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曾区分了两种语言 :日常用语和隐喻 (修辞 )话语 ,认为“奇字”(如隐喻、外来语 )可使语言摆脱日常用语的平淡无奇 ,而隐喻虽然新奇却不致牵强费解 ,故能产生最大的美学效果。这一不无“替代论”色彩的隐喻观极大地启发了后世对本义—字面义与修辞义—隐喻义的研究。例如 ,但丁将文艺作品界定为字面、讽喻、道德及比附 (ａｎａｌｏｇｉｃａｌ)意义的四层复合结构 ,帕斯卡尔(ＢｌａｉｓｅＰａｓｃａｌ)则围绕《旧约》中的“象征”问题阐述其符号思想 ,指出符号具有相互矛盾着的隐—显与真—假“两重意义”。<1> (Ｐ3 15— 3 16) 在 1 8世纪以前 ,从基督教神学家到理性主义者 ,几乎众口一词地将隐喻—修辞义视为语言—字面义的附庸甚至叛逆 ,鲜有人能够跳出 (遑论填平 )这一人为划分的意义鸿沟。虽然浪漫主义诗学尽力修正了这一看法 ,但它主要是弥合了隐喻同语言之间的分裂对立 ,而隐喻内部的意义争吵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当代隐喻研究也部分承袭了这一认识遗产。如后现代学者保罗·德曼 (ＰａｕｌｄｅＭａｎ)认为 ,修辞中的同一个语法结构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产生出“两种互相排斥的意义” :字面意义与修辞意义 ;字面意义追求概念 (区别 ) ,而修辞意义恰恰拒绝承认前者的存在。<2 > (Ｐ2 5 4) 列奥塔德 (Ｌｙｏａｔｒｄ)亦就拉康列出的隐喻公式 (“以一词代替另一词”)发表评论 ,认为代替的关键在于“新奇”(ｎｏｖｅｌｔｙ) ,而真正的隐喻即根植于意义“断堑”(ｇａｐ)中的意义“富余”(ｅｘｃｅｓｓ)。<3 > (Ｐ2 5 4— 2 5 5 ) 这一观点几乎完全祖述了亚里士多德的论断 ,但不同之处在于 :亚氏认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语言 ,而今人则认为不存在什么“日常用语”和“隐喻话语”的区别 ,它们不过是语言内部两种不同的语义表达。一般认为 ,隐喻由字面意义 (ｌｉｔｅｒ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与修辞或曰隐喻意义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ｍｅａｎｉｎｇ)构成。如理查兹 (Ｉ.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认为 :一个语词可以同时具有字面义与隐喻义 ,二者间的界限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当“主旨”与“载体”趋于一致时 ,我们可以认为该语词是本义的 (如四足动物马的“腿”) ,而当其中有两种以上用法配合使用时 ,我们在此就得到一个隐喻。<4 > (Ｐ118— 119) 例如 ,我们用“马腿”本义地指称该大型驮兽的四肢 ,但下象棋时“别马腿”则属隐喻用法了。这两种意义又是怎样的关系 ?美国学者卡勒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Ｃｕｌｌｅｒ)曾从哲学、修辞两端切入探讨了字面义与隐喻义的关系 :“从哲学”(ｖｉ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角度看 ,隐喻位于“意义与指涉”的“断堑”(ｇａｐ)处 ,这样隐喻便成为一种最富创造性和冒险性的认知过程” ;而“从修辞”(ｖｉａｒｈｅｔｏｒｉａ)角度看 ,则隐喻位于“所言说者”与“所意谓者”、常规或字面表达与“迂回替代 (说法)”(ｐｅｒｉｐｈｒａｓｔｉｃ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之间的“空当”(ｓｐａｃｅ)处 ,这样隐喻便潜在地具有了某种“文体学功用”。<5 > (Ｐ2 0 2— 2 0 4) 不论从何种角度来看 ,隐喻的意义都产生并存在于意义的空白或断裂之中。