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中国社会所通行的那个“日本人为什么不认罪”的问题是抽象的和缺乏力度 的,因为中国市民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怒与日本国内进步人士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相反,却在事实上 把“日本”处理成了铁板一块。而在现实中,不仅很多日本人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而付出无法估量的代价,而且当“日本”关起门来的时候,日本人之间的较量并不比“中日之间”的较量逊色。这本书里所收人的,是笔者近几年里写作的部分短文和论文。短文多数写于2000年至20（）年 ,其中涉及了一个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不轻松的话题:战争责任。这个话题与我个人的一些经验 有关:在我的研究涉及到日本近代思想史的一些基本问题之后,我有一些机会在北京的不同高校里 为学生们报告与日本相关的话题,不管我报告的是什么题目,也不管我面对的是哪个专业的学生,几乎每一次自由讨论的时候,我都会面对学生提问中频率最高的一个的问题:日本人为什么不肯认罪?不仅是年轻的下一代,就连我这样年纪的人,也没有赶上那个流血的年代。然而这个话题却超越了直 接的体验而一代代地被承续着。只要“认罪”没有到位,这个问题就不会消失。而日本政府时时采 取的强硬或暧昧姿态,日本社会右翼势力的一次次拙劣的挑衅,更使得中国普通公民在情感上无法 摆脱这个提问。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话题也因而逐渐变得透明和简单,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装置,把那场复杂的战争过滤得不再迷离扑m＆朔,使它变得从远处容易确认。很少有人认为有必整整十五年战争历史的重量。我相信,很少有中国要追究这个提问的具体内容:“日本人为什么不认 人会在数字问题上发生疑问,因为它不是一个普罪”中的“日本人”究竟指涉的是某些社会群体还 通的数字,它承载着中国几代人的感情创伤。正是是某种社会气氛?“不认罪”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与 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数字是不可质疑的。而它的不此相关,也很少有人愿意再进一步设想:假如“日 可质疑,决不是由于言论自由之类的问题,而是因本人”认了罪,我们是否真的会原谅他们?为,假如“谢罪=宽恕”的模式仍然牵动着中日良 在大陆中国人的问题预设里,有关战争责任 知者的心,这个数字就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统计结的问题是明确的:日本在长达十五年的侵略战争 果,它是要求谢罪的最明确的姿态。这个姿态,不里犯下了无法饶恕的罪行,而战后半个世纪里中 可以有任何让步和折扣。这些年里,尽管不断变化国人民却没有得到日本政府令人满意的谢罪,在 的社会需求使得中国的市民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中日恢复邦交之后,历届日本政府中的多数仍采 发生着各种变化,尽管在今年已经有南京的若干取回避甚至否定战争责任的态度。然而此一现象 政协委员提议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更名背后的复杂现实却不是我们所能够轻易了解的:为“中国南京国际和平中心”,但我深信,在南京和不仅日本政府的谢罪与否和谢罪的程度、方式是中国各地市民的感情记忆里,遇难者的数字仍然内部政治力学关系的结果,而且日本战后的社会思想 空间里围绕着战争责任已经形成了一个庞杂和沉重的言论和实践的斗争场域,它以“是否谢罪”和 “如何书写历史”为其表象,但那表象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而已。在战争责任这个问题的背 后,隐藏着复杂而庞大的问题群,直接指向了日本国家的存在方式本身。然而,无论日本还是中国 的传媒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工具,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状况的时候,一直没有能够提供更有效和更复杂 的思路,以面对问题的真实状态:毕竟“谢罪=宽恕”并不是一个单纯和抽象的形式,它生发出无数变奏,缠绕着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感情记忆。“南京大屠杀”,就是无数变奏中的一个。关于这场惨绝人篷的大屠杀,今天南京的很多市民依然保留着他们从上代人那里直接继承的鲜活记忆 。在十五年战争的历史里,南京大屠杀仅仅是无数屠杀事件中的一个,但是它却因为南京独具的政 治人文景观以及这场屠杀的规模,拥有了超过其他任何屠杀事件的象征性。当中国人谈起日本的侵 华战争时,首先会想到南京大屠杀。因此,当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向世人公布被害者人数是三十万的时候,这个数字立刻承载了口阳是不可讨论的。然而,正是在坚持着三十万数字不可更改的同时,在大陆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人中,遗忘也正在 悄悄地发生。尽管从小学开始,学生们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会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到那段历史 的血腥,但是由于这段被侵略的历史叙事是与其他同时代课题分离的,所以,在大陆中国的思想空 间里,日本的侵略历史与中国人面对的其他现实课题之间的联系是不清晰的。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 ,并没有被有效地组织进时代状况中去,它似乎游离于其他讨论和思考,也无法形成一个冲突和论 争的场域。当仇恨与正义感孤立于其他思想课题的时候,它无法避免抽象化和简化,因而也就无法避免被遗忘的命运。