪过？交代材料是用来坦白罪行的，但王二似乎更愿意渲染性的场面，原因在于：其一，领导喜欢；其二，王二认为性实在是美好的东西，值得大书特书，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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