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创作上看，尽管许多流派频繁更叠，启蒙主题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呈现出一定的 繁荣，在坚守的同时，某些方面还有所突破。这对于中国文化的重新建构及今后的历史发展、社会 进程都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一揭示“国民劣根性”，以文学教育、启发人，改造落后的中国国民 的灵魂，重构崭新的思想意识，是中国知识者的一贯追求。但中国国民深受封建专制的压迫、封建 思想意识的荼毒，短时间内绝难彻底改换思想和灵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改造国民性为基调的 文学，笼罩在淡淡的悲色中。对国民劣根性的揭示与批判是九十年代文学启蒙主题的主要内容。劣 根性中危害最大、影响最深的首推“窝里斗”。九十年代“窝里斗”主题，内在批判精神是对鲁迅 等知识者的传承，但就其文本而言，存在自己的价值标准和表现形式。在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 、《故乡相处流传》、陈忠实《白鹿原》、杨绛《洗藻》、刘醒龙《威风凛凛》等文本里都不同程 度地反映出“窝里斗”对历史进程的阻碍及对人性的扼杀。同时，它们通过叙述视角和叙述方式的 变化，使其笔下的历史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构了原有的历史观。《故乡天下黄 花》呈现的是马村的人生小舞台，透过孙李两家族间的争斗，不仅反馈出传统劣根性的顽固性，更 透示出当代整人术的升级，对文中的时代是个绝好的反讽。《故乡相处流传》展示了社会大世界， 它拓展了“窝里斗”的外延，使其具有了历史的沉重感，仿佛告诉人们，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围 绕统治者的争斗来展开，生活中如果失去了斗争对象就没有了意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 一本说不清的糊涂账，是权力角逐的产物。这是对中国历史的讥讽，是胜者为王的历史怪圈，也是 洞穿中国历史的社会悲剧，它给人们敲响了警钟，让人们去冷静地认识自己生活的社会。作者揭开 了蒙在中国历史上那层美丽的面纱，去暴露一个让人难以接受又无力辩驳的现实。作者似乎放弃了 立的责任，而是单纯为破而破。这种启蒙将“五四”巨匠的启蒙思想又推进了一步，给人以废墟般 的荒凉、残缺的悲壮、绝望的警醒。几千年“窝里斗”的历史惯性危害极大，不仅使中国变得贫穷 、落后，而且使人们对人性的坚守变得脆弱。“权力”使民众分为不同等级，在“权力”的高压下 ，民众失去了应有的人格和尊严，失去了选择自己的权利，人被符号化、工具化了。因而，“窝里 斗”的批判潜隐着“人本主义”的色彩，交织着生命之轻重的冲突，洋溢着对“弄权”者的批判， 以及对被强置于权力下的人性的热切呼唤。二九十年代文学对启蒙主题的坚守特别明显，它与启蒙 连接的重要桥梁是批判，在暴露落后的文化习俗及残缺的思维心态方面，较之“五四”又前进了一 步，启蒙变得更加鲜明。对国民性的改造与重塑是当代作家走出历史悲剧的梦想。自“五四”以来 的启蒙作家都在进行着艰难的尝试，在暴露劣根的同时，也在尽力寻找“根”源。高晓声、贾平凹 、刘震云的文本中，都从不同角度无情地暴露着中国“现时”的生活状态，能或多或少地看到作者 探寻的踪迹。高晓声对农民生活状态较熟，从《陈奂生上城》到九十年代的《陈奂生战术》、《陈 奂生出国》可以看出，对中国农民改造的任务还远未结束。“阿Q”仍然活着，传统的思想痼疾仍 在其头脑中顽强地盘踞着。贾平凹《土门》叙写的仁厚村是一个文明与野蛮共存的小村，以成义、 梅梅为代表的村民固守着这块未被改造的土地。他们用古墓、云林爷治肝病的药引、市长题名的村 牌楼、明王陈鼓等抵御着外来思想的入侵。仁厚村的骂街、内讧，为狗“阿冰”和别人聚殴、搞“ 堆粮袋桩”的低级游戏等一系列表现又揭示了他们自身的劣根性，这就喻示了仁厚村改造的必然性 。刘震云的《头人》是其乡村“权力”系列的代表，文本叙写了申村半个多世纪七个“头人”的统 治史，暴露了乡村《权力》的本质。“祖上”等七个头人，利用权力鱼肉百姓、谋取私利，而所有 的民众都俯伏在权力的高压下，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觉醒和尊严。在这里，作者以权力为契机，书写 农民畏官的官本位思想，试图把握农村文化劣根性的主要脉络，挖掘出乡村人性蒙昧与丑陋的文化 根源。这就是中国国民生存的现实状态。我们从津津乐道的流言蜚语，从俯伏在权力面前的人群， 从贬低别人而获得满足的大笑中真切地感受到，整个国民群体都处在一种愚昧、麻木、盲从的悲剧 氛围中，这是中国知识者必须面对的现实。世人皆醉我独醒不是光荣的炫耀，而是历史的可悲。我 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启蒙和教育为何变得如此乏力，当下的启蒙又能做些什么？中华民族有着光辉 的传统，但许多民族痼疾，都扎根于传统文化之中，这本厚厚的大书常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这在 韩少功的文本中，表现较为突出。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着重从词汇入手，表露批判的指向。文本 使我们透过词语看到了隐藏着的“马桥人”的劣根心理，像“夷边”、“晕街”、“颜荣”等词目 透视了“马桥人”自以为是的中心主义以及对城市文明的抵制，在“马桥人”看来只有吃腌菜、打 赤脚、步行才是正常的，而城里人不知喝“擂茶”也是可怜可笑的。这使我们不经意地想起鲁迅笔 下的阿Q，他对城里人有关条凳、油煎大头鱼加葱丝的鄙薄与讥嘲在“马桥人”身上又找到了影子 。三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对农民落后习俗和心理的批判变得活跃起来，并形成了一定规模，这 是启蒙传统启蒙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对中国文化的建构与发展有着积极影响。