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必备思想条件 ,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河的源头活水 ,因此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始终是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研究重点 ,也是海外中国现代史研究学者关注的课题 ,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 (为简便计 ,以下简称“传播”)研究成果最为突出。虽然对“传播”史研究发端于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 ,但作为正规的科学研究则是在建国后 ,大致可以分成二个阶段。 1 949— 1 976年为第一阶段。据不完全统计 ,发表文章 50余篇 ,著作五六本。在“文革”十年 ,我国学术界遭到文化专制的摧残 ,“四人帮”一伙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改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把李大钊打成“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 ,根本没有正常的学术活动。第二阶段从 1 976到 2 0 0 0年。改革开放的 2 0余年 ,随着我国学人的思想解放和海外学术交流的加强 ,“传播”史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特别以中共建党 60周年 (1 981年 ) ,70周年 (1 991年 )和纪念马克思逝世 1 0 0周年(1 983年 )为标志 ,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研究高潮。这一阶段发表文章上千篇 ,相关的图书 90余部。人们在透视这段伟大的文化重构历史现象时 ,所获得的不仅仅是历史知识 ,而且从中得到了十分有益的历史启迪。(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得到传播 ,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在理性世界的必然结果。1 840年鸦片战争 ,西方资本主义用大炮和鸦片 ,摧毁了中国古老而腐朽的长城 ,血与火的侵略没有给中国带来现代文明的福音 ,而使天朝上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境地。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 ,救亡与国家强盛 (追求现代化 )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代呼唤思想” ,为此先进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 ,围绕着这二大任务 ,开始在西方思想武器库中寻找救国的武器 ,走过了十分艰难曲折的思想旅程。面对资本主义的先进武器 ,先进的中国人在叹息东方文化中心地位消失的同时 ,掀起了一场旨在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 ,标举起“中体西用”的旗帜。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 ,宣告不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器物文化之路走到了尽头。于是中国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 ,他们救世的主导文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政治理论的主要思想是 :人类社会与生物界一样 ,始终是进化发展的 ,“生存竞争”是动物界进化的根本原因 ,这一法则也完全适应人类社会。人类在竞争中 ,智 ,德 ,力三方面强者大者胜 ,弱者小者败。淘汰分“自然淘汰”和“人为淘汰”两种 ,在“生存竞争”面前 ,“任天而治”者必被“自然淘汰” ,只有进行“人为淘汰”的“以人恃天”者 ,才能立足于世界并向前发展。这种后来成为法西斯理论来源的学说之所以当时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欢迎 ,根本原因就在它适应了中国救亡运动的需要 ,先进的中国人痛切感到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 ,是因为封建经济的破产和专制政治的衰败 ,其中政治制度是振兴中华的关键 ,于是他们从制度层面探索中国振兴之路。“花开两朵”。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社会实践 ,一开始就从两个方向前进。一个是百日维新 ,这场以日本近代改良运动为榜样的爱国运动只有 1 0 3天的生命 ,以悲剧落幕 ,表明中国企图走君主立宪的道路走不通。一个是辛亥革命 ,这场用暴力摧毁封建王权政治的革命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第一次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明灯 ,建立起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中华民国。这本来是中国洗刷半个多世纪民族耻辱 ,现代化启动的最好时机 ,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天性软弱 ,使袁世凯登上政治权力的宝座。袁氏是一个传统意识多于现代意识的统治者 ,对专制权力的迷恋和贪婪 ,使他倒行逆施 ,走上了复辟帝制的不归之路。随着袁世凯权威的破灭 ,传统的秩序分崩离析 ,政治的权威和权力危机 ,社会的认同与整合危机 ,文化道德的失范与脱序危机一齐爆发 ,使中国战乱频仍 ,民不聊生 ,脆弱的西方式民主荡然无存。救国之路何在 ?先进的中国人在痛苦中反思 ,在救亡运动中重新定位社会价值观 ,于是将探索的触角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深层的“道统”方面 ,掀起了旨在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运动 ,“民主”与“科学”启蒙了一代政治文化精英 ,为五四爱国运动开辟了道路。有学者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命题 ,实质上断裂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思想之路。救亡与启蒙不是对立的 ,而是相辅相成 ,彼此互动。五四爱国运动又极大地促使整个国民的民族觉悟和民主意识的复苏。一批新型的革命知识分子正是以五四运动为契机 ,开始从“西化”向“师俄”的文化范式的转换 ,将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转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 ,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 ,不仅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社会 ,并且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第一次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在海外较为流行的有一种所谓的“移置”说 ,即共产党的建立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在中国缺乏阶级和思想基础 ,是共产国际和苏俄外来势力“移置”的结果。