所谓“从修辞”云云 ,其研究对象是隐喻的修辞学与诗学形态。捷克语言学家Ｊ.穆卡洛夫斯基(Ｊ.Ｍｕｋａｒｏｖｓｋｙ)曾正式提出“标准语言”与“日常语言”这一对概念 ,这一分法具有浓厚的替代—还原论色彩 ,但它成功地使人注意到语言内部的用法区别和意义冲突这一事实。穆氏的观点得到俄苏、欧美诗学和语言学界的积极响应。如吉拉尔 (Ｇｕｉｒａｒｄ)也拟出一张诗歌语言同日常语言对照的词汇表 ,发现二者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断堑” ,这种“断堑”造成某种“可分解的”(ｒｅｄｕｃｉｂｌｅ)语言“失常或不当”(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ｒｉ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科亨(Ｃｏｈｅｎ)说得很明白 :不可分解的断堑……是非诗性的 ;诗中的 (意义 )断堑即因其可分解性获得界定 ,而这种可分解性必然包含意义的转换 ,更确切地说 ,即是由 (思想性的 )“外延”(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ｖｅ)意义转向 (感发性的 )“内涵”(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ｖｅ)意义 :(这时 )在外延这一层面受到阻断的意指之流 (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在内涵层面上继续流动 ,而这种外延的阻断与内涵的解放是密不可分的。 <6> (Ｐ82— 83 )所谓“分解”其实就是阻断常义的外延、解放其内涵而凸显隐喻特性。这与保罗·利科 (ＰａｕｌＲｉｃｏｅｕｒ)所说的“悬搁”(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啨ｐｏｃｈ啨)其实是同样 的意思。后者曾指出“意义”可分为“涵义”(话语的“客观内容”)与“表达”(话语的“心灵实现”,如感知、意象 ) ,而语言的功能 (而非类型 )随之亦分为“诗性”内指及“指涉”现实两类 ;隐喻作为“诗性语言” ,可以通过“悬搁”甚至废止“直接指涉”(日常语言指涉 )并建立起间接的“二级指涉”来指涉现实。在利科看来 ,隐喻义非但是“语义冲突”的产物 ,它更是在冲突之后的“语义废墟”上建起的“述谓新义”(ａｎｅｗ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ｍｅａｎｉｎｇ)。不难看出 ,这一阻断—解放与摧毁—重建工作必然会在隐喻内部引起新旧意义之间的争斗。在此意义上讲 ,所谓意义空白或断裂便同时意味着意义的冲突、转换与再生。所谓隐喻产生于意义“断堑”中的 (意义 )“富余”(列奥塔德 ) ,即是此意。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隐喻的修辞学形态 ,它同样也适用于隐喻诗学。如美国新批评大将克兰斯·布鲁克斯 (ＣｌｅａｎｔｈＢｒｏｏｋｓ)指出 :诗人的创作离不开“类比”(ａｎａｌｏｇｉｅｓ) ,因为要表达各种微妙的情感必须借助隐喻 ,但后者未必能丝丝入扣、妙合无垠 ,而是存在着“持续的错位、交叠、龃龉和冲突” ;换言之 ,它将“不和谐者”与“相互矛盾者”焊接在了一起 ,于是诗歌隐喻便成为一种违反科学与常识的“非逻辑融合”。<7> (Ｐ2 96、3 0 1) 所谓“意象奇崛”的例子 ,如英国玄言诗人邓恩“Ｃａｎ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一诗中以恋人肉体的交感 (ｕｎｉｔｙ)比喻上帝与世人灵魂的和合 ,如“芙蓉泣露香兰笑”(李贺 :《李凭箜篌引》) 、“朝天空慢慢铺展着黄昏 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艾略特 :《Ｊ.ＡｌｆｒｅｄＰｒｕｆｒｏｃｋ的情歌》) 等等 ,在中西诗歌中均非少数 ,其中不乏违反科学与常识的隐喻与“非逻辑融合”的意象。