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味深长,死,无法破译。死是什么?几千年来,神学界,生物学界,人类学界,文学界执 牛耳者穷穷追索死亡之谜,却始终无法窥其全貌。一方面是死的神秘与无法言说,一方面是人类永 远向死而在,正是人类这一悖论处境使死亡主题成为恒穿千古的文学母题。而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 重生忌死的民族,自先秦以降“重生轻死”的生命哲学理念不仅压抑了中国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蓬勃 发展,而且在中国文学很长一段流程中忌讳将死亡作为一种生命样态富有本体色彩的呈现出来。单 就中国新文学前60年来看,作家的死亡意识仍显浅白散淡,作品的死亡场景中依旧承袭着过多的 政治意识色彩和价值功利目的。我认为,只有在新时期,死亡描写作为一种不可回避的文学现实才 显露出了本体性和创造性的诗学诉求。历经噩梦般的十年浩劫后,20世纪80年代伊始,中国文 学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理想主义和新的觉醒时代。那段非人岁月残留下的累累伤痕使重新关注个体与 群体的“生与死”成为新时期作家一种本能的应激反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应激反映又内化 为代代作家血脉相承的生命与死亡意识。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新时期小说中的死亡形态成为一道无 法绕过的文学风景。而仔细地梳理新时期小说中繁复缤纷的死亡叙写,我认为,以作品中人物的死 亡来界说现实生命诸种存在际遇是其最主要的旨意特征。我把这种死亡叙写所呈现出的文学样态称 之为死亡的界生形态,它是作家形而上的创作意识有目的的感性显现。简单而言,死亡界生形态是 指作家以死亡形态的纷繁呈现界说“生”之根本。具体说来,“界生”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语意 范畴,它不仅仅指阐释生命、生活、生存,同时也包蕴了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情境语境、人性深层 积淀和现实生命遭际等诸多层面。就其文学的价值趋向而言,死亡的界生形态承载着重大的启蒙教 育功能和政治伦理色彩,这是一种带有明显功利主义和理性判断色彩的死亡描写模式。我从以下四 个方面展开分析论述。一、迷狂在政治话语里的悲情控诉新时期伊始,反思历史、批判社会、启蒙 国人、控诉罪恶成为饱受“创伤”的中国文学面临的首要任务。尤其在“伤痕”和“反思”文学中 ,高频出现的死亡描写成为作家完成“宣泄”与“控诉”的不可替代的“煽情”场景。在此目的之 下,死亡描写成为小说必不可少的情节构成。在死亡描写上,作家极力渲染了生命丧失的社会原因 与政治因素,以引发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为第一要义,并往往在文本结束借主人公之口企图帮助读 者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与精神信仰。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中,面对时代苦难酿成的无法弥补的亲 人永逝,王晓华信誓旦旦地发出了“妈妈,女儿永远不会忘记你和我—01—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 的,我一定不会忘记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的豪言壮语。同样 ,蒋子龙《蛇神》中那个文化局长上吊自杀前也没有忘记写完“永远忠于毛泽东”这句箴言。同时 ,在死亡形态的艺术表现上,作家几乎设定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套路:时代荒谬———个人殒命—— —控诉罪恶。卢新华的《伤痕》和林忆的《死结》直接将丧生者设定为亲生母亲,以母爱的永劫不 复增强控诉的力度。李存葆的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和《高山下的花环》在塑造为国捐躯、 慷慨赴难“英雄”的同时,将英雄的宏伟称号和个人生命意志,英雄的价值评判与社会的追认标准 一起辨证思考,反思了特定时代的悲剧根源。而且,在一些小说中,作家有意渲染了“自杀”这一 死亡极端方式的能指功能,并将其指认为控诉荒谬生存现状的最赋悲剧色彩的死亡形态。加缪这样 来阐释自杀的心理动因:“自杀与飞跃一样,都是在极限上认可。一切都告结束,人又会回到初始 的历史中去。人终于认清他的未来,他唯一而又可怕的未来并且向着这个未来急奔而去。”<1> Ｐ3从维熙的小说《死亡游戏》接二连三地写到了文革“劳改犯”的自决于人寰。陆淼原是北大数 学系的高才生,但他的才华却只能用来丈量暗无天日的劳改大院,最后不堪忍受生命凌辱的他自挂 于每日敲打的生命钟上。而继他之后的两位敲钟人也看清了自己的未来,同样选择了自我毁灭的消 极方式对抗整个社会。在“活着与死亡,如同住在一个房间”的残酷年代,只有回归死亡才是所有 智者的“唯一而又可怕的未来”。作家们依借这些“悲情小说”深切地体认着:是特定的历史生存 境遇使死亡成为可以延宕而始终无法摆脱的行为。二、建构在启蒙祭坛上的文化反思20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伴随“控诉”意识的逐渐消弭,作家于文化层面的反思意识也渐趋增强。