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向信息化、全球化时代迈进过程中 ,知识分子作为我国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建设的中坚 ,其分化与流动很大程度上能折射中国整个社会转型、特别是社会结构重建的现状与趋势 ,能反映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剧变的价值观及人格变迁。然而 ,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流动的研究仅主要表现在 2 0世纪 9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职业流动以及中国知识精英结构变迁两个方面 ,但这两方面只是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研究显现出一定的缺失与滞后。因此 ,本文将对知识分子的社会流动机制做一些尝试性探讨 ,并进一步总结当代转型社会中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特征 ,以便更好地为知识分子现象的动态分析提示一种可能性。知识分子社会流动机制探析(一 )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宏观机制 :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 ,不论是西方的精英论、泛化论还是中国大众普遍承认的以受教育程度为标准的划分 ,都有一个共同点 ,即必须是掌握并运用一定文化知识并以此为生存基础的人 ,因此知识文化是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知识本身的状况、掌权者对它的态度倾向及现实社会对它的需要和依赖 ,决定了知识在社会生活实际中的地位、发挥的作用 ,进而决定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 ①。因此 ,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宏观动力是知识与社会的关系 ,区别于农民社会流动的主要动力机制是城市的聚集效应。中国传统社会圣王一体的专制统治需要“士”为其建立统治合法性的基础 ,这就决定了古代知识分子是官僚政治的社会基础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决定了社会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要求不是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而是执掌意识形态、从事道德教化的专门人才。因此 ,虽然知识分子依附于统治阶级而生存 ,但处于“士、农、工、商”的首位。在近代社会变迁中 ,民族危难使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空前强烈 ,国家的需要刺激了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启蒙、文化传播、社会革命。近代社会剧变给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带来了两个变化 ,一是职业选择的多元化 ,二是知识分子信仰选择的多元化。在这新与旧、中与外百家思潮争鸣激荡的年代 ,知识分子群体在社会剧变中逐渐分化 ,不是社会地位上、而是各自选择信仰和角色扮演上的分化 ,也正是这种分化使他们在中国近现代进程中发挥了不同的功能。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 ,知识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 ,政治精英们意识到在新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已经基本确立、新的政权体制已基本确定的情况下 ,要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言论。因此 ,知识分子被划为一种政治成分 ,划成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城市资产阶级成分 ,并成为被团结、被改造甚至被批判的对象 ,或被结构性地边缘化流动 ,或经过长期的改造、考验后 ,向上流动重新成为行政等级结构中的一员。在当代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也必将卷入这场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全球化趋势 ,中国社会将出现两次科技革命相互交融的局面。因此不管是复杂社会发展本身 ,还是这一转型的结果 ,知识分子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社会权威影响等方面将更加明显 ,即社会更加需要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相对传统社会主义时期 ,这一关系的变化决定着知识分子整体性向上社会流动。在知识分子整体上升流动的同时 ,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发生了中心地位的互换。这一中心地位位移不是孤立发生的 ,它同时涉及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念 ,尤其是政治权力的合法化机制、国家发展战略的转换以及知识分子与权力关系的变化。在中国转型的第一阶段主要是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型 ,作为用以消解和颠覆原先意识形态 (以政治为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新意识形态话语 ,主要仍然是由人文知识分子来阐释和建构。人文知识比科技知识更接近当时的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与大众生活中心 ,这是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依然能保持中心地位的社会文化氛围。而在中国转型的第二阶段 (80年代末至今 ) ,政治权力不再以意识形态的承诺为其合法化基础 ,不再将意识形态的论争作为其权力运作的主要途径与手段 ,其合法化基础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与科技知识的关系直接、紧密 ,加上政治精英们为掌握思想运动的“度”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对人文科学的悬置与淡化 ,科技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就取代了人文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科技精英一跃成为知识分子精英结构的中心 ,并大规模进入行政体系 ,成为政治精英。同时 ,任何知识活动与知识分子的地位只有获得了社会文化价值与大众生活理想的支撑 ,才能有其生存发展的土壤。因此 ,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在知识系统内部的关系常常取决于它与一个时代文化价值观念及大众需求的关系① 。中国在上世纪 90年代以后 ,整个社会加速世俗化 ,社会普通大众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理想发生转变 ,即实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观念取代原来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价值观。