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散文创作几经变化，但足以奠定他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的，是他在《时务报》、《 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新体散文。梁启超自称他这些散文为“新文体”。“新文 体”条理明晰，语言畅达，感情充沛，议论大胆，在散文史上确实是别开生面。对于它的艺术成就 已有不少文章加以论述。本文想通过对“新文体”的两种常用的艺术形式即“铺陈的表现手法”和 “主客答问的结构模式”的分析，来进一步把握“新文体”的艺术特征。铺陈和主客问答属于汉赋 最基本的特点，因此我们将其称为赋笔。下文分别加以论述。一铺陈是赋中突出的表现手法。在“ 新文体”中我们很容易找到赋体那种“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西京杂记》）、“分赋物理，敷 演无方”（《天地赋序》）的铺陈手法的形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征引大量事例来论 证论点或用一系列比喻来阐明论题。如《变法通议自序》中列举了天地、昼夜、寒暑、租佣、军制 、官制等事例来论证“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所举事例从自然到人事，条理明晰。《论不变法 之害》中征引印度、突厥、波兰、中亚洲回部、俄国、日本、暹罗、西班牙、荷兰、缅甸、越南等 众多国家的历史，正反结合，主次分明。同一篇文章中为证明“惟本朝为善变”、“泰西治国之道 ，富强之原，非振古如兹也，盖自百年以来焉耳”等分论点，所举具体之例都不下于十个。另如《 论进取冒险》也是这方面的典型。梁启超自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国学功底相当好，加上当时国门 已打开，他有机会了解到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实。同时，清政府内外交困，已无力有效控制言论。 所以一个论题提出来后，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征引古今中外各类事实进行分析论述。以铺陈多个比喻 来阐述论题的手法也是常用手法。如《少年中国说》中，作者以人喻国，一连用了九对十八个比喻 。“新文体”的“隐含的读者”是广大中国民众，大多数文化层次不高，甚至没有文化。比喻能够 使抽象的事物变得具体生动，使一般民众易于接受，乐于接受新思想、新知识。多个比喻的连用， 这种效果就更加明显了，而且使文章感情充沛，振奋人心，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其二，面面展开， 多方阐述。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中分土、石、及东南西北、高燥、卑湿等方面展开云梦的地 理环境。陶潜的《闲情赋》洋洋洒洒连发十愿。江淹《别赋》分门别类，分达官贵人、义侠壮土、 老人送子、羁宦离乡、闺妇思夫、道士成仙、恋人相别等七种离别情状言之。这些都是赋的铺陈手 法。如果说赋较多的用铺陈来体物的话，在“新文体”中则更多的用它来明理。如《知耻学会叙》 中提出“无耻”这一论题后先用两个“越惟无耻”作两个句子的首句，总述“无耻”之危害。接着 分“官惟无耳”、“士惟无耻”、“商惟无耻”、“兵惟无耻”、“民惟无耻”五个角度，极力渲 染铺陈“无耻”危害之巨大，为后文提出“知耻”这一论点作了有力的铺垫；另如《公车上书请变 通科举折》，在论述了科举无用之后，用“非徒无用而已，又更愚之”这一过渡句引出下文的铺陈 之笔———从“愚士大夫”、“愚农工商兵妇女”、“愚王公”等多个角度，条分缕析，把科举攻 击得体无完肤；《呵旁观者文》则把旁观者分成“混沌”、“为我”、“呜呼”、“笑骂”、“暴 弃”、“待时”六派，分别加以剖析批判；《傀儡说》从“关道关督”“铁路大臣”“铁路公司” “将弁”“土地之权”“用人之权”多方具体阐明中国已是傀儡之国。这种“吐无不畅，畅无或竭 ”（《艺概·赋概》）的铺陈之笔是梁启超自己所说的“纵笔所至，不自检束”的表现之一，是形 成新文体那种汪洋恣肆、条理明晰的特点的重要因素。有人认为这种分门别类的写法是受西方科学 方法的影响。但从散文角度来讲，我认为更多的是体现了对文学传统的继承。读过《战国策》的人 都知道，策士们在游说国君时就相当普遍地采用了铺陈的方法。他们的说辞往往是以铺排与夸饰相 结合，即章学诚说的“敷张而扬历，变其本而加恢奇”的方法打动高高在上的国君的。苏秦和张仪 两人的说辞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为了说动人主听从他们或合纵或连横的主张，在说明国情时，往 往对该国的地理、风俗、经济、军事、百姓数量等作全方位的铺排夸饰。梁启超也采用了相同的方 法，写出别具魔力的文字。具体地说，广征博引、多方陈述的铺排使文章立论说理充分，且能造成 一种汪洋磅礴的气势，以之笼罩住别人的感情，引起共鸣，产生共同的思想。有人因为“新文体” 有策士之风而批评它，这是不够公正的看法。我们不能拿它与纵横家说辞同样看待。纵横家们耸动 人主的目的是谋求富贵，而梁启超的作文的目的则完全不同。他把文章分为“传世之文”与“觉世 之文”。“新文体”是“觉世之文”，也就是说梁启超作文的目的是要“开民智，新民德”。而要 做到这一点，第一步是先要说服民众，使他们相信自己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积习相当深。自命 为陈胜、吴广的梁启超认识到矫枉必须过正，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振动已冻之脑官”的预期效果。 