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小说研究中 ,《拾遗记》是被归入魏晋志怪一类的。这种分法不能说不对 ,但细究“志怪”这个词 ,却与《拾遗记》的内容、趣味并不一致。其实 ,《拾遗记》是一本有“奇”无“怪”、有仙无妖、有灵无鬼的书 ,它通篇表现的是作为道教艺术家的作者对世界人生的奇思妙想 ,词藻华艳、文采富丽 ,与同期那些表现“天孽人变 ,骇人耳目”① 的作品颇异其趣。与《搜神记》相比 ,《拾遗记》得到的重视与研究还远远不够 ,人们对它的价值估定 ,往往受对作者方士身份偏见的影响 ,或简单地看作道徒“自神其教”之作 ,或从反映社会现实和伦理评判的角度出发 ,仅注意其中较有现实社会意义的内容 ,即便注意到它想象的奇特与文辞的华艳 ,也不将其与整个道教艺术文化精神的考察联系起来 ,因而无从发明其艺术旨趣、弄清其在小说史中的地位。本文试图通过对《拾遗记》中唯美描写的考察分析 ,揭示其艺术旨趣 ,进而探究它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中的意义。一、《拾遗记》环境描写的唯美倾向《拾遗记》全书十卷 ,前九卷记述从远古伏羲到后赵石虎约三千年间的神话传说与逸闻故事 ,后一卷专记昆仑、蓬莱、方丈等八仙山。由于记事多为片段 ,事与事之间也缺乏一定的联系 ,纵有朝代先后以为纲系 ,乍看也难免产生芜杂零散之感 ,但细读全书 ,拨开笼罩其上的方术神仙气氛 ,我们不难发现 ,无论是记述传说逸闻 ,还是炫耀仙迹异宝 ,贯穿一致的 ,其实是作者对美好事物与生活的希冀与追求 ,即 :境求富丽 ,事求奇幻 ,物求华美 ,术求工巧 ,名求传神 ,言求绮丽 ,人求德馨体美 ,生求永恒自由。由这种追求所产生出的则是一个无比华美的世界 ,这就使《拾遗记》的叙事从总体上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唯美倾向。《拾遗记》是一部“捃采天下遗逸”② ,“妙万物而为言 ,盖绝世而弘博”③ 的作品 ,它所描写的环境 ,主要可分仙境、远国和宫室苑囿三类。仙境是想象的产物。《拾遗记》用整整一卷的篇幅记载传说中的仙山 ,这些仙山皆远离人世 ,处在凡人所不能到达的境界。它们或高峻奇伟 ,或广袤辽阔。昆仑山“其高出日月之上 ,山有九层 ,每层相去万里”。蓬莱山“高二万里 ,广七万里”。员峤山“上有方湖 ,周回千里”。空间的广阔之外 ,更令人叹羡的是生活的丰足和物品的奇异。富丽的居处 ,华美的服饰 ,奇异的物品 ,在在都超乎常人的想象。洞庭山的玉女住在数百间“金堂”中 ,一年四季都能听到金石丝竹之声 ;昆仑山“四面有风 ,群仙常驾龙乘鹤 ,游戏其间” ,当衣服脏了 ,又有“祛尘之风”来为他们吹净 ;瀛洲的仙人衣服上佩戴着一种鸟吐出的珠 ,不仅使人身轻 ,而且比日月还要光明 !昆仑山的“禾禾遂”一株满车 ;员峤山的“不周之粟” ,“穗高三丈 ,粒皎如玉” ,食之历月不饥 ;岱舆山的紫苔 ,食后千岁不饥……这真是些神异的世界 ,当时人所能想到的好东西 ,似乎都汇聚在了这里。然而细察起来 ,神仙世界的美好又处处不离人欲 ,仙境不过是使“衣欲锦绣 ,处欲华室 ,口欲厚味 ,目欲美色 ,耳欲好声”这类极世俗的人生要求 ,得到一种充分然而虚幻的满足而已。艺术是现实生活的折射。