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 ,与国民党军政当局和各界人士合作 ,在湖北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是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 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湖北的统一战线工作 ,依据抗日战争形势和国民党政策的变化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 )从 1 93 7年 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 93 8年 1 0月武汉失守 ,党主要在武汉从事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初步建立起以武汉为中心、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湖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 93 7年 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了推动湖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党在武汉迅速建立起领导机关。 1 93 7年 9月 ,中共中央派遣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达武汉 ,在汉口成立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1 2月 ,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也到达武汉 ,并在武汉建立中共中央长江局。与此同时 ,党还在武汉先后成立了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和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主要作了以下工作 :第一 ,指导鄂豫皖边高敬亭领导的红 2 8军和湘鄂赣边傅秋涛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展开谈判。在谈判过程中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等中共领导人及时向高敬亭部、傅秋涛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策略方针 ,纠正了一些部队在改编过程中接受国民党派遣军官的右倾错误 ,成功地防范了国民党当局利用改编之机消灭红军游击队的阴谋 ,在完整地保存这两支红军游击队实力的前提下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 ,结束了武汉周边乃至整个华中地区国共双方军事对抗的局面。第二 ,同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谈判 ,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自 1 93 7年 1 2月至 1 93 8年 1 0月 ,中共代表团在武汉同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了 1 0余次谈判。谈判主要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和组织形式、陕甘宁边区合法化以及八路军和新四军扩编等问题进行。谈判虽未达成重大协议 ,但中共代表团提出的一系列建议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党 ,更重要的是通过国共两党的频繁接触 ,维持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局面 ,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三 ,加强同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联系与合作 ,建立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除了加紧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谈判外 ,还加强了同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这些统战工作大都是通过董必武、周恩来等人进行的。1 93 7年 9月 ,董必武一来到武汉 ,便同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严重 ,建设厅厅长石瑛 ,以及李书城、李范一、张难先等知名人士建立了联系 ,向他们反复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同他们协商国共两党在湖北地区合作抗日的具体事宜。在他的努力下 ,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共产党的抗日地位 ,并在培养抗日游击队干部和地方建设人才、组织民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方面 ,与共产党人进行了广泛合作。周恩来到达武汉后 ,也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先后与张治中、邵力子、张冲、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陈诚、黄琪翔等人建立了密切关系 ,并通过他们的支持 ,于 1 93 8年上半年在武汉先后成立了许多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国组织和救亡团体。第四 ,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军界和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当时 ,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前线节节溃败 ,一些军官感到国民党无能 ,纷纷来到武汉求教于中共党人 ,寻求中国抗战的出路。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热情地接待他们 ,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方针和政策 ,阐明抗日战争一定胜利 ,但不能速胜的道理 ,鼓舞他们抗战的信心。当他们要求中共代表团派出干部协助他们时 ,周恩来等人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先后派出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骨干 ,到国民党桂军、川军、滇军、东北军、西北军中从事统一战线工作。通过这些统战工作 ,大大增强了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日倾向和力量。第五 ,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爱国进步人士的联系 ,利用各种关系发展革命力量。 1 93 8年上半年 ,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人同各民主党派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周恩来经常在汉口中央银行的楼上 ,同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 ,国社党的张君劢 ,青年党的左舜生等聚商国事。正是这种经常的坦诚的交谈 ,使他们逐渐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进而拥护中共的抗战主张 ,为他们在抗战中同中共合作打下了基础。