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端于１９世纪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经历了从经济到政治不同历史维度的置换之后，最终深入 到文化层面，并聚焦于“人”的现代化变革，也即梁启超所说的“全人格的觉醒”。有５０００年 文明史的中国到２０世纪初才宣称发现了“人”。此后“人”的问题便不断在“发现”与“失落” 的悖论中浮沉。“人”自身所具有的丰富性与中国特定历史环境的复杂性使“人”这一论题成为２ ０世纪中国的重要话语之一。这个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各个领域的问题在２０世 纪初的中国，却是以文学作为探索的先导。文学早就被赋予了启蒙人心的重任，因此从文学的角度 考察“人”的问题无疑成为解说这一重要话语最有效的切入点。在中国，“人”的意识的觉醒首先 从“国民意识”觉醒而发端已是不争之实，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亡命东瀛的梁启超在痛苦的反思 和异域环境的激发下，思想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开始醒悟到：包括新法在内的过去所进行的变革 都未抓住根本，只是在追求物质之文明，而只有精神文明才是真文明，这种真文明便是“人”的现 代化。“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 新国家”［１］。幡然醒悟后的梁启超把“新民”定为第一急务，而且对新民的途径———小说做 了一种极端化的强调：“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 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 ，欲新人格必新小说。”［１］在梁启超看来“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的力量，于是毫不犹 豫地揭橥“小说革命”的大旗，“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尽管梁启超的倡导并 未如期实现，但是“新民”作为以“立人”为指归的启蒙新思维以及思想启蒙必然依赖于新文学的 思维方式却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人。不断积蓄的历史势能至五四终于转化为强大的动能，五四新文化 倡导者们在前人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进，以更迅猛的态势掀起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的浪潮。以 “新民”为标志的思想启蒙固然使“人”摆脱了家族的缧绁，直接以“国民”的概念把个人与国家 联系起来，但是“国民”仍属于“群体”，当二者利益相抵触时，必然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所 言要“屈己而利群”，这是徘徊于救亡与启蒙之间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必然产生的价值倾斜，同 时也是与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区别所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五四知识分子是把“国家 ”作为踏倒的偶像，以开放的眼光、博大的胸襟在“世界主义”意识下重新审视“人”这个问题的 。鲁迅早在《破恶声论》中就认识到在“国”的笼罩下，个人必将“泯于大群”的危险性，因而奋 力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在胡适看来，只有“纯粹的为我主义”才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周 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则提出要“辟人荒”。所有这些对“人”的个性与自由不无激进的倡导都是 和处于青春期的中国所产生的文化冲动一脉相承的。正是在这种激进的时代大情绪的影响下，形成 了一种现代与人、传统与非人相对应的简单而有力的思维模式，现代人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 “非人”化存在的批判中得以确立的，一切从属于传统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都被认为是奴隶 之道德，而“自由自主之人格”才是现代人的圭臬，中国人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安身立命之本顷刻间 成为国人走向新生的障碍。后人无论怎样以反思的态度去评判当时的幼稚与偏激，都不能抹杀这种 冲动的必要和可贵，这恰是促成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一股尖锐的突围性力量。与其有人把五四称为“ 理性缺位的启蒙”，不如说中国知识分子所担负的启蒙理性太沉重，反而使得这种理性常常以非理 性的方式表现出来。逃离奴隶的铁屋奔向人国的迫切渴望，使觉醒者形成一种文化和心理的偏执： 对“狂人”以及“疯子”精神的张扬成为特定历史情境的表征。鲁迅当年对摩罗诗人的呼唤正是希 望借助一种狂飙式的力量来荡涤一切积垢，为新生开出一条通道的。傅斯年当年也讲：“中国现在 的世界真是沉闷到、寂灭到极点了，其原因确是疯子太少了……我们最当敬从的是疯子。”“疯子 是我们的老师。”犤２犦鲁迅笔下的一系列狂人形象，如狂人、吕韦甫、魏连殳以及《长明灯》中 决绝地与世俗抗争的疯子，都可以看做是五四时期“人”的代表。“狂”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中并不 是一个负价值的概念，往往是特立独行、反正统、反传统的表现方式，它本身就潜含着真理的成分 。而佯狂几乎成了志高言放，不与世俗相俯仰的一种文化模式或人格模式。传统的佯狂文化在与西 方文化思想的交流碰撞中已涵化出新的狂狷型人格———狂人，他们不再是“以狂避世”或“以狂 忤世”的文人士大夫，而是要与传统决裂的现代启蒙者。这种狂态一方面是觉醒者面对强大的环境 压迫为保持自己的个性所作出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在庸众眼中他们确实被看做疯子。环境的险 恶使他们以佯狂来反抗吃人的历史、反抗孤独、反抗绝望，本质清醒和外表癫狂的极度对立构成与 传统对抗的特殊状态，而狂态之下所袒露的恰是“真的猛士”的殷切渴望，而在一个缺乏足够的同 质力量支撑的文化语境下，难免要以失败告终。