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 0世纪后半叶以来直至今天的西方学术和理论领域 ,特别是人文理论的书写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其中心内容就是对“现代性”的重写。这一重写的表现之一是对以往西方学术史和学科史的批判。对“现代性”的反思首先出现在哲学领域 ,然后波及其它。承袭早期“非理性主义”者尼采、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 ,以福柯、德里达和拉康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掀起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迅速渗透到包括历史、文化批评等其它人文学科乃至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形成了一股至今方兴未艾、蔚为大观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从地域上看 ,这股从欧洲大陆掀起的后现代文化批判思潮 ,不可避免地也迅速传入当代一贯以分析哲学为主流的西方“学术高地”的美国。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承袭这股文化思潮一部分的后殖民主义成为学术界的世界性热点 ,其标志是1 978年堪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大师的阿拉伯裔美国人爱德华·萨义德 ( Edward W.Said)的《东方学》( Orientalism)一书的出版。后现代哲学对后殖民理论的影响显而易见。萨义德所主要批 判的就可以解读为后现代哲学家福柯意义上的东方话语。中外学术界对两者理论上的差异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从一个角度看,与后现代理论相比 ,后殖民文化理论贡献最突出领域 ,是关于学术思想史和学科史的写作 ,这一点在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事实上 ,后殖民理论中蕴含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其不满足于传统的学术史或学科史的所谓“客观性”描述 ,而侧重检讨“学科行为”的历史作为和意识形态功能 ,从而为重新检视“现代性”和东西方两者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视角。二萨义德《东方学》一书内容的核心是对作为一个学科的“东方学”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行基本的描述 ,同时试图揭示隐含在传统东方学研究中的权力话语及其运行机制。因此 ,萨义德在书中将“东方主义”界定为包括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权力话语方式的三种含义 1。他同时指出上述多种含义“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1>(p.3) 。因此 ,历史上西方人有关东方的“话语”都归入了萨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一部分。萨义德从这种权力话语角度“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1>(p.4 ) 。他同时不无深刻地指出 :“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 ,而在后启蒙 ( post— Enlightment)时期 ,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1>(pp.4～ 5 )自东方学产生以来 ,世界就被划分为两个部分 :西方和东方。西方是理性和进步的本土 ,亚洲是捉摸不透而神秘的“异邦”。自西方人的“亚洲”概念产生以来 ,亚洲就代表着一种潜在的威胁 ,它在西方人的学科体系里无法解释和操作 ,因而可能在未来对西方构成挑战。自西方白种人在这个世界占据主导地位以来 ,理性、宽宏大量、合乎逻辑、有能力保持真正的价值、本性上不猜疑而爱好和平几乎就是西方的代名词 ;而非理性、偏狭、无逻辑、淫荡而残忍、天生暴力倾向等就经常与东方联系在一起。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多次提到了对欧洲人而言的“东方威胁”的问题。他认为 ,东方总在西方“对熟悉的东西的轻蔑和对新异的东西既兴奋又害怕——或者说恐惧——这两种状态之间摇摆不定”<1>(p.74 ) 。“早在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波斯人》( The Persians)中 ,东方就由一个非常遥远而且经常充满凶险的他者被转化为人们相当熟悉的形象”<1>(pp.2 7～ 2 8) 。他指出对欧洲人而言 ,自 8世纪以来 ,伊斯兰就成了恐怖、毁灭、邪恶和乌合的野蛮人的象征 ,从那以后 ,“奥斯曼的威胁”一直潜伏于欧洲 ,代表着一个对欧洲文明的永久威胁。他写道 :“最终欧洲逐渐将这一危险及其全部传说、其重要事件和人物、其善与恶包容并编进了自身之中 ,成为自身生命的一部分。”<1>(p.75 )三《东方学》一书中论述的主要是历史上欧洲人的“东方主义”。事实上 ,历史上美国人的“东方主义”显而易见。美国的区域研究学就是二战后美国出于霸权的需要对世界格局进行划分的产物 ,它一直应用着早期“东方主义”的观念来组织世界知识。萨义德在他的著述中多次提到了美国人的“东方主义”。他认为 ,自二战结束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代替英法占据中心之后 ,“此时美国发现自己正好处于最近被英国和法国所空出来的位置”<1>(p.372 ) 。