通过上述卓有成效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湖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起来。湖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 ,不仅为抗战初期以武汉为中心的全省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兴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也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党在湖北发动和领导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 )从 1 93 8年 1 0月武汉失守到 1 940年 9月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初步建立 ,党主要在武汉外围地区从事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 ,使湖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1 93 8年 1 0月武汉失守后 ,湖北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治上 ,随着武汉失守 ,原在武汉的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大多已撤往重庆 ,湖北的上层统一战线不复存在。由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方针的确定 ,具有国共合作统战性质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和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 ,也面临着被解散的危险。在军事上 ,武汉外围约有 2 0余万日伪军同 40余万国民党军在此相持。这些国民党军中 ,既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又有杂牌部队 ,还有湖北地方的土顽部队。而共产党在该地区领导的抗日武装 ,仅有十几支力量弱小、互不联系或联系甚少的游击队。在这种形势下 ,1 93 9年 1月 ,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委派 ,率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 ,自河南确山县竹沟南下湖北 ,执行党中央赋予的深入日伪军与国民党军对峙的前线 ,组织和汇集党的武装 ,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随后 ,陈少敏、朱理治、任质斌等人也先后率部来到湖北。李先念等中共党人来到湖北后 ,清楚地认识到 ,要想迅速打开湖北抗战的局面 ,仅靠新四军游击大队和各地党领导的小股游击队是不行的 ,必须团结湖北各方面的力量 ,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特别是要处理好同国民党军队和湖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因而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 ,深入发动群众 ,建立抗日武装 ,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先念在南下湖北途中 ,就沿途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要求各地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 ,建立抗日武装 ,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形成拳头力量 ,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各地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 ,人民群众纷纷参加抗日武装 ,成立救亡团体 ,壮大抗日力量。其中 ,鄂中地区党组织通过自上而下的号召和串联发动 ,于 1 93 9年夏初在县、区、乡普遍组织起半军事半政权性质的群众组织——“抗日十人团”。数月之内 ,该组织很快普及于京 (山 )安 (陆 )应 (山 )和天 (门 )汉 (川 )等地。李先念等人来到鄂中、鄂东等地后 ,每到一地 ,更是深入发动群众 ,不断建立和汇集党的抗日武装力量 ,为在湖北地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第二 ,同湖北各界进步人士真诚合作 ,发展和壮大抗日武装。 1 93 9年 6月 ,李先念在赵家棚召集安陆、应山等县国民党县党部、各区负责人和开明士绅开会 ,阐明新四军进入鄂中的抗日目的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与到会人员共商合作抗日事宜 ,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 ,从而为新四军挺进鄂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铺平了道路。6月中旬 ,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养马畈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会议根据中原局“目前新四军刚到鄂中 ,应积极活动 ,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寇 ,以便扩大影响 ,巩固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 ,决定将鄂中、豫南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的成立 ,是鄂豫边地区中共党组织坚决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的胜利 ,标志着鄂豫边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三 ,积极争取同国民党西北军、川军、桂军合作抗日 ,友好相处。 1 93 9年 2月 ,李先念刚到湖北时 ,便在陶铸、许子威陪同下 ,从随县长岗店到均川杨氏祠会晤国民党湖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石毓灵 ,同时 ,还会见了川军 1 2 7师师长陈离等人 ,与他们建立了联系。李先念到达鄂中后 ,更是经常与国民党西北军何基沣、张克侠的部队保持秘密联系 ,致使他们在人员、装备、经费等方面给新四军一些援助 ,他们在被迫执行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命令时 ,总是事先向新四军打招呼 ,从未发生过真的武装冲突。1 940年 5月 ,当国民党川军 1 2 5师的一个团在安陆李家冲同日军作战被日军包围时 ,新四军主动支援 ,使其得以安全突围。对以李宗仁为首的国民党桂军 ,党也作为团结的对象 ,曾经派遣一些党员和革命进步青年参加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等组织 ,开展统战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 1 940年 4月 ,党又派朱明达到第五战区第一支队戴焕章部开展统战活动 ,经过谈判 ,同戴部达成了“经济上互通有无 ,军事上互不侵犯 ,关系上互相保密 ,政治上共同抗日”的秘密协议。即使桂军在反共高潮期间不断制造磨擦时 ,党也是一面组织力量从自卫立场出发予以还击 ,一面开展统战工作 ,尽可能与他们建立良好的统战关系 ,争取他们一致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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