因此说 ,诗性真实恰恰产自意象的冲撞而非融合。事实上 ,文学艺术恰正依赖意义的冲突而确保其本体的存在与价值。欧美新批评所谓“反讽”———语词在语境挤压下产生意义的冲突与变形———即强调了这一点。有论者甚至认为 :艺术品作为“在场者”隐喻了不在场的意义 ,因此二者在艺术品中恒保持某种“紧张关系”(ｔｅｎｓｉｏｎ) ;欣赏艺术需要“逃离”现实并将现实予以“消解”(ｄｅ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而诗歌意象的“撞击”即有助于将“熟稔的现实”解理为“诗歌素材”。<8> (Ｐ75— 76) 这一观点也从诗学角度印证了科亨的修辞“分解”理论。真正从诗学角度论证了隐喻义之辩证内涵与构成的 ,当推加拿大学者弗莱 (ＮｏｒｔｈｒｏｐＦｒｙｅ)。他在宏观剖析文学的意义构成时指出 :话语—文本是隐喻性的 ,而“隐喻义”则由“基本意义”(ｐｒｉｍａｒｙｍｅａｎｉｎｇ)即“向心意义或曰诗性意义” (ｃｅｎｔｒｉｐｅｔａｌｏｒｐｏｅｔｉｃｍｅａｎｉｎｇ)与环绕在它边缘的“衍生意义”( ｄｅｒｉｖｅｄｍｅａｎｉｎｇ)、“离心意义”(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无意识的、附加的、隐含的意义”双合而成;因此 ,解读文学文本需要同时把握中心义与边缘义 ,忽略前者会造成“不完整的阅读” ,而忽略后者则导致“不够格的阅读”。<9> (Ｐ5 7— 61) 在弗莱看来 ,所谓“隐喻义”是本义与引申义互动转换的生成物 :引申义平时处于意义的边缘地带 ,而当其突出或曰“置于前景”时 ,意义之球便转现出它隐秘的一面而表现为隐喻义了。这一观点颇类似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说的“前景化”(ｆｏｒｅ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陌生化”(ｄｅｆａｍｉｌ ｉ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二者都描述了本义与隐喻义不断由对抗走向和解、和解时仍不乏对抗的转换生成过程。“从哲学” 着手的隐喻语言哲学研究同样也描述了一场“意义”的战争与和平。“词义对立论”(ｖｅｒｂａｌ-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的代表人物比尔兹利(Ｍ .Ｃ .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认为 :本义与隐喻义分别充当了语词的“中心意义”(ｃｅｎｔｒ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与“边缘意义”(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 ,二者恒处于“矛盾”(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 ｓｙ)之中 ,而隐喻即产生于这种矛盾所引起的“逻辑冲突”。<10 > (Ｐ2 86) 麦克斯·布莱克 (ＭａｘＢｌａｃｋ)对此表示反对 ,指出语义矛盾也是某些其它修辞格的特征 ,而且隐喻 (尤其是以否定形式出现的隐喻 )并不一定涉及本义的逻辑悖论。如“人不是学舌的鹦鹉”这个隐喻在逻辑上并没有任何毛病。事实上 ,非但否定形式的隐喻是这样 ,普通隐喻中的“意义冲突”往往也是通过被否定而存在的 ,换言之 ,语义“断堑”只是产生隐喻的前提、中介而非其特质与结果。不妨结合奈尔森·古德曼 (ＮｅｌｓｏｎＧｏｏｄｍａｎ)、保罗·利科与卡斯顿·哈里斯 (ＫａｒｓｔｏｎＨａｒｒｉｓ)三人的论述来说明这一点。古德曼认为 ,隐喻必然使某一语词或“(语义 )图”(ｓｃｈｅｍａ)———即一族相似的性质或曰“标签群”(ａｇ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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