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是中华民族传统饮品 ,相传黄帝时就有了酒。大禹时 ,仪狄造出了更甘甜、浓烈的“旨酒”。自此以后 ,饮酒便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魏晋之际 ,社会多故 ,乱世之中涌现了大批风流文士。士人们不但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文 ,而且留下了有关酒的大量奇闻逸事。晋时王恭曾说 :“名士不需奇才 ,但使得常无事 ,痛饮酒 ,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世说新语·任诞》)酒与文人成为魏晋之际的一个显要特征。阮籍作为魏晋名士之一 ,其饮酒著于世 ,所以鲁迅先生将他归入“竹林七贤”的饮酒派。① 阮籍之名声与豪饮的结合 ,正是魏晋时代名士特征的典型表现。但与此同时 ,阮籍与酒的结合又有其独特所在。通过考察、分析阮籍与酒的关系 ,则能引发我们对造就名士与酒结合的魏晋时代进行深入的思考。一、酒与狂魏晋之际政治变故频繁 ,士人常常处于生存危机之中 ,于是借酒装疯以躲避政治灾难成为士人饮酒的主要原因。阮籍饮酒也正是基于此。之所以饮酒能够起到佯狂避世的作用 ,这与酒的自然属性以及人们的传统心态有关。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 ,酿酒的历史源远流长。人们对酒的属性也早有认识。在酒精的刺激下 ,人的大脑会处于异常的兴奋状态。伴随大脑神经的麻痹 ,人的行为也逐渐丧失控制。这种由酒所引发的暂时性行为失调 ,虽然表现出与常规行为的不一致 ,但仍能得到人们的宽容和谅解。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将酒后失常归入了“疯”。中国古人将疯称为“狂易”。《周礼·天官·阍人》 :“奇服怪民不入宫。”郑玄注曰 :“怪民狂易” ,说这些怪异之人就是疯人。《汉书·五行志》云 :“失在狂易 ,故其咎狂也。”颜师古注 :“狂易 ,谓狂而易其常性。”对于狂易 ,人们的认识通常有两种。一是精神失常的病态。《白虎通·考黜》有“狂易病”的说法。二是由于外因造成的暂时性失控状态 ,如过多饮酒造成的发酒疯。无论是狂易还是暂时性失常 ,其表现都十分相似 ,即是一种非理性状态。并且 ,当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 ,便利用饮酒后的行为失常和他人易于宽容的效应 ,将想要表达的东西充分表达出来。这时 ,人们在常规下的矜持、胆怯、深思熟虑等理性行为也由于酒精的作用而弃之脑后。古人将这种故意造成的精神失常的病态称为佯狂。当然 ,其存在的前提是不能超越当时社会的包容度 ,这个度在魏晋之际就是封建伦理政治的核心———君臣之礼。酒的自然作用能使人达到狂易。同时 ,饮酒所引发的狂又是非常自然而不做作的 ,能为人们接受。这就为阮籍酒后的越轨行为为社会所容忍提供了依据 ,何况阮籍是一个典型的自伤者。他虽违规越礼 ,但从未超越封建伦理政治的核心———君臣之礼。所以阮籍遭母丧而违礼酣饮之际 ,裴令公就认为“阮籍方外之人 ,故不从礼制”(《世说新语·任诞》)。这当中除了阮籍具有才华和学识外 ,还得益于饮酒而狂在伦理政治的最大限度内能为传统心理所接受。阮籍在遭到何曾的弹劾 (“明公方以孝治天下 ,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 ,宜流之海外 ,以正风教。”)时 ,仍然得到了晋文王的谅解与维护 :“嗣宗毁顿如此 ,君不能共忧之 ,何谓 ?且有疾饮酒食肉 ,固丧礼也。”(同前 )这就为阮籍借酒避祸创造了条件。