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宣元之际,经学由昌明而极盛,皮锡瑞述之于《经学历史》,可谓定论。此种转折之内在历史原 因,先达时彦多有阐发,而少有对于元帝在这一转变中所起作用进行专门探讨者。今作此文,专就元帝与汉代经学之关系略作探讨。 一、潜心儒学,尤精于《诗》 汉代君主研习儒学的传统虽始自武帝,然武帝时尚未以醇儒为帝师。昭帝因巫蛊祸以八龄童继位,自 无甚经学根底。宣帝虽曰“受《诗》于东海液中翁,高材好学”,霍光称其“师受《诗》、《论语 》、《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1>N宣帝纪》）,但实际上因为“由厌陋而登至尊,兴 于阎阎”口>n循吏传）}）,更多的是“喜游侠,斗鸡走马”口」（《宣帝纪川,无心研习经学 。而元帝与乃父乃祖不同,具有深厚的经学功底。元帝在为太子时,即有硕学鸿儒为师。如在他的 太傅中,疏广是著名的《春秋》学者,为宣帝博士口>（《疏广传》）;夏侯胜,创《尚书》大夏 侯学,也是宣帝博士;夏侯建是夏侯胜侄,创《尚书》小夏侯学,为宣帝博士,与子千秋并为少傅<1>（《夏候胜传}））;丙吉,精通《诗》、《礼》之大义口」（《丙吉传》）;萧望之,“治《齐诗》”,又师夏 侯胜,是名儒
N疏广传》）; 严彭祖,创《公羊春秋》严氏学,亦为宣帝博士;周堪,事夏侯胜,“论于石渠,经为最高”口」 （《儒林传》）。另有《尚书》博土孔霸,“以选授皇太子经”口」（《孔光传》）;冯野王,曾 受业博士,通《诗》,为太子中庶子口>（《③奉。传》W《③WZ传》）;《尚书》博士欧阳地 徐,论石渠,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口>N懦林传》）。这些经学老师不仅向他传授经学知识,而且 以帝王之道教导他。外祖许伯曾以其年少,欲使弟舜监护太子家。宣帝以问疏广,广对日:“太子 国储副君,师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独亲外家许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属已备,今复使舜护 太子家,视陋,非所以广太子德于天下也。”宣帝善其言。此后,太子“每朝,因进见,太傅在前 ,少傅在后”口>（《疏广传》）。元帝即位之后,仍对经学保持浓厚的兴趣。《汉书·儒林传》 载“张生（张长安）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又高嘉,“以《鲁诗》授元帝”<2 >（《儒林列传》）。匡衡习《齐诗》,补博士,“拜为太子（即后来的成帝）少傅,而事孝元帝 。孝元好《诗》,而迁为光禄勋,居殿中为师,授教左右,而县官（天子）坐其旁听,甚善之,日益尊贵”b」（《张丞相。J传》）。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元帝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 》,只有《易》在汉代帝王之学中地位较低未习。其中所受《诗》学又有齐、鲁两家,这说明元帝 对《诗》有独特的爱好。就元帝所从受业之师而言,达十余人之多,且皆为博学大儒,或卓然名家 ,或自成流派,或传著传世,这自然能使元帝受到良好的经学教育。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乃 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而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的熏陶,又必然会影响到元帝对经学的态度、用人选官的标准以及治国施政的理念。 二、尊崇儒学,尤重《诗经》 元帝自幼攻读经书,而在继位后,临朝理政之余,犹延师讲论不辍,身体力行的示范无疑是尊崇儒学无声的、也是最有力的号召。元帝在位期间,又采取了多方面措施尊崇儒学,兹略述之如下。 其一,尊奉孔子。元帝即位当年,孔霸以帝师为关内侯之后,即以孔子后裔的身份“卜书求奉孔子祭 把”,元帝即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把孔子焉”。孔霸遂“还长子福名数于鲁,奉夫子柏”口I（《孔光传》）。孔子为儒家鼻祖,奉把孔子,则尊儒之义自在其中。 其二,尊师重傅。元帝潜心经学,则必然尊师重傅。元帝即位,征孔霸,“以师赐爵关内侯,食邑八 百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金二百斤,第一区,徙名数于长安”。孔霸之丧,元帝“素服临 吊者再,至赐东园秘器钱帛,策赠以列侯礼,溢曰烈君’℃>N孔光传》）。初元二年冬,元帝又 下诏赐萧望之关内侯爵:“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书,厥功茂焉 。其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朝朔望”口>以元帝纪》）。《汉书·萧望之传》也载:“望之、 堪本以师傅见尊重。”又疏广叔侄,“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口】（《疏广传》）。夏侯胜卒后 ,“赐泵劳,葬平陵。太后赐钱二百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1>N夏 候胜传》）。前揭匡衡授元帝《齐诗》,而“日以尊贵”。欧阳地徐在元帝即位后,“侍中,贵幸”「1」八儒林传》）。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学的社会地位。 其三,奖用儒生。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博士弟子数量。昭帝时博士弟子不过百人,宣帝末也 只是“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之后,虽“用度不足”,犹“设员千人’ ℃>（《儒林传》）。