正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 言》中所描述的那样：“但那时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的，然而是悲凉的。即使 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 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的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洞中，悲哀孤 寂地放下他们的箜篌了。”我们终于只看到奴隶的铁屋在狂人充满义勇与正气的笑声中摇摇欲坠而 没有坍塌，铁屋中的人依旧沉睡，狂人最终成为奔向人国途中的一道凄凉的风景。与五四“狂人” 在人格、气质各方面呈现同种姿态的还有那些大胆追求个人的爱情幸福、漠视传统礼教，因而也不 见容于社会的异数。五四“人”的发现是以自我的发现为其重要层面的，“以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 ，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己而存在了”犤３犦。而个人的觉醒真正落到 实处则是现代性爱意识的觉醒，正如鲁迅所言：“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犤４ 犦《伤逝》中的涓生、子君，郁达夫笔下的病态游子以及淦女士笔下有着“逆情悖理”之举的女性 都是觉醒了的人之子，但最终也都是愤怒、感伤、沉沦、自戕，泯灭了对抗环境的狷傲。企图让这 些孤立无援的个人承担起整体精神重建的重任，无论从主观还是从客观讲都是一个英雄主义的幻想 。启蒙的空想性最终使每个“自我”必须面临选择：是一意孤行走向乖张变态甚至毁灭，还是走向 群体并认同群体的价值去摆脱自身局限。对个性主义的超越同时也成为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２０ 世纪的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救亡图存，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的根本途径则是政治变革。这就决定 了现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最终要对思想启蒙进行政治认同。当救亡成为笼罩全局的主流话语时， 一切都不过是救亡的工具。当五四以来人的个性自由的价值被无限夸大，超出工具的层面，甚至成 为一种终极价值被关注时，则其必然与历史的深层目的相背离而受到规约，从而使回归民众、放弃 个性成为时代风潮。２０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鲜明特征之一是常常以对原初目的的否定、肯定、再 否定形成回旋式的发展轨迹，在这种肯定与否定的二元对立思维中，事物之间内在的逻辑往往被忽 略了。新的历史动力推涌出的革命文学家并不把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看成是一脉相承的历史流程， 处于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过渡状态的“革命罗曼蒂克”风潮是五四以来人的自由个性最后一次闪 亮登场，但很快遭到清算，被剔除了浪漫，仅剩下了革命。自由恋爱作为个性解放的一种表现方式 ，曾经在“五四”时期风靡一时，但在血与火的革命行程中，却很快成为一种奢侈品，而革命就必 须在群体的旗帜下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因此让“小我”毫无条件地服从“大我”，是中国一代人 所必须进行的精神大调整。冯雪峰在《关于新小说的诞生》一文中就认为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 《水》，丁玲走了一条“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道路”。我们应当承认，当文化 层面的变革陷于绝境，历史又置换出更加剧烈的政治斗争作为突破困境继续前行的动力时，既为穷 途的觉醒者提供了精神调整的契机，同时也使之陷入另一种悖论。当戴望舒抛弃手中的油纸伞，不 再徘徊于雨巷，而是投入到革命的大合唱时，当殷夫别了哥哥，由青春的恋歌转向对“大我”的歌 颂时，他们确实感到了“自我”的价值所在和投身群体解放时的喜悦。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要承受 个性被压抑的苦痛，与《水》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比，丁玲表现个性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和 《在医院中》却遭到了批判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战火把人的阶级性锻炼得通红，而充满生动个性 的自我却显得如此苍白。战争作为一种非常状态把一切都纳入其应有的逻辑，浪漫诗人成为清一色 的铁血战士也是必然。个人与群体的冲突在革命激情的涌动下只是一股暗流。但硝烟隐退后，战时 的亢奋状态却人为地保持了太久的惯性，被压抑已久的个性不但没得到伸张反而越发遭到彻底的压 制时，必然导致历史性的精神错乱。“文革”就是最狂热的一次发病，其症状是狂欢节式的造神运 动。现代国家虽然理应是一种理性的产物，但在某些异常时期却迫切地需要神话的支持，在２０世 纪中国的后半期，对各类英雄的塑造已经为神话的制造客观上作了铺垫。英雄是人的一种理想化的 存在方式，同时也是神的世俗化的存在方式。战争年代是一个需要英雄和产生了英雄的年代，塑造 英雄更是新中国成立后，洋溢着胜利喜悦的人们对自己的代表的真诚的歌颂，《红岩》中的江姐、 许云峰，《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这些英雄人物既体现出一种毫不矫饰的高贵品质，同时也成为一种无个性的存在。而一旦把这种“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硬性确立为惟一的创作法典甚至氵项做人准则时，便使人陷入了一种不能选择的死胡同，《虹南作战史》、《西沙儿女》、《金光大道》以及八台样板戏，就是在“三突出”原则下塑造出的诸多无情、无欲、无生、无死的神圣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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