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张承志是一个独异而复杂的存在,其人其文的独特性引起了广泛关注争议和诸 多误解误读。如何从学术角度评判张承志的文化人格及诸文本蕴含的文化精神,分析其小说、散文 、诗歌诸文本显示出的文化精神内涵及其膻变,透视其文体转换的内在精神依据等富有学术挑战性 的课题,“富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而马丽蓉（以下简称作者）的新作《踩在几 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年12月第一版,为其博士论文修正本。以下 简称著作）则充分体现了这种尝试的努力和成就。著作“有针对性回答并解决了课题所潜在的一系 列疑难问题,特别对那些误读误解作了有说服力的拨正,使张承志其人其文在新的学术视野中获得 了重新定位和评价”<’>,因而其论文获得了高度评价。“论文选题很有价值,难度较大,在探 讨文学现象时涉及到哲学、宗教、民族、文化、语言、艺术、心理等诸多领域,多有创意。为今后 的文学研究,特别是如何理解和评价具有复杂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作者从民族文化的立场及文化观点来分析张承志的思想和创作,是相 当有创意性和准确性的。”“应该说在张承志研究中是一篇有相当分量的学术论文。”“在我国当 代的张承志研究中,它是一篇具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的论文—…·也是一篇对张承志具有总结性 意义的学术成果。”一部专著之所以能获得众多学者专家的一致好评,是与作者独到的研究基点。新异的研究方法和宏阔的研究视野分不开的。 首先是作者超越了关于张承志评说的传统视点,将“皈依宗教”作为研究的关键语码和视点。这突破 超越了传统研究忽略其回族作家特定血缘文化背景的思路,从而在与客体的理解融通中占据了超拔 的学术高地。在“导论”中作者就提纲挚领地分析了作家独特而复杂的文化心理内核,探求其与汉 文化、伊斯兰文化、北方游牧文化的内在关联。作为一个携带着母族文化基因而又浸染生长于汉文 化语境的研究者,作者穿行于带有异质因素的各文化之间,对客体作出了理解性的贴切解读。在指 出客体作为多元文化复合体的同时,作者也没有落人传统研究的单一视角,而是在指出研究者忽略 了张承志精神皈依在文化层面上对其不寻常意义的同时,强调“张承志的‘回归’又不止于血缘宗 教群体的归属,更在于民族精神的文化认同”,“此次的‘皈依’又引发了他对世纪末人的处境的 思考”,因而张承志的孤独是群体/个体、民族/自我、宗教/世俗的异质多元复合。这种穿越异 质文化区域的努力,对“囤于单一的汉语文化状态的误读现象提出了质疑……所涉及的文化精神已 跨越了单一的思想模式”。这固然体现了宏阔的研究视野和高屋建领的学术眼光,同时也显示出作 者对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等诸种文化的理解体认和研究视角上的突破超越,更重要的是它使作者贴 近了研究客体,使主客体达到思想上精神上的融合沟通。这是一个持单一汉民族文化立场及文化视 点的研究者所未能达到的。而作者对张承志文化精神由“皈依母族文化”到“突破母族文化之限进 而意识到中国丰厚的民族文化宝藏”到“引发了他对世纪末人的处境的思考”的学理性探求,在提 炼出其创作中一以贯之且日以渐进的文化思考的同时,也凸现了作者深厚的人文内涵和热切的人文 关怀。这种理论文本所体现出的博大的人文精神与严谨的科学精神,让阅读者“深深感到‘五四’ 文化传统的薪火在知识分子群落中一代一代向下传递的慰藉”。“五四”对民主与科学的倡导,体 现的是人性启蒙和人的价值关怀。对一个研究主体来说,需要的是与客体在同一话语场内展开平等 维面的对话,以达到彼此的体认和同情性理解,而不是如伏尔泰所说的“猪舌检疫员”,把批评视 同检疫,时时怀着“非我族类”的警惕,把求疵作为批评家的天职。具体到张承志研究来说,这种 求疵主要表现在研究者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资源所导致的批评视角的偏狭、批评心态的偏激 和批评结论的偏离。针对研究中出现的种种迷误,作者在《关于“清洁”的四种话语系统——张承 志“清洁”精神之透视》中剖析“宗教说”,反驳“刺客说”和“红卫兵说”,并从语词流变、词 形结构、词语派生法则对“清洁”一词作了正本清源的剖析,指出“‘人要清洁的生存’乃是他毕 生努力的最高境界”,而“清洁”正是张承志话语系统的逻辑起点,他“将此词的内核逼向了人性 的高度,进而演升为一种‘精神’了”。作者对四种话语系统的查考,“不仅为张承志研究提供了 新质,而且为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意义”。它不仅是客体的理 性审视,更是研究主体与客体心灵融合的产物,乔治·弗莱主张“同情批评”,认为没有两个意识 的遇合就没有真正的批评,“批评首先是一种理解和同情的行为,批评者首先是一个读者,他要努 力使自己站在作者的立场上,‘根据支配作品的精神来阅读’作品。他必定会因在作品中发现了美 而惊喜,仿佛自己也变成了美的创造者”p八R“。正是从对这种“寻美的批评”的理解出发,作 者熟悉、热爱并敬重研究对象的精神特性和灵魂特性,并在由此产生的热情中索解张承志的“寻父 情结”,指出其根源在“一腔异血”,并受到“崇拜安拉”的母族文化基因的制约;剖析作家笔下 的女性形象,揭示出作家在其叙写中“渗透着浓厚的‘圣母情结”’懈读“在路上”意象的深层文 化内涵,体味其中蕴含的回民“无家可归的回归欲,无乡可思的乡愁情致”,发现了张承志“历经 寻家找屋、弃家找乡、舍家弃乡而坚守自我的坎坷”。