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是一部文化经典,也是一部文学经典,它不仅以其深邃的思想影响着西方文化的发展,而且 也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作家的创作。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 ＮｏｒｔｈｒｏｐＦｒｙｅ)将《圣经》视为一部神圣喜剧,将其叙事结构概括为Ｕ形故事结构。 <1>(Ｐ220)综观一部《圣经》,罪孽与忏悔、堕落与拯救、受难与皈依等构成了这种Ｕ形 故事的叙事结构。对于上帝的爱和信赖就成为这种结构的核心,在悲剧性的苦难历程中达到完满的 结局,也就使《圣经》的叙事具有了喜剧性的结局。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在对于《圣经》文本 的阅读与接受中,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在小说创作中也受到《圣经》文本的濡染,以致于影响了他们 的小说创作。在小说创作的人道精神的弘扬、人物形象的塑造、宗教典故与话语的运用等方面都可 见到这种影响,尤其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模式上,明显可以见到《圣经》文本对中国现代作家小 说创作的启迪和影响。一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坎坷而漫长的历史中,《圣经》的翻译是一项十分重大 的工程,这不仅影响了各国的语言,而且影响着各国的文化与文学。基督教经典的汉译已有130 0多年的历史,唐代景教传入中国时已有《圣经》的中文译述。明清之际,传教士罗明圣、利玛窦 、庞迪我、艾儒略、阳玛诺等先后用中文翻译过《圣经》的某些章节。18世纪末,法国传教士贺 清泰首次较完·29·整系统地将《圣经》译为中文。1823年,由马礼逊、米怜合译的《神天 圣书》的出版为中国最早的中文《圣经》全译本。1891年底,狄考文、富善等主持了《圣经》 的重译工作,于1919年初出版了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发行数以百万计。这部用汉语 白话翻译的《圣经》,译文准确审慎、行文流畅上口、用语通俗明了,被视为白话文的典范。官话 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在“五四”前的出版发行,对中国现代的白话文运动必然产生了十分重要 的影响和作用,当然也影响着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及其创作。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受到《圣经》文 本影响的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曾经受洗入教的基督徒、天主教徒;一类是对基督教文化感兴趣的作 家。前者如冰心、许地山、庐隐、苏雪林、张资平、老舍、林语堂等;后者如鲁迅、郭沫若、沈从 文、萧乾、巴金等。作为基督徒、天主教徒的中国现代作家在对《圣经》的诵读中受到了深刻的影 响。他们有的是在教会学校学习时就接受了《圣经》的影响,如冰心1914年考入美国卫理公会 的贝满女中,在学校开设的《圣经》课程中成绩出类拔萃。冰心后来曾回忆说:“中学四年之中, 没有什么显著的看什么课外的新小说,……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识,同时因着基督教教义的影响, 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2>(Ｐ143)庐隐在教会学校慕贞学院入教,虔诚 地阅读《圣经》。1922年入教的老舍曾任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主日学主任,不仅为基督教会起 草规约,而且常常为“查经班”主讲《新约》、《旧约》等课程,甚至在抗战期间老舍还在重庆举 行过《〈圣经〉与文学》的讲演,对《旧约》前五书作了详细的阐释,并论及其文学的价值。<3 >出生于乡村牧师家庭的林语堂曾经在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神学院读书,假期回家常常登坛 讲道。他甚至提出应该“把《圣经》当文学来读”,他认为“《约伯记》是犹太戏剧,《列王记》 是犹太历史,《雅歌》是情歌,而《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是很好的、很有趣的犹太神话和传说 ”。<4>(Ｐ20)受到基督教文化深刻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他们不仅重视《圣经》中所蕴涵 着的深刻的思想,而且也深受《圣经》中文学色彩的濡染。由于“五四”前后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 反思与批判,由于对西方文化的崇尚与引进,激起了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浓厚兴趣。 在陈独秀“要把那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 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的倡导中,<5>“五四”时期基督教文化成为用来拯救民族 的一味良药,《圣经》也就成为不少中国现代作家的案头读本。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一度“每天 只把庄子和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当作日课诵读”。<6>后来,他还评价说:“希腊的叙事诗 和剧诗,希伯来的《旧约》,印度的史诗和寓言,中国的《国风》和《楚辞》,永远是世界文学的 宝库。”<7>沈从文1922年从边城来到北京,他最初的教本是《史记》、《圣经》。他说: “初到北京时,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我还不熟悉。