魏晋南北朝时期 ,政治动荡 ,战乱频仍 ,社会面临着普遍的生存危机 ,身处离乱与恐惧中的人们 ,不断幻想着安定、富足的世界。神仙家们所极力称颂的仙界 ,便成了人们暂慰心灵的场所之一。众多仙山于此时的出现 ④ ,正代表着这一时期人们的强烈欲望。仙境确实很美 ,但过于虚幻缥渺 ,凡人虽心向神往 ,却终究高不可攀 ,于是人们又把希望的目光投向远方 ,那些传说和想象中的异域殊国 ,便成为仙界与人间的一种过渡而倍受青睐。《拾遗记》中记述了许多这样的国家 ,像卷一的勃之国、孝养之国 ,卷二的燃丘之国、因之国、扶娄之国 ,卷四的卢扶之国 ,卷五的祈沦之国 ,卷九的频斯之国 ,它们或出于虚构 ,或有些许真实的影子 ,但同样都已打上了王嘉所特有的唯美想象的印迹。那真是一些人间福地 ,其神奇华美就是比之仙境也不显逊色。那里或是土无霜雪 ,气候温和 ,或是景物奇特 ,风俗淳厚。人民一例地长寿 ,而且身怀奇技。勃国人穿着羽毛的衣服 ,无翼能飞。他们吃黑河的水藻 ,喝阴山的桂脂 ,寿长千岁。孝养之国的人活三百岁 ,“死 ,葬之中野 ,百鸟衔土为坟 ,群兽为之掘穴” ,“其俗骁勇 ,能啮金石……手搏千钧 ,以爪画地 ,则洪泉涌流……”这些故事里的荒诞成份 ,显然曾受到《山海经》一类神话传说的影响 ,但与《山海经》不同的是 ,这些故事更多地折射着现实的人生内容 ,体现了乱世中人对安定环境与和平生活的向往。正如杨义先生指出的 :“志怪小说是乱世人在生存极限的边缘上 ,以审美形态追求神秘的生命补偿。”⑤ 与《山海经》古朴简约的叙事不同 ,《拾遗记》对远方殊国生活的描写 ,特别突出的就是物质生活的富足无忧 ,人民的孝悌礼让 ,以及在生生死死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对生命的珍重。从本质上说 ,它们更近于陶渊明的“桃花源”。不同只在于 ,“桃花源”更侧重环境的安宁 ,生活的简朴 ,于淡泊自然中透出老子“小国寡民”式的社会理想 ;《拾遗记》则更突出环境的神奇 ,物质的富足 ,生命的长存 ,其表现风格多少透露出一些《庄子》神奇、恣肆、瑰丽的风神。遗憾的是 ,陶渊明的桃花源虽在武陵而终究迷失入口 ,王嘉的这些“乌托邦”更处在遥远的绝域 ,对于魏晋生活中的乱离人来说 ,它们一样地只是一个美丽的梦。但现实中也有一种地方 ,在普通人眼中像仙境一样地富足神奇 ,那就是帝王、贵族的宫室苑囿。堂皇的宫殿 ,精美的服饰 ,豪奢的宴饮 ,绮靡的声色 ,都为追求现世满足的道教徒所艳羡。《拾遗记》便用了很大的篇幅描写这些宫室苑囿。秦始皇的“云明台” ,汉昭帝的淋池、商台、桂台 ,汉成帝的宵游宫、飞行殿 ,汉灵帝的裸游馆 ,后赵石虎的高楼、火焦龙温池、清嬉浴室 ,在王嘉笔下 ,都极尽了人间的奢华艳绮和快乐逍遥。这里不仅建筑精美 ,装饰华贵 ,更有的是奇花异卉、珍禽异兽、妖童媛女。帝王们在这里纵情玩乐的情形 ,更让人止不住地想入非非。在描述这一切的时候 ,作者总在有意无意地将之与想象中的仙境进行对比 ,沉湎于裸游之乐的汉灵帝就明明白白说过“使万岁如此 ,则上仙也”的话 ,而当一切风流云散之后 ,“先所投烛处”竟然“夕夕有光如星” ,以致“后人以为神光”而立祠祈福。裸游馆一节 ,在现实主义批评家眼中 ,往往被当作对统治者荒淫、奢侈生活的描述与揭露。确实 ,读这段文字 ,不免让人联想到史书对灵帝的记载与评价 ,想到他的荒淫 ,想到外戚与宦官的专权 ,想到民不聊生……但细玩王嘉的记述态度 ,其本意却并不在揭露与批判。