阮籍不仅善于饮酒 ,而且也善于利用饮酒而狂的特殊效应 ,消极地表达自己的真正意向。“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 ,籍醉六十日 ,不得言而止。”(《晋书·阮籍传》)这一方面说明阮籍饮酒之剧烈 ;另一方面作为魏晋之际的士人 ,怎样避免与统治者利益发生冲突 ,且不违背自己的意愿 ,阮籍选择饮醉而避 ,实不失为一举两得之策。诚然 ,归根结蒂 ,这仍是对生的高度重视。后汉马融有一段话很能说明以阮籍为代表的时人心态 :“古人有言 ,左手据天下之图 ,右手刎其喉 ,愚夫不为。所以然者 ,生贵于天下也。”(《后汉书·马融传》)由此可知 ,阮籍之狂乃是一种以生存为目的的避世之狂。对此 ,沈约在《七贤论》中也有评述 :“彼嵇、阮二生 ,志存保己 ,既托其迹 ,宜慢其形 ,慢形之具 ,非酒莫可 ,故引满终日 ,陶兀尽年。”(《艺文类聚》卷三十七 )阮籍与嵇康同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二人都饮酒 ,且皆以狂著称于世。但二人之饮酒与狂有差异。嵇康饮酒没有阮籍那样剧烈。史籍中也未见嵇康饮酒致于沉迷的记载。或许是因为“性好服食 ,尝采御上药”(《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转移了他对酒的注意力。而阮籍是不吃药的 ,所以他只是“纵酒昏酣”。(同前 )吃药与饮酒的区别就在于“吃药可以成仙 ,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 ;饮酒则不会成仙 ,所以敷衍了事。”② 嵇康的狂更多地表现为他桀骜不逊的鲜明个性 ,酒精的刺激则更能张扬这种特质。所以后人以“龙性难驯”来形容他。虽然嵇康最初也是希望象阮籍那样饮酒避世 ,但他自知“无万石之慎 ,而有好尽之累”③ ,所以不由感慨 :“阮籍口不论人过 ,吾每师之而未能及。”④桀骜的个性最终使他的狂放超越了封建伦理政治所能容忍的限度 ,“非汤武而薄周孔”⑤ ,乃至对当权者不满的行为表露导致其杀身之祸。酒在嵇康那里不仅没能使他躲避灾难 ,反而加速他走向死亡。由此可见 ,阮籍、嵇康皆号狂士 ,然阮籍乃避世之狂 ,所以免祸 ;嵇康是忤世之狂 ,故以招祸。⑥综上可见 ,饮酒而狂是需要一个限度的 ,即统治政权的容忍度。阮籍是善于饮酒避祸的 ,因为他能很好地把握这个度。酒与阮籍的人生也由此紧密联系起来。二、酒与人生如果说借酒避祸是酒的第一大功能 ,那么借酒浇愁则是酒的另一功能。曹操诗中有云 :“何以解忧 ?惟有杜康。”沉重的时代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生存的忧患 ,也是心灵的折磨。只有酒才能弥合他们的内心 ,消解他们的忧愁。阮籍便是一个借酒浇愁的典型。“王孝伯问王大 :‘阮籍何如司马相如 ?’王大曰 :‘阮籍胸中垒块 ,故须酒浇之。’”(《世说新语·任诞》)阮籍内心的郁闷与现实的残酷密切相关。“籍本有济世之志 ,属魏晋之际 ,天下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 ,籍由是不与世事 ,遂以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阮籍涉世之初和许多士子一样 ,对社会生活充满了信心 ,有着远大的志向。“尝登广武 ,观楚汉战处 ,叹曰 :‘时无英雄 ,使竖子成名 !’(《晋书·阮籍传》)但是 ,造就英雄的时代毕竟一去不复返。典午之变 ,司马氏对异己士人的无情杀戮给予士子们以深刻的警醒 :魏晋之际 ,人事已非 ,如果不能慷慨而生 ,那就必须顺服而存。逃避现实是士人保留生命与残存自我意识的唯一选择。但这种选择毕竟是不自觉的。因此 ,阮籍的遗落世事 ,不仅包含着他对王权的屈服 ,也包含着他对现实敢怒而不敢言的苦衷。