当人们用实用主义观念来评价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作用时 ,务虚的人文知识自然不如务实的科技知识。(二 )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制度性渠道 :教育机制和职业提升制度从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状况的视角分析 ,正是教育机制使社会成员拥有知识和技术 ,这是社会成员改变其先赋地位的基础。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 ,技术是社会分层的基础 ,教育是社会分层的途径” ,而技术程度的高低 ,很大程度上是以受教育程度为基础的。在当今学历社会的中国 ,通过教育机制达到的不同学历程度事实上成为个体居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依据 ,社会生活的重要环节 ,如就业、晋升、流动、社会声望等主要受受教育程度高低的影响。而在知识越来越成为社会“中轴”的发展趋势下 ,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层次、收入、声望成正相关的趋势日益明显。教育是实现社会流动 (垂直流动 )的主要中观机制 ,而社会成员通过教育机制达到的不同教育程度也构成了社会分化的基础 ,这同样也是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和内部分化的基础。从知识分子发展状况的视角分析 ,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制度性渠道主要是职业提升制度。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以工作生活领域 的标准将知识分子划分为自由职业知识分子、学院派知识分子、科学知识分子、公共管理官僚机构中的知识分子和大众文化产业中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实现结构性社会阶层流动的基础上,除自由职业知识分子外 ,其它类型知识分子都被纳入社会体制 ,在其职业内或相似职业间实现制度性流动 ,即体制内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实现需要社会提供流动的制度可能性途径。文化教育体制内的学院派 知识分子和科学知识分子目前构成了我国知识分子的主体。学院派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是大学体制的基本晋升制度,“学院人的典型生涯 ,是在学术地位的阶梯上一个缓慢攀升的过程”①。他们在财富、声望、权力三方面的社会状况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学识水平、业务成果和专业职称级别。借助晋升制度 ,知识分子通过自身的努力 ,随着学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业务成果的积累、职称级别的提升而逐渐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科学知识分子主要在已经大为扩展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的世界里 ,从事着高度专业化和组织化的研究工作 ,他们同学院派知识分子类似 ,在学术等级制度中所处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权力、声望和财富。因此科学 知识分子沿着研究员这一职业途径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仍是“阶梯式的学术等级制度”。在专业知识分子掌握话语霸权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因其专业知识和技术受到政府和企业部门的青睐 ,部分知识分子因此成为政府机构的专职中高级顾问 ,从而跨度精神权力阶层和政治精英阶层 ,流动至社会的统治阶层 ②。(三 )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微观动力知识分子的社会流动不仅仅是社会整体变迁和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 ,也并非只是简单地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选择 ,而是主体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相对农民社会流动为求生存的被动性 ,知识分子作为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群体 ,在整体结构性向上流动的同时 ,在职业提升机制提供流动可能性途径的基础上 ,其社会流动更多的是在自我意识指导下的社会选择。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 ,市场已经渗入到社会的核心层 ,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大规模侵入学界。知识分子个体面对社会现代化产生的个人发展途径多元化 ,在价值选择过程中首先出现了大规模的分化 ,这种分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在与社会体制关系中的分化 :或选择“下海”经商 ,或依旧留在社会体制内 ;或选择游离于社会主流体制和经济市场之外。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 ,文化体系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 ,国家统一控制调配知识分子的流动。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被纳入主流文化体制 ,自由职业知识分子无法生存。因此当国家统一控制体系逐步松弛 ,一些激进知识分子便获得社会制度的夹缝自由空间 ,从国家中心体制自主流出而成为反体制知识分子。他们站在文化批评的边缘 ,始终保持清醒的理性 ,“提供一些以后会传播到大众和公共决策者那里的重要的批判性观念 ,并且可能帮助确定标准和影响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 ,“他们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 ,较少受到制度的压力 ,比起其它类型的知识分子较少受到正规要求和日常事务 ,因而具有较多的可变性。没有固定的社会职位 ,使他们得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 ,更自由地摆脱服从传统的压力。”① 但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如此迅速 ,使刚获得夹缝自由空间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接踵而来的专业化、制度化分工产生的夹缝空间的不断缩小。在社会文化生活逐渐科层化的当代中国 ,专业知识分子逐渐取代普遍知识分子而成为社会文化的话语霸权 ,而自由职业知识分子由于缺乏那种社会大部分领域越来越需要的专门知识 ,而隐藏着一种对“技术性失业的内心焦虑”。他们通常靠出书、写书评等获取不固定的有限收入。生活条件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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