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围城》中的弱质知识分子形象

钱钟书作为一个学贯中西 ,融通古今的学者型作家 ,对中西两种文化传统均有着深层的把握 ,他的作品《围城》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后所产生种种现象的思考。《围城》中的知识分子 ,可以说是中西文化汇流下的弱质知识分子。本文拟从三个层面对他们进行分析。一、作为留洋知识分子 ,方鸿渐在中西两种文化濡染下所呈现出来的弱质表征 :玩世不恭与和同随俗。作为汉学家钱基博的儿子 ,钱仲书幼承庭训 ,与中国文学传统有着深厚的亲缘关系。青年时代的留学历程又使他对西方文学传统和现代思潮有深层的把握。因此 ,他采取了以现代视角冷峻观照中国文学传统的方式 ,在作品中完成了从传统忧患意识到现代忧患意识的转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 ,传统的文学作品强调人的社会价值 ,主张人的个人价值要融入社会价值当中。在钱钟书的作品中 ,这种对人生境遇、国家命运的思考转向为对整个人类文化价值和人性心理困境的关注与体察。承载这种观察与思索的便是《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方鸿渐是封建世家出身 ,又留洋四年 ,中西两种文化对他的濡染在他身上都可以找到印迹。他的某些生活方式很“新” ,骨子里却又很“旧” ,而且在关键时候“旧”的成分往往起主要作用。他本质上的“旧”使他对外来文化 ,对富于竞争进取的现代精神 ,产生一种本能的抵制。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因素铸就了他那种士大夫式的慵懒虚浮、得过且过的品格。他的慵懒无能注定他在恋爱婚姻乃至现实社会中找不到位置 ,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方鸿渐生活在一个文化精神复杂的时代 ,在中西两种文化中的消极成分濡染下 ,他成了一个彻底的弱质知识分子。作者将此种弱质分解为两种性格要素 :玩世不恭与和同随俗。买假文凭是方鸿渐的玩世不恭 ,与“岳父母”的周旋是他的和同随俗 ;与鲍、苏两位小姐的交往是玩世不恭 ,于失掉自主的情况下和孙柔嘉结婚是和同随俗。方鸿渐上大学时并不玩世不恭 ,那时见女生就脸红 ,外号“寒暑表”。他是在饱受包办婚姻的困扰之后 ,又沾了包办婚姻的光得以到西方留学 ,转了一圈回来才变成这样的 ,鲁迅先生在《两地书·二》中曾在分析滑稽玩世的社会心理时视之为传统文化的嫡出 :人在“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 ,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和‘玩世不恭’”。但严复却在《论世变之亟》中指出“中国多忌讳 ,而西人重讥评” ;“中国追淳朴 ,而西人求欢虞”。依这二者的推论 ,玩世不恭其实是中西文化交替冲击之下的产物。“和同随俗”则是一种唯上是从、唯俗是从的文化心态。孔子讲“和” ,承认事物的多样性 ,提倡个人绝对服从家族和国家 ,强调对立中的统一 ;墨子尚“同” ,要求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都以天子的意志为意志。“和”、“同”两种文化观念小异而大同 ,都是要强调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和谐与统一。可见 ,方鸿渐的性格与命运正是“西学东渐”“中体西用”所造就的。他徘徊于中西两种文化互相撞击的空间里 ,受“围城”之困而无法脱身。二、纵览三闾大学知识分子阶层群体众生相 ,透露现代文明重压下的人性困境 ,以及对知识分子群体弱质的讽刺与哀叹。《围城》对方鸿渐以及他的留洋归来的朋友同事们并非只有“崇洋媚外”的讽刺与批判。尽管书中不时会出现诸如“落伍的时髦 ,乡气的都市化 ,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 ,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钉 ,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之类语出嘲讽的句子。但这些都是点到即止 ,不能认为此种嘲讽就是小说主要思想倾向的体现。钱钟书所关注的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沟通 ,整个人类相同或相似的精神境遇。在《围城·序》中他写道 :“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 ,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 ,只是人类 ,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就是说 ,作者选取了某一职业阶层群体作为叙述对象 ,但是 ,他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文化精神。作家透过方鸿渐的视角看社会。时代像是“装了橡皮轮子”似的飞快进步 ,然而方鸿渐万里归来 ,即“感觉出国这四年光阴 ,对家乡好像荷叶上泻过的水 ,留不下一点痕迹”。这也是作家内心的悲凉。小说所体现的对于中西文化的思考无非还是“围城”———人类对异已文化的难能沟通 ,百年的欧美风雨对于中国来说 ,也不过是“荷叶上泻过的水”。一如他在书中所写 :“……黑夜里两条船相迎擦过 ,一个在这条船上 ,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 ,没来得及叫唤 ,彼此早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 ,反见得睽隔的渺茫。”这不仅仅是指男女之间的擦身而过 ,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精神隔阂的象征。方鸿渐恋爱失败 ,适逢乱世 ,在上海没有立足之地 ,于是辗转到了三闾大学。这是一个由留学生和大学教授组成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天地 ,是一个既特殊又普通的生活领域。