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90年代文学批评的非学理化倾向

对于上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的困境,人们已经有过许许多多的指责与分析。笔者认为,如果从文学 批评是一种学术文化这一本质特征来看,当今文学批评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始终未能充分注意文学 批评的学术性品格,未能努力寻求深遵独特的学理思路、深刻丰厚的学术内涵,只是以表面看来快 捷、灵活而有力的方式,混乱、粗劣、肤浅地回应着社会与文学创作。而且,这种非学理化倾向在 文学批评中不仅没有逐渐得到克服,反而越来越严重,甚至大有成为公认正当走向的趋势。其结果,当然是批评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效益皆在愈益严重的程度上被丧失。时值新世纪的开端,中国文学批评界应该站在人类学术的高度进行深刻的自省了。本文正希望从具有 代表性的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评论和文学批评活动等方面的重大现象中,对批评的非学理化倾向问题作一种全面的剖析,以期引起对这一严峻问题的重视和警觉。众人瞩目、影响深广而且确有思想文化意义的热门话题,往往能集中而多侧面地展示时代思潮的典型 特征。下面我们就首先从文学思潮与波及到文学的文化思潮人手进行剖析和探讨。90年代开初, 震惊于以西方现代性价值标准为核心的启蒙话语的受挫,也源于“30年河西,40年河东”的文 化信念和了解中国国情的学术热情,季羡林、汤一介等老一辈学者打出了“国学”的旗号。陈平原 、汪晖等人则创办《学人》杂志,提倡梳理、研究晚清以来的学术史和学术传统,以期摆脱学术研 究与现实政治贴得过紧的状态,从对传统的考证中确立合理的学术规范,从而最终提高自我描述解 释现实的能力。应该说,这样的发展方向是相当有利于深化学理、提高研究的学术文化含量的。从 做学问的角度看,受这一思潮导引的不少学者也确实取得了扎扎实实的成果。但是,在总体价值取 向上,“后国学”思潮隐含着一种谨慎甚至有点退缩妥协的现实社会态度;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他 们则重考据而轻思辨,强知识而弱学理,而且没有充分注意到学术研究与民族命运的贯通性、对民 族现实发展的参与性,这样,他们就事与愿违,迷失于“故纸堆”和“书斋”,反而影响了学理的 博大。“后国学”思潮在当时缺乏相应文本的状况下,没有对具体的创作和批评造成直接影响,但 它与当前文坛的“文化保守主义”、“道德理想主义”趋向显然存在着文化依据方面的内在联系, 其学理未能博大融通的局限,也就在其中某些人单纯强调“文化至上”、“道德至上”等具有偏狭自图特征的精神立场的背后,被承传顺延下来。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兴起,一批有着广泛的西方当代思想理论阅读面的青年批评家,全面 地操持起西方后现代理论,用以解释中国精神文化的新变,预言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未来趋势,并敏 锐地拣择可以体现这种趋势的文本,以不无夸大之辞进行阐发和推崇。中国的“后现代”批评思潮 显出一种全球性的学术视野,也确实拓展了中国文学批评的视角。但是,它们如高射炮打蚊子,徒 具气势而不切实际,因而得不到广泛的心理认同,反倒时受讥嘲。首先,文坛可作他们预言的时代 精神趋势表征的文本,如陈染、林白的“私人化”、女性化写作的产品,因“中国特色”淡簿而无 法产生普遍的心理共鸣和精神认可。刘醒龙、何申、谈歌、关仁山等人反映转型期世相的小说好评 如潮,更是从反面鲜明地表现出“后现代”理论与中国最真切的社会现实的遥远距离,以至“后现 代”批评的某些中坚人物后来也不得不转换关注中心,关心起“社群化写作”来。文本表征的匾乏 ,实际上显示出“后现代”批评家们对中国现实和中国文学的基本估价的失误。而且,他们所认同 的社会物欲化、平面化和文学边缘化、世俗化的“后现代”立场,使得他们的一些批评活动夹带了 市场策略,这种“新潮”姿态引起不少人的反感,它又从实际操作的层面,体现出“后现代”立场 的欠缺。中国“后现代”思潮严重脱离民族基本生存状况拟构话语体系的学术思路,显然隐含着忽略思维的社会人文依据的弊端,作为一种人文科学理论,这不能不说是学理上带本源性的缺陷。人文精神大讨论勇敢地直面了当下中国的严峻现实。切中了处于时代核心的迫切问题,命题也具有深 广的学术文化视野和强大的精神文化涵盖力。但是,其中同样地出现了种种学理薄弱或非学理化的 因素。第一,人格至上的精神态度和人格姿态强化的言语策略,成为讨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把人 文精神浓缩为人格乃至道德水准的问题,确实有其敏锐精辟性,但对博大人性与社会多侧面合理性 把握的一定程度的欠缺也隐含其中。这种倾向导致了以立场代替一切的精神眼光,影响到创作上, 则是立场剖析、品格裁判和溯源类的思想随笔层出不穷,以深厚的精神文32化蕴涵为目标的力作 巨著的创作,在这一类作家批评家中一时却处于被搁置状态,如此的效果也许为倡导者们始料未及 。人格姿态强化的言语态度,主要是以“正义的愤怒”和“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情绪化形态表现出 来的。