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 0世纪末我国文学评论界出现的三次“贬损”鲁迅思潮中 ,如果说前两次行动尚未引起人们更大注意的话 ,那么 ,被朱振国先生称为“屠鲁事件”<1> 的后一次行动 ,确实引起了鲁研界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因为 ,后一次是将王朔的《我看鲁迅》和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以及林语堂 6 5年前的《悼鲁迅》作为“集束炸弹”<1> 在《收获》杂志 2 0 0 0年第 2期之“走近鲁迅”栏同时发表的。如同钱玄同、刘半农当年“双簧”之反响 ,是年的 5月 2 1和 2 2日两天 ,来自全国各地的 6 0多位专家参加了中国鲁迅研究会和《鲁迅研究月刊》在京召开的“鲁迅研究热点”研讨会。与此同时 ,绍兴作协主席朱振国先生则愤而致函中国作家协会“不能听任《收获》杂志嘲骂鲁迅”。就是在这封公开信中 ,朱振国先生认为“《收获》上的三文 ,……冯骥才的开篇是‘点穴’,王朔的卖点是‘抹粪’” ,而“林语堂的‘压卷’”则是“漫画像”。他同时还强烈要求中国作协“机关报《文艺报》……刊出并示复”。<1> 在其之后的 6月1 0日 ,《文艺报》在发表《鲁迅的革命精神不容亵渎》之消息的同时 ,也还发表了金盾访谈陈漱渝先生的《击中要害的狙击手出现了吗 ?》等文章。后来 ,这些文章又被《新华文摘》第1 1期转摘。在这些“捍卫”派的连续反击下 ,虽然说《收获》杂志仍然在继续“走近鲁迅” ,虽然说仍然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地各抒己见 ,但是 ,“贬损”之意 ,却日渐衰弱 ,取而代之论证的都是鲁迅的功过。就这样 ,“2 0世纪末鲁迅研究领域的这一场风波……平息了”。<2 > 在这样的情况下 ,陈漱渝先生于 2 0 0 0年 1 1月 2 5日在江苏省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即《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 :谈谈当前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不仅对冯骥才、王朔和林语堂的三篇文章作了全面的剖析 ,而且 ,亦对这次风波的前因后果作了梳理。陈漱渝先生说 :“王朔的文章采用了一些游戏笔墨 ,但”却又“不是游戏之作” ,他之观点“是经过瞑思苦想 ,精心构思的……一种时尚化的文化酷评 ,文化摇滚 ,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因为 ,“王朔作为一个所谓自由作家 ,反体制作家 ,他的文化思想有其一贯性 ,就是要亵渎神圣 ,消解崇高 ,反叛权力 ,颠覆传统”。<3 > 关于林语堂在《悼鲁迅》中将鲁迅定位为“战士” ,陈先生十分肯定地认为“这是对的”。不过 ,他说“林语堂并不认同鲁迅的战斗目标”,因而“抹杀了鲁迅战斗的原则性严肃性” ,也是“用游戏笔墨为鲁迅画像” ,这才把“反对折衷调和 ,反对四平八稳 ,看到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便拍案而起 ,敢笑敢骂敢想敢打”的“鲁迅描绘成无名火发、无名兴叹 ,不交锋则不乐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 ,好像鲁迅是在为交锋而交锋”。<2 > 他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在《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 :谈谈当前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这篇文章中 ,陈漱渝先生因“冯骥才是一位有才华的当代作家”并“毫不怀疑他对鲁迅的崇敬之情” ,因而对冯骥才之“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进行了学理性批判。他认为 ,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 ,不仅是片面的” ,而且“还是贬意的或非难的”。虽然说“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过程中曾经受到美国传教士亚瑟·享·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影响……是毫无疑义的” ,而且“也受到了该书日文译者涩江保的影响……也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有着更为深广的中外文化渊源 ,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陈漱渝说 ,“鲁迅对待史密斯的著作始终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这就是 ,“他一方面指出《中国人气质》一书‘错误亦多’( 1 933年 1 0月 2 7日致陶亢德信 ) ,另一方面又希望中国人‘看了这些 ,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 ,变革、挣扎、自做工夫 ,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 ,来证明究竟怎样是中国人 (《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三 )》)”<2 > 等等。在此以下的论证里 ,陈漱渝先生对待冯骥才先生的观点 ,都是运用独立证明法进行间接反驳即先证明和冯骥才先生相矛盾的自己的观点正确 ,再从而说明冯骥才先生观点的错误。这种温和式的学理批评大概也是陈漱渝先生因冯骥才“崇敬鲁迅”所给予的面子。然而 ,陈漱渝先生对待王塑则不然。虽然说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 ,王朔当然可以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 ;作为一个读者 ,他也自然会有阅读鲁迅作品的独特感悟。然而不幸的是 ,”陈漱渝说 ,“作为一位狙击手 ,他的子弹并未击中鲁迅的要害 ;作为一个批评家 ,他的文章也十分缺乏学理 ,因此进行批驳毫不困难”<2 > 。