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的一个下午,我见到了马丽蓉送我的新著——《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封 面上隐约闪现的黄土高原,一边被染成了深青色,一边则是略带灰白的苍茫,直觉告诉我,这似乎 是在暗示着此书颇具有内涵深重而不失灵动之风的。它一下子把我的记忆拉回到读大学时的199 3年,那时当我第一次阅读完张承志的《心灵史》时,我感受到一种近乎终结的力量,我发觉,文学走上信仰的那一瞬,就已经不存在了,剩下了的只是一片白茫茫的书页。 在信仰面前,书可以没有宇。这正像信仰者不需要抱持着经文奔跑一样。只要信仰者在奔跑,信仰就会在他的上空奔跑。 在《心灵史》的“后缀”中,张承志说:“从今以后,我不复存在。请忘却我。那个昔日的我已经消失。” 我坚定地注视着张承志的消失,直到有一天两本叫“抵抗文丛”的书,把他抬出来作旗帜;直到张承志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个回族兄弟把他的文章镶到镜框里,挂到了墙上。 这两个时刻,使我眼中的张承志已经不再那么舒服,我觉得眼前好像有一个飞升了的肉身从天空坠落了下来;让我分明地看见和闻见肉身的颜色与味道。 我一直没有认真思考潜藏在张承志内心当中的飞升与坠落,也一直没有去思索形成这种飞升与坠落的 原因。直到现在,我读了马丽蓉的著作———《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这本论著所给予 我的仿佛是一份心灵的地图,顺着它,似乎可以走遍张承志心灵的每一个角落;放下它,又会有一种鸟瞰式的感觉,张承志的棱角与轮廓会随着阅读的疏离变得清晰起来。 作为一个作家心灵的破解者,马丽蓉的“张承志论”有着一种先天的优势,就是他们同是回族人,他们都有“一腔异血”。 马丽蓉说,回族因失乡丧语而只能全族持守宗教信仰的“在路上”;虽然他们一冲出“母族的血胎” 便烙上了前定的宗教属性,但“血源在西亚”又令世俗的他们产生远在血缘之外的隔膜性孤独。于 是,作为回族作家的张承志就注定落人几种文化碎片的汇流中,汉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北方游牧文化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冲刷着张承志的血管,而张承志,则在选择、思索、挣扎。 而正是在这几片文化之上,马丽蓉显示出了一个研究者的从容与镇静,她开列出了张承志递进式的精 神趋向,这就是,从世俗权威的崇拜,到寄情他物式的山水迷恋,再至u自我确认式的信仰认同, 最终走向民族文化立场上的人性关怀。在明确了这条主线之后,马丽蓉便开始了细致人微的论证之路。 可以说,马丽蓉的论证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意象论”、“语言论”、“模式论”搭起了不同的论证 结构,这些论证方法与文本的紧密结合,使人既觉察不到疏离,又能感觉到一种深刻;而在论证形 式上,她也没有只拘于一种正面式的论证,在“清洁”四种话语系统的解析中,她使用的是一种“反驳”式的论证方法,通过破解误读,来呈现自己的读解意图。 从形式到方法,使马丽蓉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指路者,她不仅用嘴巴来描述,用手指来比划,还动手用笔去画。 我觉得,她能够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她的聪明而不迟疑;另一个则是因为她是一个经验者。 迟疑对于许多批评家而言,是一种致命的伤痛。有的人穷经皓首,也总觉意犹未尽,而不敢下手著作 ,到头来成了材料狂,而只能望洋兴叹。比及这样的迟疑,马丽蓉是果敢的,在论张承志的诗歌创 作时,她选的是长诗,在长诗中,又选择了《黑山羊谣》、《海骚》、《错开的花》3首。马丽蓉 认为这3首诗装人了即将在《心灵史帅触及的重大命题的某种思考,并认为这是张承志挥发小说为 诗的艺术探险。马丽蓉在这一章的结论中说,或许恐怕正是由于这次出乎意外的成功尝试,才让张承志满怀自信地投人《心灵史》的创作险流中,《心灵史》的诗魂就孕就在这3首长诗的勇敢试笔中。 看似简单的几句话,事实上揭出了张承志最重要的作品《心灵史》的写作准备。而作为读者,只有在回味这种结论时,才能听出它的声音。 这本“新论”的聪明,则在于整部论著的篇章结构,它们之间既能统构成一个整体,又能独立成篇, “单独”面对读者,形成其独特的自足性。我觉得,对于一本论著而言,这样的统摄与谋篇是不容 易完成的。众所周知肥一个结构分解成几个部分的做法是容易的,而一个结构分解成几个独立结构 又保持统一性的做法则是难的。比及聪明而不迟疑,作为经验者的马丽蓉是成就这部论著的独特性 的最重要的因素。事实上,从“抵抗文丛”开始,张承志对于汉文学界的意义,已经变了味道,以 笔为旗已经成为汉语思想理想主义缺失的一种需要,汉文学界并不需要去面对哲合忍耶对于张承志 意味什么的命题,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行走的英雄,一个一身孤胆、不惧落寞的英雄。所以,他们 注定只会看重于行走式的追求本身,而不看重追求的对象。某种程度上,以张承志为旗是汉文学界 对张承志的一种误读。走进大西北的张承志要解决的是他自身的问题。