思想与激情同时敞露本为作家增强作品艺术魁力的有效手段,但作为社会文化态度,它反而 因某种排它性而影响了被接受的程度,还可能因“理不够、情来凑”的表象而授对立立场者以口实 。从本质上说,这种言语姿态也许恰恰源于主体对自我学理优越性和思想征服力的不够自信。人文 精神讨论的另一个非学理化因素,是庸俗化的倾向。把一场包容广阔的文化研讨,蜕变为形式逻辑 范畴的考究辩难,就是学术技术化、庸俗化的突出表现。当然我们不能说考据毫无必要,但真正意 义深远的概念,内涵往往是一个难以条分缕析详尽阐述、具有长久发掘可能的“黑箱”,人文科学 的概念还正以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可塑性为特征,所以.这种技术化实质上是一种学理的原始化、 朴素化和把理论实用工具化的倾向。对于对立面人格态度的溯源之中,存在着更为严重的庸俗化倾 向。张承志当过红卫兵,就说他有“红卫兵情结”、“原红旨”心态;王蒙曾被划为“右派”,就 说他思维的根本特征是“内心恐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落实到具体人物身上,这种剖析倒确 能人木三分、击中要害。但是,把一种具有广泛代表意义的文化态度,剥离为纯粹的个人经历的心 理凝结,把文化人格剖析蜕化为个人人身揭露,这无论如何难以称得上是学理的高层次,正因为有 着诸多的非学理因素的掺合,本来学理深厚的人文精神研讨,到后来竟演化为一种拆解人际关系乃至意气用事的局面。非学理化倾向对学术研究的思想文化意义的损害,于此可见一斑。“后国学”、“后现代”、“人文精神”三大思潮,都是既有强大的社会现实动因,又有深厚的理论 和学术背景,但最后都未能成功地实现自我的学术意图,这种局面被有些学者归结为“共识的破裂 ”。其实,除了种种宿命般的客观条件的制约外,最根本的缺陷,是它们学理的包容度、可证件和 一致性皆存在不足之处,而且,一旦越过气势恢宏的开张,思辨论争过程就越来越多地渗人了种种 非学理性的因素,学理的纯净度因而大打折扣。结果,人们既难以从根本上信服其学理,又不断失望于它演变过程的非学理化色彩,认同程度自然大大降低。因为可以也必须立足于文本,作家作品评论本来最有可能具备纯正的学术色彩和坚实的学理品质。现 实的状况却是作家作品评论的非学理化倾向愈演愈烈,甚至范围广泛、程度严重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首先,批评主体对非学理性事实存在明显的依赖附和色彩。我们可以仔细想想,九十年代有多少作品 是新闻媒介炒得风风火火,批评家才栅栅来迟、人云亦云的?批评家们开初的推崇备至和随后的吹 毛求疵,又有多少脱离和超越了传媒随机性地提供的视角与思路?有多少并不起眼的作品因为被改 编成电影和电视剧而一夜间身份倍增,引来诸多煞有介事的阐述、赞扬?有多少“热门作家”的平 庸之作被连篇累犊的评论弄得烟烟生辉,而‘啡热门作家”的精彩篇章却只被有心的读者细细品味 ?有多少作家因为“隐私”、‘’名誉权”甚至“抄袭”问题而使作品大大走俏,评论者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掺和进去?大都市作家和边远地区作家的劳动成果又因为地域问题导致了多大的评论差异?……所有这些随新闻媒介和作家名气、随大众、随地域、甚至随谣传的评论现象,显然都是批评主体对非 学理性事实的依赖与附和。本来在文学作品的发现、推介、分析和导读方面,评论家应该起着主导作用,现在却反主为客、反引导为从属,这不是非学理化倾向又是什么呢?其次,作家作品评论中的经验感知性、主观随意性倾向日趋严重。不少评论仅仅停留于自我的阅读体 验,再在朴素感知型的思路中散列一些细部的技术性分析;另一些“书院”评论家则先洋洋洒洒地 铺陈一大通理论,然后蜡蜒点水式地从作品中抽取一点例证,就把整部作品往自己掌握的理论中生 拉硬套。读者阅读时甚至不知是在看理论介绍还是看作品分析,严谨的读者如果把作品和评论进行 对照更会吃惊不小,因为它们压根就不是一回事;更有甚者,是那些根本未看作品,凭书名、凭目 录、凭提要、乃至凭封面设计任意挥洒的玄言妙论。这种评论越来越多地充斥于各种报刊,满足了 大量增加的报刊、大大扩充的版面对文字的需求,满足了读者的消闲性阅读欲望,却严重地影响了 中国文学评论的质量和声誉。尤为令人担忧的是,它们还被当作大众文化倾向而加以肯定和维护。评论如此浅薄,评论家如此懒惰。长此下去,学理何存?评价耸人听闻,分寸失当,是作家作品评论的又一病态现象。搜检近年来的评论,你既可发现大量的 ‘“大师”、“鬼才”、“奇书”、‘“绝唱”,又随处可见“泡沫文化”、“文化垃圾”、“痞 子”、“炒作”之类的字眼,但如果仔细考核,这些作品的差别不过尔尔。当然,“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论者对某一作家、作品或赏或厌而在评价在夹带情感性的夸张之辞,原则上并无不可; 思想的多元化在表面上似乎也为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提供了机会和依据。但几百千把 字的短论就开那么大的“空头支票”,学理的可靠性总难免令人生疑;多元化也不等于彻底的相对 主义,否则一部文学史就无客观性可言了。实质上,评价分寸失当可获得的不过是一个非学理性的目的,那就是耸人听闻,为所评作家作品或者为评论者自已哗众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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