元帝还特别优待博士弟子,永光三年冬诏“复盐铁官、博士弟子员”口>以元帝纪》）。就是对一般儒生,元帝也分外惠顾,在郡国“置《五经陌石卒吏”口>以懦林传》）。 元帝还通过鼓励学者们互相辩难,对经学造诣深者予以提拔,以示对儒学的尊崇。《汉书·朱云传》 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 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受《易》颇有师道 ”的朱云被召来后,大展雄才,“抗首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诸儒赞之日 :“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元帝随即摧朱云为博士。像这样因一辩之胜而得为博土的事例,对 学者们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极大的激励。邹鲁“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之谚口>以韦贤传》）, 夏侯胜“土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之语（《伏湛列传》）。元帝的尊《诗》还突出表现在其 诏书多引《诗》为据上,仅以《汉书·元帝纪》计,其引经诏书共有7道,而引《诗》的就有4道 。在这样强烈的暗示下,公卿大臣的奏议,也往往引《诗》为据以迎合之。贡禹论政事,韦玄成、 匡衡论庙制,贾捐之论弃珠屋,无不引《诗》以为据。最值得一提的是刘向,在同宦官弘恭、石显 的斗争中,曾向元帝上封事大量引用《诗经》,以说明用贤与用佞事关兴废。他以追述历史的方式 ,连篇累犊引用《诗经》,前后达10余处之多。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迎合元帝对《诗经暖好 的突出表现。在这样的倡导下,整个社会习《诗》蔚然成风,“贫贱者固然学《诗》以求仕进,而 富贵者亦通《诗》以保禄位”卜>。随着《诗》学的兴盛,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诗）}学大师,仅 见于《汉书·儒林传》的就有《齐诗》大师翼奉、匡衡、师丹、伏理旋君等,《鲁诗》大师韦贤韦 玄成父子、张长安、唐长宾、褡少孙等,《韩诗》大师王吉、食子公、长孙顺等。虽然从西汉建立 时起,《诗经》学即开始了进军政治的奋斗,但只是在元帝以后,《诗经》学才迎来了自己的黄金 时代,成为治国主导思想①,而前此则一直是《春秋公羊》学占据政治思想的主导地位。《诗经》 学之所以在这一时期成为治国主导思想,除内在历史原因外,以元帝为首的上层统治阶级的大力提 倡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王健谓“纵观两汉帝学内涵的推移,大体决定了汉代儒学内部诸经典和学派的盛衰浮沉”<5>;验之于西汉的《诗经》学,确乎如此。 三、选官用人,儒家标准 汉代用人,虽曰自武帝时公孙弘请立太学后“公卿大夫土吏斌斌多文学之士”<3>（《懦林列传} }）,实际终宣帝之世依然是驳杂不一。史载,“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 口>以萧望之传》）。元帝为太子时,即因宣帝“所用多文法吏”而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 宜用儒生”。宣帝则鄙夷地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广’乃叹日:“乱我家者,太子也！”并欲以“明察好法”的淮阳宪王易之。 元帝即位之后,即开始实践自己“宜用儒生”的设想/汉书·元帝纪》所载一系列诏书,即可反映元 帝选拔儒生的迫切心情。初元二年三月诏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并 且“亲览”之。永光元年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永光二年三月又因日蚀下诏内郡国“举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各一人”。建昭四年夏四月下诏 “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并“举茂材特立之士”。所谓茂材异等、直言极谏、 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贤良,无一不是儒家对士人道德品行要求的反映。也就是说,经明行修 成了元帝朝选拔官员的基本准则。郭沫若指出:“从此,儒学和仕宦结了不解之缘。谁如果想要当官,就得熟读经书。”<6>（P247） 如果说上述诏书还仅是显示了选拔人才的基本原则,那么宣帝与元帝在选择自己的继承人取向上的差 异和两例具体的用人事实,则足以反映这父子二人用人旨趣之迎异。前述宣帝因时为太子的元帝建 言“宜用儒生”,几欲以“明察好法”的淮阳宪王易之。元帝在位,成帝为太子,“壮好经书,宽 博谨慎”,虽元帝急召,亦遵守礼法,“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人作 室门”,元帝知而“大说”。其后“幸酒,乐燕乐”,这是不符合儒家行为规范的,于是“上不以 为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艺”,“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为嗣”口」（《成帝纪》）。宣帝希望自己的继承人“明察好法”,元帝则希望自己的继承人通经术、守礼法,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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