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K印lan开了语篇比较研究的先河,其影响非常深远。在英汉语篇比较的研究中,我国许多研究者 多从指导英语写作教学着眼,举例说明英汉语篇的异同时也往往引用学生作文中的句子,力求使学 生在写作英语作文时摆脱汉语文化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的影响。这些研究对提高中国学生的英语写 作水平的确富有指导意义。但是,英汉语篇的比较研究如果仅在这一层面展开,无疑会带来极大的 片面性。徐盛桓在讲到K印lan等外国学者的语篇对比研究时指出:“这一比较似乎缺少一种以 英、汉语语篇互为参照来界定双方各自特点的客观性,而是以英语的模式为基准来规范、评判另一 些语言如汉语的模式。”④英汉的语篇模式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但“语篇织体各有各的精彩”④ 。一个民族文体传统的形成,与其社会历史的发展、民族语言特点、民族审美心理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只有从多方面去考察其特点形成的原因,才能深刻地揭示并体味出各自的精彩之处,才能开始“一种客观的坚定地从跨语言、跨文化角度的‘语篇对话”～。英汉语篇结构有多方面不同的特点,其中一个很大的差异便是汉语文章比较强调言外之意,有相当数 量的汉语文章没有明确地点出文章的主题,而是通过文章的描写、论述含蓄地表达出来,由读者自 己去体会其中的深意。不少学者,如K印lan,Scollen,Connor等,把这一差异 完全归结为封建礼教及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影响④。国内亦有不少研究者赞成这一观点。如蔡基 刚就认为:“这种差异同英汉民族的文化习惯有关。中国社会儒家的‘忍’和‘礼’,以及封建专 制统治的文字狱,使人们说话写文章不敢直言己述,不敢一开始就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的看法。” ⑨这种观点所涵括的还只是部分的事实,因为它夸大u『专制制度对汉语语篇结构的影响。相对于 语言文化现象所具有的复杂性,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而且,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今天享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而崇尚自我而敢说敢为的青年学生仍会写出意在言外的文章。本文认为,汉语文章重含蓄、强调意在言外,固然有封建礼教、专制统治这一历史因素的影响,但更 是汉语民族审美文化心理的表现。而这种审美文化心理的形成,既与中国的社会历史有关,也和汉语民族的哲学思维、语言特点及诗学传统诸因素分不开。兹试说明之。二、社会历史因素 汉语语篇有讲求意在言外的特点,的确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有着不同于西方社会体制的历史特点密切相关。 中国自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惯于以世袭制和家长制的方式管理国家。虽然改朝换代多,但古代中国社 会政体却始终是由专制集权一线贯穿而并无二致。后人每神往于曾经可以自由言说的先秦诸子那旷 古的风采,究其实,那还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尚未出现君临整个中国的政治与思想的权威,诸侯 并立的多元化社会政治生活形成了思想文化足以跃马驰骋的广阔自由空间,因而促成了“处士横议 ”、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与学术繁荣的局面。中国修辞学理论也发轫于这一时期。当时,周天子一 统天下的声威在夷狄交侵、诸侯问鼎的过程中逐渐衰亡,政出多门,战事迭起。大国争霸这一政治 环境,凸出了人才问题的重要性。各诸侯国的王公贵族都积极招揽人才,礼贤下士,争相“蓄士” 、“养士”,蔚成风气。如齐桓公、晋文公、魏文侯、齐宣王、燕昭王都是诸侯中因礼贤下士而备 受赞誉的典型。身为贵族权臣的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四公子”也各养士达三干之众 。正是动荡的社会为“行人”、“策士”提供了施展辩才的机会。但是,这些“士”所要争取的对 象并不是民众,而是王侯公卿。因为各诸侯国的政治秩序与后来历朝一样都是根据君主集权体制来 运作,自上而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然迥异于古希腊那样的民主政体,国家政事用不着选民投票选举,因此,游士周游列国游说的对象自然就不是民众,而是王公。而在古希腊社会,日常生活中就盛行演说和辩论,地点则在公共场所。公共演说是政府治理政务和社 会事务的一个重要方式,演说效果如何,直接影响听众的投票结果。可见演说的目的乃在于争取尽 可能多的听众,因而演说者必须调查和分析听众,要研究听众具体的文化倾向性及其所受年龄和社 会地位制约的情感因素。在这基础上,演说者再根据听众的心理,选择最佳的论辩方式,用最清晰 的顺序来组织安排材料,选择最贴切的词汇,并在风格上进行修饰,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最终 取得说服听众的效果。在运用语言的艺术方面,亚里士多德曾反复强调,散文的语言不同于诗的语 言,在演说辞中一味追求华丽的词藻是不可取的。“优良的风格必须清楚明白”,他说,“因为事 实说明,演说者的意义如果不能明白晓畅地传达出来,它就不能完成它的任务”,“粗俗和过分的文雅都必须避免”⑨。演说与游说,同样旨在说服对方,但因听众各别而对运用说辞的要求自然就同中有异。一般而言,适 切、自然、生动的要求相近,而于清晰明白较诸含蓄委婉则颇有不同。