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又 才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我并不迷信宗教,却喜欢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本和部分充满抒情诗 的篇章。从这两作品反复阅读中,我得到了极多有益的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8 >(Ｐ67)《圣经》成为了年轻的沈从文最初尝试写作的入门书籍。萧乾在教会办的崇实学校读 书,“那时《圣经》要一章一章地死背,背不出来要挨罚”。<9>虽然萧乾始终未入教,但是他 “始终认为《圣经》本身则是一本了不起的大书”。<9>他将《旧约全书》看作“堪称世界文学 宝库中一部包罗万象的文选”。<9>巴金虽然是一位无神论者,但是在他小时候就“很喜欢那本 精装的《新旧约全书》官话译本”。<10>(Ｐ34)他在法国留学时,常常研读《圣经》,尤 其熟读《四福音书》。他说:“《圣经·旧约》也对我有影响,我喜欢读《福音书》,我常常能引 用其中的话。”<11>(Ｐ52)·39·二在基督教的文化氛围中,在“五四”前后特定的历 史时期,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受到了《圣经》或浓或淡的影响,这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 。基督教强调人的罪孽的存在,强调对罪孽的忏悔。在具有原罪意味的思想中,《圣经》中基督耶 稣总是教诲人们要忏悔:“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人们认为:“耶稣召唤人皈依和忏悔,正 如在他以前的先知,首先是针对外表的行动,如‘灰土和苦衣’、禁食和克己,二是心灵的皈依、 内心的忏悔。没有此种皈依和忏悔,忏悔的行动是没有效果的,且是虚伪的;相反地,内心的皈依 催促人以可见的标记、举动和悔罪的行为予以表达。”<12>(Ｐ346)在中国现代小说中, 有不少作品以这种罪孽与忏悔的叙事模式结构小说。如庐隐的《傍晚的来客》以主人公张妈的忏悔 构成小说的叙事结构,在对于封建婚姻的针砭中托出了人物罪孽深重苦痛的内心。女佣张妈自幼与 刘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却被迫嫁给了又聋又哑的张大,张妈内心仍然钟情于刘福,丈夫的妹妹松 姑常常监视她的行动。五年前,为了去探望卧病的刘福,张妈将监视她的松姑推下了深井淹死,此 事成为时时噬咬着张妈内心的罪孽,她常常独自忏悔她犯下的深重罪孽。庐隐的《兰田忏悔录》以 忏悔录的叙事方式,叙述了主人公兰田在恋爱中的坎坷和不幸。兰田为反抗继母为她择定的婚姻而 出走,到北京后与何仁相恋,却被玩弄欺骗后郁郁寡欢疾病缠身。她在日记里写道:“我尽情地哭 ,我要想我忏悔的泪,或能洗净我对于旧礼教的耻辱,甚至于新学理的玷污。”<13>(Ｐ30 1)庐隐常常在主人公不幸的婚恋故事的叙写中,写出人物充满着忏悔色彩的内心。郭沫若的《落 叶》以主人公菊子41封充满忏悔色彩的信构成小说的叙事结构,叙写了一个哀婉的爱情悲剧故事 。基督徒菊子是日本医院的护士,与中国留学生洪师武相恋。洪师武因怀疑自己身染性病,拒绝了 与菊子的往来,痛苦万分的菊子只身赴南洋隐姓埋名。洪师武“只觉得自己的罪孽深重,只想一心 一意预备着消灭罪愆,完全泯灭了自己的要求”。<14>(Ｐ186)菊子则在充满忏悔的信中 抒发其内心的苦痛。张资平的《梅岭之春》中的吉叔父与侄女保瑛发生了乱伦关系,怀了身孕的保 瑛回乡与未婚夫匆匆完婚,却给吉叔父写信表示“对他的精神的贞操是永存的”。吉叔父迫于学校 舆论的压力而离职,他想:“保瑛虽然恕我,但我误了她之一生之罪是万不能辞的。他同时又悔恨 不该在自己的生涯上遗留一个拭不净的污点。”<15>(Ｐ128)他带着一种忏悔的心态与保 瑛吻别,独自去偏僻的毛里寺岛当家庭教师。在《圣经》文本的影响下,中国现代小说常常在人物 的种种罪孽的描述中,让人物处于心理的矛盾与情感的波澜之中,在忏悔者的自遣自责中否定其以 往的所作所为,从而摆脱精神的折磨与苦痛。忏悔者有的在对过往的否定中获得心灵的宁静,有的 在精神的炼狱中走向了皈依基督之途。《圣经》通过亚当、夏娃的故事,叙述人类始祖的堕落过程 ,但是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人类的始祖仍然得到了上帝的拯救。有人说:“《圣经》曾谈及这些天 使的罪恶。这种‘堕落’在于这些受造的精神体,以自由的抉择,彻底而无挽回地拒绝天主及他的 神国。”<12>(Ｐ95)正是人类的始祖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才走向了堕落,才面临着诸多的苦 难。俄国宗教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基督教是救赎宗教,以恶和苦难的存在为前提。……基督耶 稣之所以出世,就是因为世界处于恶中。所以基督教告诫,世界和人都应有自己的十字架。苦难是 罪和恶的结果,但是苦难也·49·是脱离恶的道路。在基督教意识看来,苦难本身不一定是恶, 也是神的苦难。”<16>(Ｐ329)基督耶稣以自己的牺牲与痛苦救赎堕落的世人,这也是《 圣经》中叙事的一种结构与模式。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有不少作品以这种堕落与拯救的叙事模式结 构小说。在一些小说中,作家常常塑造具有基督色彩的救赎者的形象,通过他们去拯救堕落了的人 们。冰心《一个不重要的兵丁》中的普通士兵福和善良慈爱,常常在礼拜天去听基督教的讲道。他 不满于士兵对百姓的欺凌敲诈,他替白吃果摊上东西和白坐车的兵丁付款,他因阻拦兵丁殴打卖花 生的孩子被误伤而死。福和似乎是一位以自己的牺牲救赎世人的牧者,以致于他去世后,“普遍的从长官,到他的同伴,有两三天,心灵里只是凄暗烦闷,如同羊群失去了牧人一般”。<17>(Ｐ346)庐隐《余泪》中的修道院的白教师纯洁温蔼,为了劝阻上帝的儿女们不要互相残杀,只身奔赴前线“用基督的名义唤醒他们罪恶的梦”,却不幸饮弹战场。徐讠于《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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