一方面 ,这些知识分子和外国文化保持着或曾有过密切的接触 ,比较具有“世界的视野” ;另一方面 ,他们又和上层和官场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联系 ,比较靠近政治的圈子。这两种情况 ,决定了这部分人处于社会的一个敏感部位。同时 ,这也是一个容易受到震动的、很不稳定的部位 :各种思潮的相互消长 ,人心世道的升降浮沉 ,道德文化的踔厉沦没 ,世事时局的嬗变递更 ,等等 ,都极容易在这个敏感的部位上反映出来处在这个圈子中的知识分子们个个“学贯中西” ,擅长“中体西用” ,其中尤以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为典型代表。他是学生物的博士 ,从达尔文那儿“知道‘适者生存’是天经地义” ,所以他回国最能适应环境。在学校管理上 ,他由“生物系统论”发展到了“管理系统论” ,在这个健全的机体里 ,容不得特殊人物 ,而“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分子”。赵辛楣不安分 ,方鸿渐竟敢藏有拉斯基的《共产主义》 ,理所当然要把他们踢出三闾“系统”。除了方鸿渐之外 ,小说中的其他儒林中人几乎是个个能混。韩学愈是“克莱登”大学“毕业” ,方鸿渐也是“克莱登”。结果是韩学愈先教授而后系主任 ,校长还把他看成一尊菩萨 ,方鸿渐为了个副教授却受尽了高松年的作弄。小说在他回国之初特别为他安排了一场讲演 ,题目便是堂而皇之的比较文化“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结果他一点也不顾中国国情和具体场合 ,出尽了“洋烟”、“杨梅疮”的洋相。方鸿渐笨朴粗拙 ,半土半洋 ,因此才会在“中西文化交往”的潮流中两边踏空。这一群文化人在中国走向世界或世界走向中国的过程中 ,首当其冲或负有先知先觉人的使命。可是 ,他们却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夹缝中表现得如此不堪。这是钱钟书对知识分子群体弱质的讽刺与哀叹。除去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 ,钱钟书还对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进行揭示。在《围城》里 ,虚荣弥漫在各个角落 ,买假文凭的方鸿渐 ,伪造剧作家签名赠书的范小姐 ,汪处厚挂念在南京的房产 ,陆子潇说在抗战前有三个女人抢着嫁他 ,李梅亭在上海闸北“补筑”了一所洋房 ,方鸿渐也把沦陷区的故宅大了几倍 ,所以日本人能烧杀抢掠虚荣心里的空中楼阁的房子 ,乌托邦的产业和单相思的姻缘。无独有偶 ,当方鸿渐夫妇搬入新居时 ,妯娌俩联袂名为道喜 ,实为“侦查” ,都向孙柔嘉虚报当年的嫁妆 ,一个说家具堆满了新房 ,一个说衣服多得穿不完。这里形成很有意味的对称结构 ,一是喝过洋墨水的大学教授 ,一是不通文墨的粗俗妇人 ,高雅与粗俗相距以道里计 ,但在虚荣心上是一致的。钱钟书由男及女 ,由上层到下层 ,由有知到无知地通过对虚荣心这一普遍的人性弱点来揭示人性的颓败 ,体察现代文明重压下的人性困境。三、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交汇之下 ,人类“围城”状态的哲理性思考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生忧患感和文化心理感。钱钟书用调侃的态度对异已的世界进行嘲弄。他深刻嘲弄了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弊端 ,诸如宗教思想、道德观念、哲学意识等 ,揭示了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改造和它巨大的同化力量。方鸿渐、苏文纨这样一些喝过洋墨水 ,受过西方文化熏染的知识分子回国后竟一事无成 ,客观上表明了西方文化照搬到中国的失败。然而 ,《围城》不仅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的困境 ,而且进一步将其思想批判意识和审美观照意向提到了形而上的高度 ,它审美概括是涵盖整个人生的 ,它的思想批判意识最终是指向整个人类存在的。在小说的艺术表现过程当中 ,理性思辨色彩占主导地位 ,情感是节制内敛的 ,作品的哲理品格才是作者最高追求。在《围城》里 ,方鸿渐的人生旅途完全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 ,几乎是受某种本能的支配 ,或者更应该说 ,受“命运”的拨弄 ,永远在寻求走出“围城” ,而事实上却是不断地从一座“围城”进入另一座“围城”。这进进出出 ,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对精神家园的探求 ,深层的心灵呼吸引发深层的精神求索 ,无助的求索导致宿命感的产生。然而方鸿渐所做的一切都是盲目的行为 ,而且终究都是无用功。这种结构安排带有总体象征的意味 ,寄寓着作者对人生的哲学思考 :人生处处是围城。在解题方式上 ,作者让“罗素的老朋友”褚慎明开口道出“婚姻如鸟笼”。这不仅仅是一种调侃戏谑 ,更是对其哲理感的强化。值得注意的是 ,在褚慎明等人在大谈“鸟笼”、“围城” ,似乎都对人生哲学有清醒体会时 ,唯独方鸿渐“给酒摆布得失掉自制力 ,觉得另有一个自己离开了身子在说话”。这暗示着方鸿渐始终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 ,同时也表现出现代人日益失去主宰自我的自制力的落寞感和孤独感。这已经类似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出现的那种人生感受或宇宙意识。无奈的宿命感透露着战后社会心态的一个侧面 :痛憾自己无力改造社会 ,只好把人生困厄归于“命运”的嘲弄”以此获得心理上的超然与解脱。纵观世界诸民族、国家的历史 ,生逢文明冲撞、文化汇合和自身民族历史的发展处于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 ,往往要肩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