由于游说的对象一般只是王 公贵族一些人或干脆就是个人,听者不众;而双方的对话背景往往相同,层次也接近,因此许多问 题可以一点即明,无须再条分缕析地细说和直说,倒是可以约略,可以雅致,可以蓄隐,说词中既 使用散文的语言,也要用上诗的语言。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中提出,只要“喻巧而理至”,就 可以取得“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的效果。陈寿在《上渚葛氏集表》中引据《尚书》指出:“咎 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⑦这说明, “谟”与“诰”两种文体之所以有略与详、俗与雅之别,关键就在于听者、读者之不同。因所“说 ”的对象不同,决定了游说有不同于演说的语言要求。据《文心雕龙·谐隐》来分析,春秋之前流 行于下层社会的“隐语”,之所以不久便传人宫廷,成为巧言善譬、妙语解颐的游士和俳优用以劝 说王公贵族的基本辞令,就是因为这种语体在表现手法上是“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隐语用 种种巧妙的比喻来代替直白,适应了向个人游说的要求,而区别于面对大众的演说。在讲究“隐义 以藏用”、“喻巧而理至”的游说中,说者语含机锋复可规避罪尤,听者幡然有悟而顿生谐趣。听 说双方在由含蓄引起的一“顿”一“悟”中感到彼此的契合,互为欣赏,精神上的愉悦自不待言。 而通过游说以求修好结援,合纵连横,就更是图存称霸的军国实务。当时的“行人”(外交官)常 身负折冲樽俎的外交使命。而要不辱使命,最起码的一个条件就是得善于辞令。唐代刘知几在《史 通·言语》中总结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大夫行人,尤重词命”,那时在列国朝聘或使者往来的外 交场合,宾主多习惯于赋诗言志,莫不致力于“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而不是直肠直肚 ,口无遮拦。如果一方不熟悉《诗经》,不会灵活地引申诗义来表达思想,不善于通过委婉的修辞 手法表达己方的要求,不能明白领会对方包含在雅词丽句中的真实意图,就可能导致外交受挫、政 事失利。反之,熟悉隐语的一方,樽俎之间即可把握外交的胜数。《国语·晋语》记载范文子在朝 廷上破解秦客三个隐语,史官即大书特书。这一类故事在《左传》、《国语》、《战国策》中均有不少记述。刘勰评价隐语之作用为“大者兴治济身”,自非夸饰。“隐体”的写作和流行,既离不开作者的追求,也有赖于读者的欣赏。《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 述《隐书》十八篇,刘向《新序》也有“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的记载,说明早在战国时已有“隐 体”的写作。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中有“谐隐”一章,创作论中则有“隐秀”专论。刘勰在 “隐秀”篇中畅言:“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 玉也。……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使酝藉者蓄隐而意愉,英锐者抱秀而心悦。”这种 认识,与斯宾塞关于艺术是富裕生命而行有余力的表现的说法颇相契合。当一个人对一种艺术创作 所需的技巧达到熟习的程度,就能进退裕如而不局促,并能享受到使用技巧所带来的成就感与美感 。一切创作,在困难征服之后便是逸趣横生。文学、书画亦不例外。而隐语的叙说,隐体的写作,在传统的汉语文化圈内之所以能够盛行,亦有同样的道理在的。三、语言哲学因素语言是思维最直接的表现。汉语和英语在表达上有一个显著区别,这就是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英汉民族之间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较诸英语民族重分析重理性的思维习惯,汉民族的思维习惯则明显突出了整体性和悟性。儒释道三教是对汉民族思维方式影响最大的精神因素。三教都重视思维的整体性与悟性。《易经》的 八卦体系,老庄的}昆沌学说,佛陀的三界唯心,理学的太极思维,都是把天、地、人三者作为一 个大系统贯通起来研究,而不是孤立地看待某一方面。整体性思维有着很强的整合功能。尽管汉语 句式缺乏表达句子内部语法关系的形态,但中国人却特别善于迅速抓住意义支点,并凭藉经验,把 语句与前后语境中的外围语义成分融会贯通,而自动补足语句的整体内容,因而并不难于理解句子 所要表达的确切内涵。极而言之,可谓不须“言传”,偏能“意会”。中国人讲“话里有话”,对 潜藏在字里行间的真实意义,很善于心领神会。一直以来,人们强调“领悟”,讲求“微言大义” ,品昧“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乃至重“含蓄”,追求“韵致”,种种旨趣,都深受传统 思维方式的影响。东汉之际,白马东来,佛教传人中国。后来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佛教逐渐变革 其原生形态而趋于认同中国本土文化,至隋唐时代终于形成富有中国自家特色的禅宗一派而走遍天 下。禅宗可说是援老庄以人佛学的产物,其修行方法与思维方式之要旨即在于见性成佛,不设文字,强调顿悟。其后LLI门内外,更盛行偈言;僧尼士女,每语含机锋。这对激活思维,增进悟性,作用殊为深远。这种注重整体性与悟性的传统哲学思想对汉民族语言和思维的影响可谓具体而微,普遍而深刻。中国 人日常交际时表情达意多不喜欢开门见山,直来直去,而总是习惯于把话说得婉转曲折,真实用意不直截了当明明白白说出,而要让对方在接受相关信息(暗示)后自己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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