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主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其活动范围极其狭小。在为实现列宁的国际战 略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目标而战时,中共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与西方国家无任何往来。只在共产国 际划定的范围内活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中共逐渐地摆脱了教条 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束缚,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唯书 ”、“唯上”,中国革命的面貌由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深刻影响了以后中国革命的进程。在这 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共积极开展灵活务实的外交活动,除了与苏联、共产国际继续保持比较密切的 联系外,还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共与美国也由民间交往发展到官方交往。中共跳出了以 前陕小的活动空间,逐步地走向世界。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笔者认为深刻揭 示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共走向世界的内在逻辑关系,对我们从理论上阐明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是一个长久的课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固然有其社会历 史条件和思想基础,但是有一个现实背景我们不能忽略,即它是在列宁的直接指导下,按列宁的政 党学说和组织原则,为实现列宁的国际战略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目标而建立的。中共在成立后的第 二年作了下列明确的决议:“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 ,是劳苦群众的祖国……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应该保护苏维埃俄罗斯”。犤1犦“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 为共产国际之中国支部。”犤2犦加入共产国际条件的第十四条规定“凡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 必须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与反革命作战。”犤3犦第十六条规定“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 他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利”。犤4犦从以上的决议 和规定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是被限定在共产国际的范围之内的,他与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 党之间没有横向的联系,他可以按照共产国际的理论方针策略对国际问题发表意见,但不能直接参 与国际事务。另外,由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质所决定,他们在中国的活动范围也是极其狭小的。多 年来,中共实际上只与苏联有来往,并且大多是通过共产国际进行的,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存 在着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因此,严格地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与大部分世界隔绝的状态下存在和活动的 。与中共成立的现实背景相似的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以俄国马克思主义为中介的。对此 ,毛泽东作了很好地说明:“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 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犤5犦总之,以俄国马克思主义为中介,使中国共产党在把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少走了许多弯路,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此过 程中,俄国传统文化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基因,也在中国人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 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形 成了“以俄为师”的心理定势,使得党内相当一部分人把经过苏联人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奉为正统, 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无论工农出身的干部,还是从苏联回来的 负责同志,常常不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少人都是生吞活剥地照搬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犤6犦以为有了六大决议的“本本”,无需根据国内国际的实际情况 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就无往而不胜,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 进的理论品质,结果给党和红军的事业造成了惨重的损失。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 事变,随后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中国遇到了空前的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日本已成为中国 的头号敌人。但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听命共产国际,认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 省,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犤7犦主张“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在 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犤8犦 这样,从世界革命出发,“武装保卫苏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等重要任务。同时按照斯大林的中 国革命三阶段论,王明等根本无视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实,忽视反对日本侵华的民族 革命斗争已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任务,仍以阶级革命作为中心,进行“两条道路的决战”,把 反对国民党作为抗日的前提,使民族斗争服从阶级斗争,完全颠倒了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的历史 主题。他们要领导迫切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去“武装保卫苏联”,要抗日的群众在民族革命斗争中 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因而从认识到实践上完全脱离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强烈要求 。自居于中华民族抗敌斗争之外,同时也使自己的活动天地更加狭小。1935年,1月,遵义会 议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组织的保证。早在1930年5月毛 泽东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 ‘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犤9犦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批评“唯书”和 “唯上”的倾向。这篇著作是我们党阐述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最早的历史文献。遵义 会议后,为了清算王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肃清其“左”倾路线的影 响,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中,通过对此前中国革命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经验 教训的总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定要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与 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 务,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 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 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犤10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 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 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犤1 1犦。同时,毛泽东用“实事求是”这个古语来表述党的思想路线;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 进一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个指导思想原则作了规范阐述。经过三 年整风运动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批判,全党普遍确立了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在党的七大被 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理论上初步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 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 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 国。”犤12犦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一定 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一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它在发展中的具体形态,只能是具体化 了的具体理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最大的国情是日本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因此,如何有效地 抗击日本的侵略并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就成为中共要回答的首要问题。而如何处理好与其他帝国主 义国家的关系就成了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共的对外关系取得了极 大地进展,中共发生了由本来只是在共产国际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对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坚决对 立的立场到积极与英、美打交道,认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的转变。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 、政策、建立过程、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来看,这种变化是很大的,具有根本性的。这种转变,从长 远来看,对中国前途有重大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也不可低估。作为革命派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民族独 立自强目标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与其在国内彻底改造中国的宏伟志向相 似,在中国的对外关系方面,革命的矛头不仅指向列强在华势力,还指向现有国际社会本身。中共 成立的很长一段时间,国际阶级斗争和从国际阶级划分的角度进行观察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民 族斗争,是中共分析国际关系所依据的根本范式。抗日战争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民族形式”、“中国气派”的提倡,共产党在纠正“左”倾路线政策与中国实际脱离的错误过程中 ,强调党的路线政策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共的政治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提出了阶级斗 争和民族斗争的一致性”,犤13犦“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犤14 犦这是两条重要的政策理论原则,“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不见了。中国革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外交工作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长征到达陕北后,随着中共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其外交政策也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应当“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犤15犦即“同一切和日本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 立同盟条约的关系”。犤16犦1936年斯诺来访,既是中共改变外交政策的产物,又为中共打 开外交局面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的出版发行,使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迅速传遍世界。与此同时,中共在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外事小组的武汉和重庆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及时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了解英、美的对华政策,收集有关国际形势的情报,使武汉和重庆先后成为战时中共国际活动的中心,吸引了各国驻华使节、武官和大批外国记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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