知识分子自审和自 我放逐是九十年代文学启蒙表现较多的主题。启蒙是一种责任、一种积累、一种长期追求，不是心 血来潮时的产物。对国民性的改造与重塑是几代知识者笔下的梦想，但以改造国民性为基调的新文 学，一直笼罩在淡淡的悲色中。理想与实现的落差，形成知识者自身的迷茫。知识分子自审主题， 伴随“五四”启蒙传统一直没有间断过。但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知识分子的“精英”地位受到威胁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他们成为最找不着位置的人，成为不识时务者，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商品 大潮也使知识分子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坚守着自己的启蒙阵地，勇敢地承担起整合历史的责任，期 待着往日崇高的重新来临。另一部分人却随着政治上的边缘化、经济上的贫困化而自愿走出神圣光 环，自我放逐了。世俗主义、物质主义、享乐精神击垮了精神至上和英雄主义，个人主义、庸人哲 学压倒了集体主义和对人生价值的终极性追问，这是一次真正的“精神滑坡”。我们从小林（刘震 云《单位》、《一地鸡毛》）对世俗生活的赞同和同化，庄之蝶（贾平凹《废都》）对性欲的放纵 与刻意追求，印家厚（池莉《烦恼人生》）对理想的放弃和浪漫的消解，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在物 欲化、世俗化的冲击下退却了。知识分子作为国民中的“精英”而自甘沦落，较之国民愚昧更具危 害性，其负面影响更大、误导力更强。因此，对知识分子自甘沦落主题的揭示，更具启蒙价值。刘 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塑造了一个“反成长型”的年轻知识分子形象———小林，他开始 时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学生，可是几年的生活“教育”使他变成一个对世俗特满足的小市民角色 。小林的思想经历是一个由理想、崇高向平庸、世俗“还俗”的过程，同世俗的环境不是表现为对 立、抗争，相互改造的关系，而是表现为妥协、退让，互相调适的关系。很显然，在这里作家同他 的市民化的人物达成了价值上的共识。刘震云说：“生活是严峻的……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于是，我们被磨平了，睡觉时连张报纸都不想看，于是我们有了一句口 头禅：混拜。过去有过宏伟理想，但那是幼稚不成熟的。一切还是从排队买豆腐白菜开始吧。”（ 《磨损与丧失》，《中篇小说选刊》１９９１年第２期）在这儿作者完全混同于市民生活中普通一 员，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作为人文价值的关怀者、张扬者、制造者的身份则完全被消弥和藏匿了 ，知识分子自我逃逸、自我放逐了。九十年代文坛失去了往日高昂的人文热情、社会改造冲动和批 判精神，世俗的过度宣扬使今天的文学精神似乎笼罩在世纪末的晦暗和颓废当中。尽管“世俗文学 ”并非当下文学精神的唯一存在，我们有时还能听到一种激越的、向平庸和世俗抗议的声音。但作 为一种倾向，一个主要线索，“精神滑坡”已无可非议。知识者放弃启蒙责任而自我放逐、自甘沦 落，使得启蒙主题更加沉重，内涵愈显丰富。九十年代文学启蒙主题的思考@刘旭$濮阳教育学院 !河南濮阳457000文学;;启蒙主题;;思考通过对国民劣根性的挖掘,批判农村落后的文 化习俗及心理,揭示知识分子自审及自我放逐,说明了九十年代文学创作领域启蒙主题的必然性和 必要性。币彩强闪尚Φ摹Ｕ馐刮颐遣痪獾叵肫鹇逞副氏碌陌，他对城里人有关条凳、油煎大 头鱼加葱丝的鄙薄与讥嘲在“马桥人”身上又找到了影子。三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对农民落后 习俗和心理的批判变得活跃起来，并形成了一定规模，这是启蒙传统启蒙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对 中国文化的建构与发展有着积极影响。知识分子自审和自我放逐是九十年代文学启蒙表现较多的主 题。启蒙是一种责任、一种积累、一种长期追求，不是心血来潮时的产物。对国民性的改造与重塑 是几代知识者笔下的梦想，但以改造国民性为基调的新文学，一直笼罩在淡淡的悲色中。理想与实 现的落差，形成知识者自身的迷茫。知识分子自审主题，伴随“五四”启蒙传统一直没有间断过。 但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知识分子的“精英”地位受到威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他们成为最找不着 位置的人，成为不识时务者，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商品大潮也使知识分子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坚 守着自己的启蒙阵地，勇敢地承担起整合历史的责任，期待着往日崇高的重新来临。另一部分人却 随着政治上的边缘化、经济上的贫困化而自愿走出神圣光环，自我放逐了。世俗主义、物质主义、享乐精神击垮了精神至上和英雄主义，个人主义、庸人哲学压倒了集体主义和对人生价值的终极性追问，这是一次真正的“精神滑坡”。我们从小林（刘震云《单位》、《一地鸡毛》）对世俗生活的赞同和同化，庄之蝶（贾平凹《废都》）对性欲的放纵与刻意追求，印家厚（池莉《烦恼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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