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新鲜 ,在当时就十分尖锐地摆在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他们主要是从三个层面来回答 :一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 ,被强行地拉入资本主义体系 ,中国不是没有现代经济 ,而是与发达的工业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不是没有无产阶级 ,只是人数不多 (失去土地的农民则是大量的后备军 ) ,因此中国存在产生共产党的经济和阶级基础。一是他们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来论证 ,自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 ,世界就成为一个整体 ,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国界 ,无产阶级革命同样也没有国界。十月革命后 ,人类社会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中国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的鼓舞和帮助下 ,完全可以快速地进行社会革命。一是从上层建筑反作用来论证。他们指出思想 (意识 )也是没有国界的 ,由具有先进生产力国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 ,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反作用 ,推动生产力落后的中国 ,可以使中国不经过发达资本主义的阶段 ,很快地赶上世界前进的步伐 ,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命题当然也反映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和运用上的幼稚 ,存在教条主义片面性的倾向。但如果仔细地研究 ,不难发现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在 1 92 1年年底和 1 92 2年初 ,已经有人提出了“
完全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李汉俊在与张闻天讨论中国革命的问题时 ,指出我们所说的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并不是立刻 (2 4小时 )实现 ,所谓“完全的社会主义”只是一个方向 ,最终目的。中国由于产业幼稚 ,商品经济发育不全 ,因此要达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之前 ,要有一个过渡时期 ,这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应该保留资本主义的某些东西。这表明他们对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次进步 ,其经济政策与后来提炼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则是相通的总之 ,先进的中国人最终锁定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从 80年救亡运动中 ,在西方各种政治方案受到挫折后 ,得出的合乎逻辑发展的必然结论。(二 )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纷繁的各种思潮中 ,不断地扬弃 ,用最先进的理论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他们所处的时代各种思潮与流派互相撞击与交融 ,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思想画面。面对百花齐放的思想状况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最激进知识分子 ,将民族解放视为对异文化选择的深层动因 ,取拿来主义 ,并没有将自己的思想禁锢在某一种思想模式内 ,而是将其拿到能否解决中国最紧迫问题的天平上衡量 ,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就取之 ,否则就弃之。资产阶级民主 ,达尔文社会进化论 ,尼采的超人哲学 ,空想社会主义等等 ,到中国之初 ,是作为先进思想被引进的 ,而且 ,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深浅不一地受到了影响。在五四时期 ,俄国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ＭｕｔｕａｌＡｉｄ :Ａ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颇有市场。互助论是克氏的理论体系的基石 ,集中反映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观。它认为人类依靠互助的本能 ,就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互助论是将伦理主义视为改造社会的根本途径 ,“互助本能”的思想是对“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一种选择 ,其底蕴在于人人是天生自由 ,平等的 ,毋需借助权威和强制。它的内核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恶”的批判 ,期盼建立一个人类普遍道德的“善”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在五四时期欢迎互助论 ,是因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失望 ,企图寻找新的救国道路。当然 ,他们并没有将这两者看成绝然相反的二极 ,而是努力将其调融在一起。陈独秀在《答李平敬》中的话有代表性 :“人类之进化 ,竞争与互助 ,二者不可缺少 ,犹车之两轮 ,鸟之双翼 ,其目的仍不外自我生存与进步 ,持其间境地有差别 ,界限有广狭耳。克、达二氏各有真理之一面 ,合二氏之书 ,始足说明万物始终进化之理。”<1 >五四运动后 ,在神州大地涌动的新村运动、工读互助运动和勤工俭学运动都是这个理论在社会中的实验。这场企图脱离社会 ,在工厂、乡村实行共产主义生活 ,养成“善”势力以达到改造社会的改良运动 ,在各地实验相继失败 ,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深刻地反省。他们敢于告别过去 ,敢于否定自我 ,用青年周恩来的话讲 ,就是反复推求比较 ,在异文化中寻找新出路。一度热衷于勤工俭学的赵世炎觉悟到以前的实验“都有些蹈空” ,面对失败 ,他没有失望 ,而是发扬“再蹶再起”的精神 ,“从冷静处窥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