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民族原居于被称为古代“文明十字路口”的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他们被认为是古代中亚最活跃、最神秘的民族之一。在南北朝后期突厥兴起之后 ,粟特地区长期处于突厥控制之下 ,从而导致粟特人大量进入突厥部落之中。唐代在蒙古高原的鄂尔多斯地区所出现的六胡州 ,原本是为了安置突厥降户而设置的 ,但由于粟特人与突厥之间的密切关系 ,这一地区也成为当时入华粟特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聚居区域。六胡州在唐初的一系列政治活动 ,对唐朝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使得这一粟特人聚落格外引人瞩目。蒲立本<1> 、张广达<2 > 、周伟洲<3 > 、钮仲勋<4> 等学者对此问题都曾有一定讨论 ,本文就是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 ,对六胡州粟特人聚落的性质及始末做进一步探讨。一、六胡州辨析唐代“六胡州”这一概念 ,具有较为复杂的含义。首先 ,作为行政区划单位 ,六胡州出现于调露元年。《新唐书·地理一》载 :“调露元年 ,于灵、夏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 ,谓之六胡州。长安四年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 ,置兰池都督府 ,分六州为县。开元十年复置鲁州、丽州、契州、塞州。十年平康待宾 ,迁其人于河南及江淮 ,十八年复置匡、长二州。二十六年还所迁胡户置宥州及延恩等县 ,其后侨治经略军。至德二载更郡曰怀德 ,乾元元年复故名 ,宝应后废。元和九年于经略军复置 ,距故州东北三百里。”由此可知 ,作为行政区划单位的六胡州 ,始建于调露元年 (6 79) ,为鲁、丽、含、塞、依、契六州。在长安四年 (70 4 ) ,将此六州并为匡、长二州。但此时 ,六胡州还依然存在 ,这才有神龙三年 (70 7)在此地置兰池都督府时 ,分六州为县。自此以后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六胡州就已经消失 ,从而在开元十年 (72 1)复置时仅有鲁、丽、塞、契四州。以后此地所设置的行政区划中再不见有六胡州之名称。其次 ,作为种族及地域概念的六胡州 ,则存在了很长时间。如在开元时期 ,《资治通鉴》玄宗开元九年条载 :“兰池州胡康待宾诱诸降户同反 ,夏四月 ,攻陷六胡州 ,有众七万 ,进逼夏州。”此时六胡州的行政区划早已被兰池都督府代替 ,此处“六胡州”明显是指原六胡州地区。又同书德宗贞元二年条记载 ,马燧以河东军击吐蕃时 ,“至石州 ,河曲六胡州皆降 ,迁于云、朔之间” ,其注云 :“河曲六胡州时已为宥州 ,盖诸部酋长 ,各以旧州名带刺史 ,故于时犹有六胡州之名。”此处“六胡州则是指从六胡州故地迁至石州之原六胡州之居民<4> (Ｐ71) 。其三 ,文献中常见“六州”、“六胡州”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所谓“六州” ,在唐代也为一固定概念 ,《资治通鉴》则天后神功元年条载 :“初 ,咸亨中 ,突厥有降者 ,皆处之丰、胜、灵、夏、朔、代六州。”《新唐书·突厥传》也载 :“初 ,突厥内属者分处丰、胜、灵、夏、朔、代间 ,谓之河曲六州降人。”则明显六州与前述六胡州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从地域范围上讲 ,六胡州要比六州小得多。钮钟勋认识到了“六州降户”与“六胡州”之间的区别<4> (Ｐ72 ) ,周伟洲进一步又区分了“六州”与六胡州的关系 ,但他同时认为“六州”等同于“河曲六州”<3 > (Ｐ58) ,此说也有简单之处 ,所谓“河曲六州” ,有些情况下也是指六胡州。本文认为六胡州粟特人聚落所探讨的“六胡州”概念 ,并非仅仅指行政区划上的六胡州 ,也并非指六州 ,而是指作为种族与地域概念上的六胡州 ,间或会涉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六州地区。二、六胡州居民的构成根据上引《新唐书·地理一》记载 ,调露元年唐设六胡州的目的在于安置突厥降户 ,由于粟特人与突厥的密切关系 ,其中也包括了大量粟特人 ,并且有迹象表明 ,六胡州的主要人口为粟特人。上世纪 80年代初在洛阳发现的安菩墓志 ,使学术界对此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安菩墓志题为“唐故六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 ,志文称 :“其先 ,安国大首领 ,破匈奴 ,衙帐百姓归中国。首领同京官五品 ,封定远将军 ,首领如故。曾祖讳达干 ,祖讳系利 ,君时逢北狄南下 ,奉敕遄征……一以当千 ,独扫蜂飞之众 ,领衙帐部落 ,献馘西京。”<5> (Ｐ2 1) 据志文可推知墓主生卒年为公元 6 0 0— 6 6 4年。根据其中“唐故六胡州大首领”的记载 ,张广达认为六胡州应设置于调露元年之前 ,调露元年所设六胡州的记载只是说明此年以唐人取代昭武九姓首领为刺史<2 > (Ｐ74) 。周伟洲则坚持认为六胡州之设立确在调露元年 ,安菩之“六胡州大首领”或为其子孙自己所加 ,或是指丰、胜、灵、夏、朔、代六州<3 > (Ｐ56) 。