其内心潜存的价值观念又常常使他敏感地觉察到现实与理想的种种矛盾。由此而加剧其心中的苦闷。“时将暮而无俦兮 ,虑凄怆而感心……步徙倚以遥思兮 ,喟叹息而微吟。”(《首阳山赋》 ,引自陈伯君《阮籍集校注》 ,中华书局 ,1 987。以下凡引此书 ,皆只注篇名 )内心的苦闷无人能知晓 ,积聚心中令他身心俱悴。“夜中不能寐 ,起坐弹鸣琴。”“徘徊何所见 ,幽思独伤心。”“感物怀殷忧 ,悄悄令心悲。”“终身履薄冰 ,谁知我心焦 !”(《咏怀诗》其一、十四、三十三 )内在的矛盾使他的生活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 ,他言行谨慎 ,连晋文王也不得不称赞 :“天下之至慎 ,其惟阮嗣宗乎 !每与之言 ,言及玄远 ,而未尝评论时事 ,臧否人物 ,真可谓至慎矣。”(《三国志·魏志·李通传》注引李秉《家诫》)另一方面 ,他又会因才使气 ,违规越礼 ,为世人褒贬留下话柄。而弥合这一切的途径则只有饮酒了。以终日的迷醉来麻木自己对世事的敏感 ,又用它来回避外界的干扰 ,为自己的一时冲动找到可以谅解的理由。但是 ,阮籍毕竟是热爱生命的。生命存留的痛苦也可以用酒精的麻醉作用来消磨。因为 ,酒不仅可以令阮籍远离世事 ,而且还能让他领略美好的意境。关于饮酒的感性体验 ,在阮籍的文字里没有直接的表述。但在庄子那里却早有说明 :“夫醉者之坠车 ,虽疾不死 ;骨节与人同 ,而犯害与人异 ,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 ,坠亦不知也 ,死生惊惧 ,不入乎胸中 ,是故物不 ,彼得全于酒 ,而犹若是 ,而况全于天乎 ?”(《庄子·达生》)在庄子看来 ,神全则形神相亲 ,超乎生死之外。而这一切 ,皆可从酒中获得。竹林饮酒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刘伶也在其《酒德颂》中谈到醉酒可以“无思无虑 ,其乐陶陶。……静听不闻雷霆之声 ,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 ,利欲之感情。”(《晋书·刘伶传》)刘伶笔下“唯酒是务”的“大人先生”与阮籍理想中“与造物同体 ,天地并生 ,逍遥浮世与道俱成 ,变化聚散不常其形”(《大人先生传》)的“大人先生”何其相似 !同为竹林挚友 ,二人以饮酒而著称 ,想必在对饮谈玄的同时 ,他们也同时感受到了酒所带给他们的形神相亲的美好幻觉。但真正就饮酒而言 ,阮籍却远不如刘伶那样彻底和洒脱。刘伶不仅“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 ,甚至可以抛弃生命的尊严去追求饮酒的刺激。“常乘鹿车 ,携一壶酒 ,使人荷锸而随之 ,谓曰 :‘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晋书·刘伶传》)由此可见 ,酒已成为他生命的全部。所以他可以在鬼神的面前大言不惭地说 :“天生刘伶 ,以酒为名。”(同前 )阮籍则不然。无论他怎样纵酒狂放 ,却从来不曾豁达到放弃生命。这说明他对生命是极度留念的。而酒所带来的美好幻境是沟通精神与肉体的有效捷径 ,能够使生命在有限的时空里更为丰满 ,因为在严酷的现实环境下 ,达到理想超脱的精神自由之境是阮籍人生的夙愿。他在诗文中多处用“邓林”来表达对这一境界的无限向往。“邓林殪于大泽兮 ,钦邳悲于瑶岸。”(《清虚赋》)“焉见王子乔 ,乘云游邓林。”“夏后乘灵舆 ,夸父为邓林。”“西北登不周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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