在这种感情创伤的传承与遗忘的双重变奏中,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态度被塑造成一种自相矛盾的样态: 日本之于中国,是一个无法忘却却又难以深人的话题,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被简化和被仇恨的象 征符号;但有时,日本又作为现代化的样板被寄托以某些中国人的理想。在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中,我目睹过很多令人尴尬的场面:很多中国人会在没有铺垫的情况下突然对日本人发03/2002开 放 时难,哪o在几分钟之前双方还十分友好。 我感觉到,那是一种比“谢罪=宽恕”的模式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感情纠结,而它,是以对于日本的无知为前提的。 1999年夏天,我在日本做了几个月的研究。那时,日本的批判知识分子正在为了阻止国旗国歌法 案的通过而进行着艰苦的斗争。我的一些朋友们忙着串联签名,忙着到国会请愿,发表演说和文章 ,在他们本来就已经几乎饱和的时间表上增添着大量的额外工作。后来的几年里,他们又为慰安妇 问题、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日本社会的斗争冲突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甚至还不止一次 冒着生命危险。我为这些朋友的社会责任感而感动。正是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中国社会所通行的那 个“日本人为什么不认罪”的问题是抽象的和缺乏力度的,因为中国市民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怒与日 本国内进步人士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相反,却在事实上把“日本”处理成了铁板一块。而在现实中 ,不仅很多日本人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而付出无法估量的代价,而且当“日本”关起门来的时候,日本人之间的较量并不比‘冲日之间”的较量逊色。然而与此同时,我又注意到了一个同样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日本的左翼也并没有把自己的斗争与中国 市民的感情以及这种感情所具有的国际政治功能真正结合起来。不仅如此,战后的冷战格局所造成 的思维定势甚至也左右着日本不少左翼知识人的中国观——在中国这个被视为没有民主和言论自由 的“他者”面前,他们的潜意识里依然存在着“民主国家”的优越感;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 化和中国的曲折历程也给了他们以某种对中国左翼阵营的不信任感。由于种种原因,“谢罪二宽恕 ”这个无法在一国框架内部解决的问题,幻化出种种变奏曲,被定位为一国内部的问题。除掉60 年代初期围绕着“反对安保条约”的斗争出现的中日市民尤其是青年之间的相互声援之外,在中、 日两国的社会空间里,有关中日战争历史的口棚一系列斗争基本上是各自独立、互不声援的。正是 在这个时期,日本关西地区的一个退役老兵东史郎正在为他的日记中所记载的有关南京大屠杀中一 个具体的事件而被起诉并败诉,在此前后,他的支持者们在日本国内和中国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以 期唤起两国社会的关注和舆论的公正评价。当中国的传媒终于注意到了东史郎的活动并给以热情的 支持之后,日本的传媒却继续保持着冷淡乃至敌意。除少数保守倾向的以及右翼的传媒给予了低调 乃至否定性的报道之外,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传媒基本保持沉默。而日本的进步知识人,在如何评价东史郎为人以及他日记信凭性的问题上,也多数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态度。与此同时,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发生了一个事件,并在日本国内引起了一些对东史郎和他的支持者不利 的连锁反应。本书第一部分的前两篇论文,处理的就是这个事件所引起的反应。在我看来,这样一 个具体的事件,集中体现了战后中日两国社会思想空间的不同价值判断,以及这两个空间之间的隔 膜。毋庸置疑,在中日两国各自的社会思想空间内部,根本不存在均质的同一性,恰恰是一刻不停 的政治思想斗争与纠葛,构成了这一空间的动态性格,并由这种动态性格而产生了思想课题的传承 关系。恰恰是这种传承关系,潜在地规定着两国知识分子的不同思考方式,也构成了难以简单横向比较的价值判断的“逻辑”。在我讨论“东史郎事件”之后,我被卷人了现实的旋涡。我没有料到这些粗糙的文字会引起如此强烈 和持续性的反响,特别是无论个人意愿如何,我都不得不面对那些对于我的义丫的误读和曲解。但 是其实我并不关心人们对这些文字的态度,我关心的是它们引发的那些问题是否能够生长。遗憾的 是,尽管有相当数量的正面回应,这些问题的推进依然是有限的。我以自己极为有限的能力所提出的,其实仅仅是下面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考路向:东亚各国之间如果试图达成真正的阅读对话,首先要处理的是各自内部如何开放的问 以左右立场清楚划分的战争责任问题时,当我尝题。我们是否有能力把自己身在其中的思想环境 试着揭示隐藏在这种划分之后更深刻的感情纠葛相对化并促使其开放?我们是否有能力正视内部 与对立的时候,我以自己的全部感觉体验到了那思想传统的传承关系并清理内部思想“逻辑”的来 些既定正确结论的有限性;而当我赤手空拳地试龙去脉?进而言之,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批判 图把这些问题向前推进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更不仅要面对社会上的保守势力,而且还必须面对 为困难的阻碍:我如何为那些对于我来说不可能批判者自身,因为真正的开放是破坏主体自足性 回避的概念定位,在新的意义上使用它们?的;然而,恰恰是这种“内部”的课题,远远没有那这些概念都具有漫长的历史,具有复杂的感些直接讨论普遍化命题的“对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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