在《心灵史》中,张承志曾说,从1984年隆冬走进大西北到1990年,这6年中的奇遇和体验,使他有了脱胎换骨般的改变。 但对汉文学界而言,大家并没有去捕捉他的这种转变,还以为他是那个“红卫兵”张承志那个高原的 游子张承志,那个黄河的崇拜者张承志。更令张承志没能想到的是,他的这种个人化追求,因为他 的作家身份,而被急需理想主义旗帜的汉文学界理想化了,一些人把他当成了“一面旗帜”,同时 另有一些人跳起来解读,说他是一面如何如何的旗帜或者分析他究竟在干什么,究竟能否成为一面 旗帜。一些习惯了用主义说话的人则牵出了诸多的主义,什么文化冒险主义,什么文化恐怖主义,不一而足。 在我看来,本着汉文学的立场,不管你如柯去面对张承志,你都会遇到标准和判断习惯的问题,而这 些问题又常常成为造成误读的根源。在马丽蓉那里,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同样作为回民的她认为 ,中国回族独有的生存形式及其内隐形成了它只可意会的独特民族心理,比如对于“清洁”的理解 从前脚踏汉语词义场的张承志,会把它作为“纯洁”。“清纯”等,可以用来描绘美好的理想、醉 心的爱情等,但当他闯人“命殉清洁”的黄土高原时,浸透了民族不屈之血与屈辱之泪的“清洁”就变成了一种沉甸甸的东西了。 对于张承志和马丽蓉而言,人是有宗教素质和宗教情感的,这样的素质和情感,只有在宗教当中才能 体会。这其实与汉语思想当中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样一部论著 中,马丽蓉首先是一个感受者,一个经验者,然后才是一个研究者,～个批评家。这也使论著不仅 有了感觉上的贴切与亲近,还有了宗教内部的注解与分析。仅就这一点而言,它也就成了发人所未发的。 在她分析“张承志与北方游牧文化”一段中,我发现了对张承志最具线条性的勾勒:“对母族文化的 皈依”加重了张承志的人生与艺术之路的不寻常意味;进人“回民的黄土高原”但又“离别西海固 ”——意味着他血缘、文化上认祖归宗,但又不狭隘于某教某派;“再人浊世”但却“神不在异国 ”——意味着他突破母族文化之限而意识到中国民族文化宝藏。此次的“皈依”又引发了他对世纪末的人的处境问题的思考 我觉得,这段话不仅引领并决定了马丽蓉整部论著的方向,而且也使我从一种汉语思想的狭隘中解放 出来,去重新思索张承志肉身的飞升与坠落。我明白,这种坠落从某种程度上是在直面人类的困境、是在迎遇生存如何奔向终极的挑战。 一直以来,我是喜欢那种带有同情和理解色彩的批评文字的,我觉得,批评的责任并不只限于如何重 新去架构一个新世界、去固化一个严谨与完整的结构。有时候,它也有必要去显现一些温脉的、富于情感的东西,它们就好比是一种润滑剂,会让坚硬的骨骼运转得顺畅、舒适。 我想,马丽蓉的这部论著虽然在某些时候丢掉了那间“系统的大房子”,但她也因此而得到了一个诱 人的花园,她可以为这座花园画一张她最熟悉的地图。这张地图,不仅使张承志在新的学术视野里 获得重新定位与再评价,消除了某些学术盲点和相关误读,也为今后的作家作品研究展示了广阔的 文化空间,从而具有了填空补白的学理意义。责任编辑:李有智63心灵的地图——读《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刘群$青岛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山东青岛266071<正>2002年3月的一个下午,我见到了马丽蓉送我的新著——《踩在几片文 化上:张承志新论》,封面上隐约闪现的黄土高原,一边被染成了深青色,一边则是略带灰白的苍 茫,直觉告诉我,这似乎是在暗示着此书颇具有内涵深重而不失灵动之风的。它一下子把我的记忆 拉回到读大学时的1993年,那时当我第一次阅读完张承志的《心灵史》时,我感受到一种近乎 终结的力量,我发觉,文学走上信仰的那一瞬,就已经不存在了,剩下了的只是一片白茫茫的书页 。他的作家身份,而被急需理想主义旗帜的汉文学界理想化了,一些人把他当成了“一面旗帜”, 同时另有一些人跳起来解读,说他是一面如何如何的旗帜或者分析他究竟在干什么,究竟能否成为 一面旗帜。一些习惯了用主义说话的人则牵出了诸多的主义,什么文化冒险主义,什么文化恐怖主义,不一而足。 在我看来,本着汉文学的立场,不管你如柯去面对张承志,你都会遇到标准和判断习惯的问题,而这 些问题又常常成为造成误读的根源。在马丽蓉那里,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同样作为回民的她认为 ,中国回族独有的生存形式及其内隐形成了它只可意会的独特民族心理,比如对于“清洁”的理解 从前脚踏汉语词义场的张承志,会把它作为“纯洁”。“清纯”等,可以用来描绘美好的理想、醉 心的爱情等,但当他闯人“命殉清洁”的黄土高原时,浸透了民族不屈之血与屈辱之泪的“清洁”就变成了一种沉甸甸的东西了。 对于张承志和马丽蓉而言,人是有宗教素质和宗教情感的,这样的素质和情感,只有在宗教当中才能 体会。这其实与汉语思想当中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样一部论著 中,马丽蓉首先是一个感受者,一个经验者,然后才是一个研究者,～个批评家。这也使论著不仅有了感觉上的贴切与亲近,还有了宗教内部的注解与分析。仅就这一点而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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