针对着王朔的一系列论点 ,陈漱渝先生连续运用归谬法逐个进行直接反驳 ,直至将王朔观点驳得体无完肤为止。陈漱渝先生是完全正确的。因此 ,我们就不能否认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至少 ,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最伟大的人物。那么 ,为什么会有许多人对其有不同的看法呢 ?我们认为 ,如同世界上任何伟大人物都有缺陷一样 ,鲁迅亦有其不足。比如他和梅兰芳的关系。如果说其在文章中“骂”梅兰芳“男人扮女人”还只是一种认识 ,一种文化现象 ,那么 ,其在书信中经常以不屑的口吻说“梅郎之流耳”等类的话 ,实在不敢令人恭维。这大概也是梅兰芳先生后来至死也不参加鲁迅的纪念活动或即使参加但却一言 不发的缘故。还有其和所谓“四条汉子”的关系。据夏衍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忘却的往事》中回忆,他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鲁迅的一段话即“去年的有一天 ,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 ,到得那里 ,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 ,从中跳出四条汉子 ,田汉 ,周起应 ,还有另外两个 ,一律洋服 ,态度轩昂”是这样辩驳的 ,他说 ,鲁迅之语不仅“去年”时间不正确 ,而且 ,当时的他们也不可能“坐汽车”去找鲁迅 ,更不是什么“一律洋服”。因为 ,鲁迅信中之“去年”时 ,“四条汉子”的阳翰笙和田汉二人正在国民党监狱 ;而那时鲁迅住在日本的租界 ,他们也不可能坐汽车去找他 ;至于“一律洋服” ,夏衍说虽忘记他人穿的什么 ,而自己穿的袍子却还记得清楚 ;关于“态度轩昂” ,夏衍说 ,那时他们年龄最大的不过 36岁 ,“身体也没病 ,所以‘轩昂’了一点可能是真的”。<4 > 鲁迅的言过其实即对周扬等人的“骂” ,连即使一向最为崇敬他的陈思和先生 ,也不得不说“在那封信里 ,鲁迅痛斥‘四条汉子’ ,点名周起应 ,确实是言重了”。<5> 虽然如此 ,然而周扬可能是以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的度量而从未在公开场合中说过鲁迅的不是。但是 ,这并不能不让其他公正平和者为他们说句公道话而对鲁迅评论一二。其次 ,是对鲁迅及鲁迅作品的误读。如冯骥才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 ,而忘记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态度和目的 ,这才使冯先生在此大问题上只看到表象而忽视了实质 ,以致引来众多的非议。众所周知 ,虽然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 ,但是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和西方传教士的观点具有本质的不同 ,”因为 ,“外国传教士是抱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用猎奇的眼光来看中国人 ,……对中国民族性的剖析 ,也具有极大的片面性 ,甚至包含有歪曲的成分”<2 > 。然而鲁迅笔下的国民性之劣根批判是通过文学这面镜子 ,照出国人真实的“我” ,为的是揭出病苦 ,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他是怀着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大悲恸进行创作的。这就是所谓创作题材无禁区 ,关键是要看作家的创作态度。其实 ,鲁迅自己也承认 ,他的小说创作所仰仗的就是其早期所看的百多篇外国小说。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其题目也是借鉴于果戈理的同名作品 ,就连人物性格也有相似之处。然而 ,鲁迅的《狂人日记》却明显比果戈理的小说忧愤深广。这个问题 ,已是众多研究者评滥了的内容 ,冯骥才先生不该不清楚。如果不然 ,那么他只看到了鲁迅及其作品的一面。再次 ,就是自称“流氓”如王朔类 ,因为其一贯以“亵渎神圣 ,消解崇高 ,反叛权力 ,颠覆传统”<3 > 的姿态出现 ,因此 ,鲁迅必然会成为他亵渎和颠覆的对象。对此 ,我们并不觉得奇怪。然而葛红兵似乎和王朔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具有名牌大学博士学位并在名牌大学任教的知识分子 ,他不会不懂鲁迅的价值。然而他之所以要“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 ,恐怕有故作他论以图出名之嫌。我这样说 ,也可能冤枉他了。还有一种原因 ,就是“有学者认为”的“出现这种思潮是因为目前禁区太多 ,造成了人们的心理逆反”。<2 > 并且 ,更兼某些研究者对鲁迅挚爱 ,以致在分析问题时过分偏袒鲁迅 ,这也是造成人们逆反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房向东先生所著《鲁迅与他“骂”过的人》 ,全书 (上编 )中共论证了 33位(这个“位”有时表现为集合概念 )被鲁迅“骂”过的人或事。在这些人中 ,既有北洋军阀政客章士钊 ,又有封建遗老林纾 ;既有资产阶级文人陈西莹 ,又有“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目标的同志”郭沫若和被其骂作“庸俗 ,三闲 ,才子 +流氓”的成仿吾等等。综观全书 ,作者对于鲁迅与其所“骂”之人的论争 ,都是站在前者的立场批评他人而肯定其一贯正确。就以《“避而不谈”与“撒谎” :鲁迅与“四条汉子”》这篇为例 ,房向东在引用了本文此前所摘引的夏衍《往事》的那段话后 ,他对鲁迅与“四条汉子”的纠葛是这样总结的 :“夏衍把鲁迅批驳得体无完肤了。”如果按夏衍所说 ,那么“鲁迅关于‘四条汉子’那段话 ,没有一句是准确的 ,是对的”。然而他“读罢” ,却“觉得是一个严谨而不领风趣的人 ,在一本正经地批驳一个幽默的人。”他说 ,“鲁迅是一个作家 ,而且是一个幽默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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