他们以令人 心悸的死亡场景为窥豹之管,在痛切地抚摩中国传统文化畸形伤疤的同时审视其诸多分支的垢病与 残缺,并呼唤着正常人性的觉醒与复苏。在这类小说中,死亡仍是负载着巨大价值的斯达克利斯之 剑,高悬在文本上空,担当着批判与启蒙的双项功能。首先,作家以诡魅神奇的浪漫主义手法铺陈 了死亡的宏大丧葬场面,借此折射畸形扭曲的传统文化心态。韩少功的《爸爸爸》以死亡的惨痛反 思着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所谓族类、群体利益观念对民族生命更新的制约。如果说仲裁缝的半锅毒汁 彻底结束了中华民族的蛮荒时代,那么只会说“爸爸”和“×妈妈”的丙崽存活下来则隐喻了中国 传统文化负面的历史积淀。王安忆的小说《小鲍庄》则极力彰显了中国传统美德“仁义”被一度建 构和利用的荒诞过程。涝渣的死本身成为当地一次富有戏剧性的造神运动,如那高高的“永垂不朽 ”的墓碑一样空洞伟岸,却是企图转换命运的乡人和亲人的无限希望。王安忆批判了根生于国民心 理的畸形痼疾。其次,铁凝、洪峰等作家在将主人公推向死亡深渊的同时则奚落着中国传统伦理观 念中的“善良”、“孝道”复杂脆弱的一面,再现着诸种优良品质在正常人性欲望面前的不堪一击 。铁凝的《棉花垛》对愚蠢的善良进行了无情的嘲弄。而洪峰的《奔丧》则演示了一场人性欲望无 以压抑从而不断冲击孝道文化禁忌屡屡决堤出岸的丧葬闹剧,将“父丧”的庄严、神圣剥蚀得荡然 无存。这也暗合了思想家达克海蒙入木三分的分析,他认为:“哀悼并不是残酷的丧失所创伤的私 人情感的一种自然表露;它是一种为群体所强加的责任,人们哭泣,并不纯粹因为悲哀,而是因为 被迫哭泣,这是一种强迫他所采纳的礼节性态度,而这在极大程度上与他的感情状态相分离。”< 2>洪峰的这篇小说就是从这样的心理角度凸显了传统伦理礼俗在人类的真实情感面前的土崩瓦解 。在姐姐告知“爹死了”这一噩耗时,我冷静地注意到姐姐传达死讯时口腔里一股强烈的生蒜味; 在整个奔丧途中,我忙于比较妻子和嫂子的容颜却无暇记起父亲生前的任何一个细节;在火葬父亲 过程中,我遇到以前的情人并且不失时机地互诉离别之苦以至“泪水打湿了胸前”,而面对父亲的 遗体我却没有一滴眼泪,最后小说在“我就和妻回城去了,那里有我的家”中漠然收场。显然,作 者在以潜隐的本我人性与外在社会角色的尴尬冲突中亵渎了传统孝道伦理的神圣与庄严。另外,新 时期小说中以死亡点击中国传统文化禁忌陋习其他层面也不乏优秀之作。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 》和刘恒的《伏兮伏兮》是对中国“性禁忌”伦理传统的的有力反拨,这些小说生动再现了性道德 堤岸在生命本能欲望冲击下的毁于一旦。马原的《喜马拉雅古歌》和郑万隆的《黄烟》以个体生命 的泯灭昭示了民族复仇心理的残酷性与非理性。毕飞宇的小说《雨天的棉花糖》则佐证着中国“性 别本位”的吃人本质。总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作家的取材目标已经悄然转换,他们 逐渐平息了奔涌的控诉激情,开始理性反思民族文化血统中的诸多痼疾,在死亡描写文学价值层面 有了新开拓。三、迷失在死亡阴影下的人性言说新时期小说家生命意识强化的表征之一就是作家们 突破了创作素材局限于表层生活情态和人物群体形象塑造的单一局面,在消解“集体精神”的同时 关注个体生命深层动态和洞微人性不同层面的卑琐与丑恶。他们将死亡与人性相连,以惨烈的死亡 来映衬人性的阴暗与丑恶。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层面。从浅层面作家用大量的笔墨书写人类由于 心理卑琐从而诱发死亡的悲剧场景。在这类小说里,人性本身的细小瑕疵被人为地放大并夸张地进 行言说,在恐怖的死亡阴影中昭示生命的脆弱与人性的罪恶。苏童的《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中的李 先生定要追回肉贩子欠他的三角钱结果横遭车祸;迟子建的《白银那》中马川立一家贪财谋利导致 了善良的卡佳殒于非命;杨争光的《棺材铺》更是让人不寒而栗,棺材铺老板杨明远为自己能多卖 几口棺材不惜挑起全镇人的械斗,致使“马道里摆满了尸体,镇上百姓几乎全部丧生。”从深层面 看作家以血光四溅的死亡场景追索人类暴力与凶杀的源头,直捣人类灵魂深处的“恶根”。例如, 余华、苏童的一部分作—11—品不遗余力地渲染着人性深处“恶根”推动之下的一幕幕死亡惨剧 ,暴力、罪恶与死亡是作品中俯拾皆是的主题风景。作家将“人性恶”作为死亡的唯一动因,极力 铺陈与渲染人性深处残忍的动物性与强烈的报复欲。现代动物学家洛沦兹说:“人类的暴力行为和 攻击性与动物出自同一渊源,人类与动物一样,存在着原始的本能。”<3>余华的《现实一种》 将暴力场景安置在中国传统伦理情感的核心———亲情之中,通过山岗山峰手足之间的相互残杀演 示着人性无以扼制的攻击性。《死亡叙述》将人性深层中因报复欲望而起的攻击性本能刻画得触目 惊心。《难逃劫数》中一幕幕死亡惨剧更是令人发指,一个小孩因无意中窥视了别人的偷情而被凶 残踢死,新婚之夜新娘将事先备好的硝酸泼向新郎只是出于对其日后变心的恐惧,而丈夫为报毁容 之仇,也杀死了妻子。余华的这些小说都在不动声色的“冷叙述”中凸现了人性深处暴力冲动的荒 蛮与残酷。较之余华的冷静,苏童的小说在言说死亡时更多弥散着阴鸷的气息。他的“枫杨树故乡”和“香椿树街”时时刻刻都在上演暴力凶杀事件,他的有些小说是以“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4>为描写对象,向读者展示奔涌在“少年血”中的暴力液汁。《稻草人》中轩与土两兄弟为夺取一个玩具齿轮而谋杀了另一位少年;《刺青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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