这是发生于“踩在几片文化上”的学者与“ 踩在几片文化上”的作家之间展开的真诚而热烈的心灵对话,“当着杰作面前,一个批评者与其说 是指导的、裁判的,倒不如说是鉴赏的,不仅礼貌有加,也是理之当然。……一个人性钻进另一个 人性,不是挺身挡住另一个人性”<’>（”‘）。这种“同情”源自穿越几种文化又超越某种特定文化而上升到对民族对人类的深切关怀,也来自“踩在几片文化上”的作者与作家共同的无家可归的乡愁,是在尴尬的文化处境中坚守自我的“在路上”。作者将自·60·己的敬重、热爱以“理解”的形式隐含性地传达于对文本的理性分析和u中,它贯穿著作始 终,相对来说,在“人格论”中是一种显性存在,在“文体论”、“作品论”中是一种隐性存在,学术激情内敛于对其文本独特而丰盈的艺术美的发掘之中。 卢卡契指出:“艺术中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内容。”’ “（”‘）在文本表现形式和文学体式的选择中体现出意识形态性内容及作家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境 界。“作家的生活史和创作史,实质上就是他的人格史的反映与表现形态。作家的人格境界决定了 他的写作态度和艺术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文体论”和“作品论”既是对张承志“别一种样 式”独存的小说,“宏阔自由”、“承前启后”的散文,“尽善尽美”倾诉的长诗,寄寓着“英雄 梦”的人物,渗透文化精神底蕴的语言等等艺术领域的美质的发掘,更主要的是作者在散文、小说 、长诗诸体式的交叉换位、互相引证中透析出了张承志丰满、复杂、立体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 这种内在的精神关联,使“文体论”、“作品论”和“人格论”共同构成一个完满丰厚的情（内隐 ）智（外显）合一的文本世界。在对小说进行系统分类（“草原小说”、“母族小说”、“天山小 说”）的基础上,作者选择了能“在瞬间呈现理智与情感的复杂经验”的“意象”,在内容与形式 的统一中穿透文本中人与事的文化意蕴和象征意蕴;在对作为张承志“迟疑和矛盾的中间物”的散 文的剖析中,作者通过比较（与余秋雨、鲁迅）在异同之间挖掘出“张承志最突出的文本特点是‘ 倾诉”’,而“倾诉在本质上只能是诗”;在鉴评张承志长诗创作时,作者用“潜文本的小说游历 ”和“显文本的诗歌瞥视”两节的篇幅梳理出其长诗是“独树一帜的双文体互揉的较成功的艺术品 ”,是“自我才情的扬长避短的集中挥发和显露”。这种对文体和文本详尽的分析论辩是在对文本 的精细解读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避免了文学文化研究中因过分强调实践性、策略性而易于出现的 空洞无当、隔靴搔痒、生硬切割文本等弊病,使对“精神”、“人格”的分析获得了具体性文本支 持。与此同时,对文本的细读又因有了思想精神的涵盖和统摄而避免了因过分着眼于琐细的技术分析而导致的意义迷乱和精神缺席,从而在文学与文化的关联域中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支撑点。 在作者对人格、文体和文本的分析中耀映着一种“史”的流光溢彩。首先是她对于作家作品有着一个 整体性观念,于纵向比较中看到作家精神的演变、风格的移易和作家个人的创作史。这一点在《一 段无法绕行的“过渡带”——张承志和他的散文创作》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著者通过对《绿风土》 、《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这3部先后出版的散文集的分析,推演出“‘小说作家形式’ 的他,如何一步步迈过‘散文作家形式’的他,终而趋于‘诗人作家形式’的他的完整的自我艺术 演进过程”。其次,她把作家作品放到一个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去考察,见出作家作品在整个文化 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终于拥有了一块心灵草地——张承志与他的“草原小说”》中,她将《 黑骏马》、《金牧场》、《金草地》等3部小说与阿城、史铁生、王安忆、梁晓声等作家的知青文 学横向比较,通过“上山下乡的方式”、“叙述视角”等方面的分析,肯定了“张承志的‘草原小 说’更是典型的知青文本”,“为知青文学的细部特征增添了一个典型的个案分析的范式,并以史 诗般的文学品级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深刻的史家眼光不仅透析了文本艺术及其蕴含精神的内在演进,而且也使著作获得了一种坚实的学术品格。 “穿越文化”的独特基点和视角,使作者超越了单一文化观点所造成的编狭,从而进人了一个多元话 语对话交流并存共生的复合型文化时空;“心灵遇合”使作者能够最大限度地进人作家的精神世界 ,在与研究客体的贴近中同情性地理解作家的精神本体和灵魂本体,“遇合”产生的激情使著作洋溢出活泼泼的批判生命;而“理性评判”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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