那样优美的环境 ,那样细腻的描写 ,以及那份浸淫其间的浪漫情调 ,如果记的不是灵帝 ,而是某个魏晋名士 ,我们也许会将它看作是对名教的超越 ,是所谓魏晋风流的又一体现。其实 ,王嘉对灵帝事迹的记述态度 ,与他书中那种一贯的唯美追求并无二致。对追求长生与现世幸福的道徒方士来说 ,倘如一旦沉浸于其所构筑的美妙境界中 ,政治与道德的评判往往就会被丢到脑后 ,就如他记述赵高化为青雀飞走一样 ,其意并非如批评者所说在“下奖贼臣”⑥ ,而在对仙术的欣赏。当然 ,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人 ,即使是方士 ,其价值判断也不会不受世俗伦理标准的影响 ,这就构成了《拾遗记》叙事态度上的一种矛盾 ,有些地方 ,在唯美地欣赏之余 ,作者也会发表一点道德的评判 ,如“怨碑”一篇及有关魏明帝起凌云台的记述 ,但这种道德的批判 ,在多数时候为另一面的欣赏赞叹态度所冲淡 ,结果表现得相当苍白。二、《拾遗记》人物描写的唯美倾向生命的永恒与自由 ,是人生追求的一个永恒主题。《拾遗记》中仙人形象的最大特点 ,就在于他们完全摆脱了现实时空的羁绊 ,而获得了生命活动的完全自由和诸多欲望的完全满足。即便是那些异人和有特殊际遇的凡人 ,所禀有或所获得的东西 ,往往也与此有关。不死或长寿 ,是人们关于神仙生活的第一个想象 ,与之相伴的则是他们生活空间的广阔和活动的自由。《拾遗记》中仙境的时间尺度常以百、千、万年 ,甚至“亿劫”来计量 ,移池国人“寿万岁” ,“死而复生 ,于亿劫之内 ,见五岳再成尘。扶桑万岁一枯 ,其人视之如旦暮也” ;洹流的石渠“一茎百叶 ,千年一花” ;西海之滨的孤桑之树“直上千寻 ,叶红椹黄 ,万岁一实 ,食之后天而老” ;勃国人“寿千岁”。仙人或异人的长寿不死 ,说透了就是人对自己生命时间有限性的一种想象性克服。但人的存在还有其空间有限性 ,因此 ,关于仙人生活想象的另一重要方面 ,就是他们活动空间的广大和来去的自由。《拾遗记》中的黄帝 ,“旦游洹流 ,夕归阴浦 ,行万里而一息” ;浣肠之国的人“常行于水上 ,逍遥于绝岳之岭 ,度天下广狭 ,绕八柱为一息 ,经四轴而暂寝 ,拾尘吐雾 ,以算历劫之数 ,而成阜丘 ,亦不尽也”。更贴近普通人的幻想的 ,是如鸟一般飞行的仙人 ,即所谓“羽人”。《拾遗记》中有很多地方都写到了这种“羽人” ,如卷一所记尧时居于“贯月槎”上的羽人 ;卷二周昭王“昼而假寐 ,忽梦白云蓊蔚而起 ,有人衣服并皆羽毛 ,因名羽人” ;卷十移池国人“皆长裾大袖 ,因风以升烟霞 ,若鸟用羽毛也”。关于“羽人”的传说 ,本是汉魏以来社会的一种普遍想象 ,我们今天还可以从甘肃酒泉丁家闸东晋十六国墓葬壁画中 ,看到当时人想象中羽人的一种具体形象。但壁画的表现毕竟过于拘泥落实 ,远不及《拾遗记》记载的唯美而引人联想。如果说这种有关飞翔的幻想 ,表现出了古人对于行动自由的渴望 ,那么有关幻化和术艺的想象和夸张 ,则表现出他们关于创造和支配的梦想。与奇异的物品一样 ,绝妙的技艺 ,也是构成仙境或升达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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