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既需要有法律和制度作为保障 ,也需要高洁的伦理和道德的支撑。现阶段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前提下 ,把“以德治国”方略也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 ,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重视的重大问题。“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社会现实背景 ,对这二者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理解“以德治国”方略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从而使我们在各方面的工作中提高贯彻落实“以德治国”思想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一、传统“德治”思想的现实意义当我们反思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时 ,不难发现它与今天倡导的“以德治国”有着某种必然联系 ,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无论如何 ,它对当代“以德治国”方略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传统“德治”理论认为 ,道德对于国家的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 ,儒家更是把“德治”看作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治国理论 ,它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其它治国理论无法抗衡的。传统“德治”理论的核心 ,是把国家治理寄托在统治者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上 ,主张“德者治天下” ,就其本质而言 ,它是一种“人治”或“贤人政治”。例如 ,孔子曾说 :“政者 ,正也。子帅以正 ,孰敢不正。”这里所谓的“正” ,是对统治者道德品质的要求。孔子相信 ,只要统治者有德 ,国家就能够得到良好的治理 ,即“上好礼 ,则民易使也”。因此 ,孔子强调要“施仁政于民” ,“为政以德” ,对民众要“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而要达到这一目标 ,就需要执政人物加强个人道德修养 ,“修己以安百姓”。儒家经典《大学》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 ,认为治国要抓根本 ,这个根本就是“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概括地说 ,就是笃信道德的完善是治国的要义 ,因此 ,“修身”被视为“内圣外王”之八条目的核心。这套学说经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倡导 ,以及朱熹等人的阐发 ,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治国理论。谈到传统“德治”思想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主要在于它给予我们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启示。先谈正面的启示。以“人治”或“贤人政治 ”为本质特征的传统“德治”理论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长时间地左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取向多根源于此 ,“义利”之辨 ,“德才”之辨即是典型的例证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伦理文化和道德文化因此得以形成。可以这样说 ,若无“德治”思想的影响 ,所谓的中华“礼仪之邦”之说将不复存在 ,中国人也将不成其为中国人 ,这一切表明 ,传统“德治”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我们认识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时必然会得出的结论 ,也是我们做出中国人对“道德的社会”有着必然的心理期待这一结论的依据 ,如此一来 ,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以德治国”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反面的启示是 ,把“德治”看作是国家治理的根本 ,把良好政治的希望寄托在“明君”、“贤人”身上而不是优越的政治制度上 ,使“德治”缺乏优越制度的制约 ,这样做的结果是 ,“德治”思想虽然能从一定程度上约束统治者的行为 ,却无法避免和遏制权力的变异 ,为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这些现象无控制地蔓延 ,直接促成了封建王朝的灭亡。考察历史我们发现 ,重人治而轻法制、重伦理而轻法理、重贤人而轻制度的治国理论是靠不住的 ,它只能停留在政治理想的层次上 ,无法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 ,这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认识到 ,在我们讨论“德治”理论时 ,无法回避“法制”建设的问题 ,无法不涉及思想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如何协调的问题 ,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思想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合则兼美 ,分则两伤 ,它们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方面 ,服务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总目标。今日中国“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 ,可以促使我们对“依法治国”进行再认识 ,促成我们对“依法治国”在认识上的深化 ,进一步认清“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 ,并设法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而使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也是开展“以德治国”思想的讨论必将产生的结果。 二、现实的尴尬与人民的呼唤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在曲折中前进 ,思想道德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 ,也留下了不少失败的教训 ,而这一切作为珍贵的文化资源为我们今后的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思想道德的建设上 ,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充分行使着当家做主的权利 ,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 ,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无私奉献 ,良好的职业道德为全社会所崇尚 ,“干一行 ,爱一行 ,钻一行”是当时被大多数人所推崇的工作态度。不仅如此 ,良好的社会主义公共道德也在党的倡导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下逐步形成 ,在整个社会广为传播。焦裕禄和雷锋是那个时代出现的先进典型 ,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人们普遍崇尚的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美德 ,这一切道德追求和精神追求曾经长时间地积极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思想道德建设问题 ,强调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迎来了新中国思想道德建设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民的道德和精神面貌形成的重要时期。笔者认为 ,这些工作可以看作是今日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在我国的初步实践 ,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而内在的联系。十年动乱期间 ,极“左”路线在各个领域大行其道 ,思想道德建设在这一时期陷入了困境 ,已经建立起来的以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道德信仰遭受了沉重打击 ,人们的精神支柱动摇了 ,心理天平失去了平衡 ,严重的心理创伤难以在短时期内愈合 ,这种状况使我们面临着一个道德重建的严峻形势。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化 ,各种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纷至沓来 ,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原本就十分脆弱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经此一击几乎崩溃 ,道德滑坡呈现出明显趋势 ,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接连出现 ,人们普遍置身于一个道德的困境和文化的困境之中。置身于这种困境之中的人们普遍面临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和道德信仰上的失落与困惑 ,以往的生存经验难以应付当下缺乏道德和理想的生活现实。面对如此尴尬的生存处境 ,人们内心自然会生出一种变革的需求 ,目的是结束混乱的状态 ,重新恢复高尚道德的生活和崇尚信仰的力量。这是一种社会的需求 ,是变革的内在动力 ,是解释变革必然性的答案。以文化学的眼光来看 ,这种变革需求的出现也有其必然性。一个社会为了维持它的稳定 ,总是试图保持与过去的某些联系并力图维护其文化的整合性。为了主动适应客观环境 ,文化需要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变化做出灵活性反应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文化缺少协调和整合。如果程度并不严重 ,则该文化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并在相当的规模上保持稳定和平稳发展。如果文化过度缺乏整合性 ,多种文化要素和价值观相互对立和冲突 ,人们要在众多的对立面之间徘徊和选择 ,则会给个体造成无法忍受的压力。因此 ,在一个观念和思想剧烈冲突的社会里 ,维护和重建文化的整合性必将成为一种迫切需求 ,产生变革的要求也会更加强烈 ,这就从文化学的角度解释了变革产生的内在动力和必然性。 三、“以德治国”方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选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前提下,对当前我国的思想道德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势作出了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 ,充分认识到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明确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思想 ,将其作为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的框架下的一个重要治国措施 ,这是党在思想道德建设的认识和实践上的一次历史性升华。“以德治国”就是要努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 ,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良好的伦理道德基础 ,有效地运用伦理调控手段治理国家和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里 ,人民是“治国”的主体 ,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以德治国”的主体性。“以德治国”实质上是对人的塑造 ,是对民族精神的塑造。是否有坚强的民族精神 ,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以德治国”方略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社会现实背景 ,从其产生的过程来看 ,不难发现 ,它的出现有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现实的必然性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选择和必然选择。它既是应当代思想道德建设的迫切需要而生 ,也是党关于思想道德建设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党关于思想道德建设的思想被当代思想道德建设的严峻形势催化而成 ,可谓是水到渠成。前文已经提到 ,新中国成立后 ,党在思想道德建设上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对这些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我们后来开展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宝贵财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 ,我们在思想道德建设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同志在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在一些文件和理论文章中曾对此作过多次论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 ,在实践中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制订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积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其中最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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