“1 9世纪美国关注东方的方式已经为其后来对东方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用心做好了准备”<1>(p.376 ) 。在他看来 ,“自冷战以来美国政府鼓吹的‘世界新秩序’论调——那种令人陶醉的弹冠相庆 ,不加掩饰的沾沾自喜 ,以世界为己任的自我标榜——在很大程度上也许早在康拉德 ( Joseph Conrad) 2 的霍尔洛德身上表现出来了 :我们是天下第一 ,我们注定要领袖世界 ,我们维护自由和秩序 ,等等 ,不一而足”<2 >(pp.16 9～ 170 ) 。在他看来 ,“华盛顿政府和西方大部分政策制定者和知识分子新近的态度比起康拉德的观点来并没有什么改进”。“我们耳闻目见的美国流行的种种政策制度 ,实在令人沮丧……然而 ,竟有人矢口否认这一点 ,侈说‘我们’另当别论 ,与帝国无关 ,不会重复老欧洲列强的错误。可是 ,正如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所证明的 ,与这种侈口否认伴随而来的正是不停地犯这种错误。更糟糕的是 ,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新闻记者们竟和这些做法沆瀣一气……他们这些人在内政事务上常常持进步立场 ,充满令人仰羡的正义感 ,而一旦牵涉到海外真相 ,他们便完全是另一副嘴脸”<2 >(p.177) 。就美国关于东方权力话语方式之一——关于东方威胁的话语 ,他指出 ,当代的伊斯兰威胁仍是许多西方特别是美国人的一块心病 ,而70年代末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在伊朗取得了成功以后 ,“伊斯兰恐怖症”又一次得到了更新 ,原教旨主义更是被列为后冷战时代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大敌和威胁。《东方学》一书所指称的“东方”主要是指伊斯兰世界。萨义德认为对美国人而言 ,“所谓‘东方’更可能是与远东 (主要是中国和日本 )联系在一起”<1>(p.2 ) 。萨义德所言大体没错。欧洲人的“东方主义”几乎完全被美国人继承下来并适用于美国人一直以来对待远东——特别是中国。伊萨克斯( Harold R.Isaacs)在《美国的中国形象》( Scratches on Our Minds:American Images of China)一书中指出 ,对许多美国而言 ,中国人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趋于以相互对立的两方面出现——从马可波罗到赛珍珠 ,从成吉思汗到毛泽东。马可·波罗和赛珍珠的名字让人想起中国古代辉煌的文明和中国人的美好品质 ,而成吉思汗和他的部落“却具有与中国人密切相关的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形象 :残忍、野蛮、无人道、没有个性、难以渗透、势不可挡的数量、一旦放松便不可压制等。沿着这一形象 ,我们可以发现难以对付的、奇异的野蛮性 :杀害女婴、妇女缠足、凌迟、刽子手、义和团和黄祸 ,对苦痛、死亡或人类灾害的毫无感觉和漠视。所有这些奇异的、令人恐惧的形象堆积于正在苏醒的巨人周围 ,这种形象通过毛泽东那如洪水般横跨鸭绿江的‘人海’,再次得以活灵活现 ,此时数量众多的野蛮人不是手拿大刀 ,而是以大炮、坦克和喷气式飞机武装起来”<3>(p.77) 。而且 ,不仅仅如此 ,作为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多种族国家 ,美国对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的“东方主义”还一直表现在美国国内的历史上 1。史景迁指出 ,自 1 9世纪中期第一批中国劳工来到美国之后 ,经一系列美国作家的塑造 ,“导致了一个独特的新的敌对的原型 :1 9世纪晚期美国有关‘中国城’的小说被情绪化地等同于傅满洲 ( Fu—Manchu) 2 的世界”<4 >(p.XV) 。“黄祸”、“赤祸”等“中国威胁”的观念无疑是西方人长久以来头脑中存在的有关中国的一个“ 形象”,而“中国威胁论”无疑就是表现这个“形象”的一系列“套话”。“套话”不仅具有无限的和反复可使用性,同时还具有时间性。自 1 3世纪蒙古人西进欧洲以来 ,关于中国人阴险狡诈、非理性、堕落、不可信、好斗的暴力倾向性等关于“中国威胁”的话语 ,一直是西方人历史上描述中国和中国人的有关知识中的一部分 ,这大量体现在历史上欧洲和美国的汉学家、后来的区域研究家以及当今的政治战略家等“鸿儒”对 中国和中国人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传统乃至“心性”的描写中。从成吉思汗、傅满洲到义和团的“暴民”,从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的“黄祸”到 1 949年以后的“赤祸”,在西方人的中国观中 ,“中国威胁”从未消失 ,一直延续至今。具有讽刺意味而又让人回味的是 ,长期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亚洲是一成不变的铁板一块。伊斯兰在历史上一度是整个亚洲的代名词。直到 1 7与 1 8世纪 ,认为亚洲是以伊斯兰为中心的观念在当时的欧洲是非常普遍的。史景迁指出 ,在早期欧洲人写的史书和文学游记中 ,中国就常常被称为穆斯林国家。他还以西方作家格莱特 ( S.Gueullette,1 663— 1 776)为例 ,指出在其作品《中国故事集 :达官冯皇 ( Fun— hoam)的奇遇》(成书于 1 72 2年 )一书中 ,中东与中国几乎被混为一谈或随意联系起来 <5 >(pp.36～ 4 3) ,“伊斯兰几乎成了东方的全权代表”<1>(p.97) 。美国哈佛大学的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 ( Samuel P.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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