根据其他文献比较 ,六胡州当设置于调露元年更有道理 ,但安菩之“六胡州” ,定是指调露所设之六胡州则无疑。据此可知 ,六胡州突厥降人中 ,当有不少粟特人。又据《文苑英华》卷 92 0唐李致远所作《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载 :“侯讳附国 ,其先出自安息 ,以国为姓……父月出汗……贞观初率所部五千余入朝 ,诏置维州 ,即以月出汗为刺史…… (侯 )亦以贞观四年与父具诣阙下 ,时年一十有八…… (永徽元年后 )拜为使持节维州诸军事、维州刺史。”安月出汗子安附国接任维州刺史 ,志文中还载安附国次子思恭为鲁州刺史 ,此处鲁州从名称和时间上来判断 ,定为调露元年所设六胡州之鲁州<2 > (Ｐ73 ) 。安思恭能任鲁州刺史 ,根据唐朝设置羁糜府州“以其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 ,皆得世袭”的原则 ,则可证六胡州当有大量粟特人。而说明六胡州粟特人聚落最为有力的证据 ,则是爆发于开元九年的“六胡州之乱” ,其见诸记载之暴乱首领则都为粟特人。《旧唐书·玄宗纪》载 :“(开元九年 )夏四月庚寅 ,兰池州叛胡显首伪称叶护康待宾、安慕容 ,伪多览杀、大将何黑奴 ,伪将军石神奴、康铁头等 ,据长泉县 ,攻陷六胡州。”另据原苏联学者克里雅施托内尔的研究 ,在蒙古高原的毗迦可汗碑中所反映的突厥第二汗国时期毗迦可汗和阙特勤于公元 70 1年讨伐的“Ａｌｔｉｃｕｂｓｏγｄａｑ”不是指昭武诸国的粟特人 ,而是指的六胡州 ,“Ａｌｔｉｃｕｂｓｏγｄａｑ”是六胡州的突厥语翻译<6> (Ｐ57) 。如果这一论断准确 ,则更证实了六胡州是粟特人的居留地。由此可知 ,六胡州的居民 ,尽管不能保证全部为粟特人 ,但粟特人一定有不少 ,并根据安菩“六胡州大首领”似可推断 ,在六胡州居民中 ,主要为昭武九姓粟特人。三、六胡州粟特人的来源关于六胡州粟特人在唐代的最初来源 ,根据上引《唐故六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和《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所载 ,安菩其先祖和安月出汗的入唐 ,都是在贞观四年突厥颉利可汗败亡之后 ,他们和其所带领的部落 ,就是此时南下的 10余万突厥降户中的一部分 ,其主要就被安置在以后的六胡州地区 ,蒲立本已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非常详尽的阐述<1> (Ｐ3 17) 。其中尤其应该注意的是 ,六胡州地区的居民并不是非常稳固的 ,从唐初到六胡州叛乱之间 ,依然不时有包括粟特人在内的突厥降户涌入涌出 ,从而使得这一地区的居民来源非常复杂。除贞观四年以外 ,六胡州地区居民变动规模较大的还有 :贞观十年 (6 36 ) ,突厥首领阿史那社尔为漠北薛延陀击败 ,保高昌 ,后率残部万余家降唐 ,太宗留社尔于长安 ,“敕处其部落于灵州之北”<7> (Ｐ1689) 。贞观十三年 (6 39) ,发生了突厥突利可汗弟结社率阴谋刺杀太宗事件 ,大臣们上言留突厥降户于河南不利 ,于是太宗“乃立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艹必 可汗 ,赐氏李 ,树牙河北 ,悉徙突厥还故地”<8> (Ｐ60 3 9) 。即将此前所有河南之地的突厥降户 ,自然包括以后所设六胡州地区的粟特人 ,都徙还于河套以北地区。贞观十五年 ,思摩率众 10余万 ,胜兵 4万 ,马 9万匹始渡河 ,建牙于定襄。但 3年之后 ,思摩不能抚有部众 ,又遭薛延陀攻击 ,部众约 10万又“悉南渡河 ,请处胜、夏之间” ,太宗许之<7> (Ｐ1690 ) 。直到调露元年六胡州设立之后 ,这一现象依然没有停止。调露二年 (6 80 )阿史那温傅叛乱平定后 ,此部突厥降户也被安置在了夏州附近 ,以至才有《新唐书·突厥传》所载 :“永隆中 ,温傅部又迎颉利族子伏念于夏州 ,走渡河 ,立为可汗 ,诸部响应。”在此后 ,依然有突厥降户进入这一地区 ,以至《旧唐书·王传》载 :“(开元三年 )突厥默啜为九姓所杀 ,其下酋长多款塞投降 ,置之河曲之内。俄而小杀继立 ,降者渐叛。上疏曰 :……今者 ,河曲之中 ,安置降虏 ,此辈生梗 ,实难处置……今有降者部落 ,不受军州进止 ,辄动兵马 ,屡有伤杀……望至秋冬之际 ,令朔方军盛陈兵马 ,告其祸福……说其鱼米之乡 ,陈其畜牧之地。并分配淮南、河南宽乡安置 ,仍给程粮 ,送至配所。”这说明 ,在六胡州叛乱之前 ,这一地区依然有不少新近突厥降户涌入 ,从而导致局势非常不稳定。此处提及仅让朔方军“盛陈兵马” ,又前述材料中所提及的“灵州以北”、“胜、夏之间”、“夏州” ,似在此时 ,突厥降户的入华区域主要在灵、夏、胜之间 ,即黄河河套地区。而通常所指河曲之地 ,也多指这一地区。《旧唐书·王传》中之“河曲” ,联系此后不久发生的六胡州之乱 ,定是指六胡州地区。四、六胡州的社会组织形式六胡州地区的粟特人是唐朝的编民 ,还是粟特部落的部民 ,这个问题是关系六胡州粟特人聚落性质的最主要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必须解决六胡州是什么性质的行政机构 ,即属于正州 ,还是羁糜州。《新唐书·地理一》载 :“宥州宁朔郡 ,上。调露元年 ,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则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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