从审美的角度讲，铺陈是形成“新文体”那种“雷鸣怒吼，恣睢淋漓”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正是这种风格别开生面，奠定了“新文体”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所以，“新文体”的铺陈手 法有着较积极的意义，是应该加以充分肯定的。二主客答问也是赋中的一种艺术结构模式，是赋体 有别于诗文的基本要素。这在最初阶段的辞赋表现得尤为突出。《子虚》、《上林》、《两部》、 《二京》等赋中名篇莫不如此。梁启超经常在新文体中采用这种主客问答的形式来论述问题。《论 不变法之害》中，从第四段到第九段连用四个“难者曰”引出四个对立观点，然后又以四个“释之 曰”作答，看似步步退让，实则步步为营，步步进逼。《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首段也采用相 同结构。另如《自信与虚心》以“或问曰”，《利己与爱她》、《保全支那》以“问者曰”，《忧 国与爱国》以“日本青年有问任公者曰”引出疑问，然后有条不紊地进行回答。《答客难》一文除 了题目仿用东方朔赋作之名外，全文在结构上也完全是主客问答的模式。首句是“客难任公曰：子 非祖述‘春秋无义战’、墨子‘非攻’之学者乎？今之言何其不类也？”。接着是以“任公曰”统 摄下文答客难之辞。以上所举例子是新文体中较明显的带有主客问答形式的篇章，而更多的是这种 形式的变异———设问。设问是新文体中最常见的修辞手法之一，在结构上和上述例子是一样的。 作者往往在篇首或段首代读者提出疑问，然后围绕问题展开论述，回答疑问。《变法通议·自序》 开篇是“法何必变？”；《文明与英雄之比例》第一句是“世界果借英雄而始成立乎？”；《独立 论》劈头一句是“独立者何？”；《积弱之源于政术者》起笔便是“然则当局者遂无罪乎？”其他 如《政变原因答客难》、《豪杰之公脑》、《论国家思想》、《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清议报之性质》、《过度时代之人物与其必要之德性》都 体现了主客问答的结构模式。同类例子在“新文体”中还有很多。辞赋设辞问答是“辞”这种口头 文学形式在“赋”这种新兴书面文学形式中留下的印记，是以俳词为主的语言说辞的文字化。此种 艺术形式在新文体被梁启超加以灵活运用，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首先，使文章有的放矢，针对性 很强。如上文所述，“新文体”喜用铺陈，广征博引，洋洋洒洒，但行文能发能收，开阖自如，文 章重点突出，主题鲜明。这与设辞问答的手法密切相关。开头的设问有如系在风筝上的线，不管风 筝飞得再高，线一拉还是回来了。其次，能引起读者对文章内容的注意与重视。梁启超一反旧文体 “代圣贤立言”的传统，也摈弃传统文人那种叹老悲穷、咏花吟月的习气，密切关注社会，面向民 众，“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作为文章论题。设辞问答的形式能够使读者一眼看明下文所 要谈论的话题，引起他们的兴趣，从而阅读全文，得到启蒙。再次，使文章条理明晰，层次分明。 如《积弱之源于政术者》一文首句以“然则当局者遂无罪乎？”开门见山地推出本文论题后，在段 末指出当局者持术有四（实是指斥当局者罪行）：驯之之术、饴之之术、役之之术、监之之术。从 第二段到第五段四个段落依次以“所谓驯之之术何也？”、“所谓饴之之术者何？”、“所谓役之 之术者何？”、“所谓监之之术者何？”开头，然后展开具体阐述。最后一段对全文进行总结深化 。由于有这些问句领起，文章脉络显得相当清晰，读起来毫不费劲。正因为这样，“新文体”才能 产生“以至上到通都大邑，下到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的巨大影响力。最后，使论述层 层推进，富有逻辑说服力。《论不变法之害》中连用四个“难者曰”提出四个问题，又以四个“释 之曰”分别加以回答，想读者所想，使读者明白这一段说的是什么问题，这个问题与上一段是什么 样的关系，又是如何引出下一段的。问题与问题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体现了论说文的严密性与逻 辑性，从而产生了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以前虽然也有不少作家在散文中采用设辞问答的形式。但可 以说没有那一位如梁启超如此普遍如此成功地采用这种艺术形式。这也正体现了梁启超对读者的重 视。他在写文章时心中总先出现自己的“游说”对象———民众，好象是面对面地与他们交流，言 他们所想，答他们所疑。这是近代报刊流行后所产生的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创作心态。这种更加关注 接受者的创作心态使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如内容上选取国民关注的题材和形式上语言 的通俗化等。主客设辞问答是梁启超把藏之名山的“文集之文”变为面对大众的“报章之文”的一 种成功尝试。三值得一提的是，“新文体”在语言上冲破桐城文法的束缚。除使用俚语、引入新名 词新语法外，亦不避韵语骈语，句式多变，整句散句间杂并出，骈偶对仗同奇句散行熔于一炉。《少年中国说》的结束语就是典型的例子。再如：“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这些文字带有赋的语言特点。另外，赋体的最主要句式四字句在新文体散文中随处可见。如《论不变法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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